央行媒体：勿以逆周期调节替代结构性改革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是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定调，这一措辞充分说明了未来形势之复杂严峻。
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因素。
一是国际经贸形势严峻，中美贸易摩擦走势难以预估，全球经济复苏动能整体放缓，这会对我国未来出口形势带来严峻挑战。虽然从规模上看，2018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2017年全年，但出口增长已由2018年10月份的21.4%降为了2018年11月份的10.2%。同时考虑到2018年出口增长较好存在应激式“抢出口”增长特征，这一方面透支了2019年的需求，另一方面抬高了同比基数。在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政策不确定的环境下，全球经济复苏放缓，2019年外需走弱压力加大。
二是外需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减弱，消费需求不稳，投资需求不足，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2018年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1%，其中2018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8.1%，为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其背后是汽车、通讯等消费显著下滑。考虑到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已达七成，消费增长的放缓值得关注。投资方面，2018年前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9%，增速仍处于低位，但一大亮点是制造业投资保持回升态势，累计同比增长9.5%，高科技行业投资继续保持高景气状态，这一方面和国家政策支持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在往高端方向转型。
在国际国内因素出现“几碰头”的情况下，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需要进一步发挥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这能够降成本，激发微观企业主体活力，更重要的是能够直接刺激民间投资和民众消费。
货币政策方面，日前召开的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时强调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这些表述基本延续了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货币政策基调，未来货币政策调控也会注重增强灵活性和前瞻性，既不能迟缓，也不能过度，而是更加注重平衡。这也意味着2019年货币政策出现大水漫灌现象的可能性很小，听任宏观杠杆率继续大幅攀升、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有可能危及整体经济安全，这种权衡将会抑制“强刺激”政策的冲动。
总体来看，2019年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定向调控、精准滴灌仍是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特征。其中，资金面将继续处于合理充裕状态，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动员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表内信贷投放，对冲周期性收缩效应。
上述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可以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但依靠它并不能产生中国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运行中还有很多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既不能将经济下行压力简单归结为周期性问题，也不能寄希望于用逆周期调节去解决结构性问题。
为突出内外复杂环境的重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出路在于加大改革开放，并强调，“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能简单地从过往需求侧经济分析的反向进行理解，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体现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方方面面。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提升产品质量，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既顺应了当前我国消费正在从商品转向服务的趋势，更直接指明了当前服务业供给侧的短板所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会议强调“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2018年出现的民营企业发展困难问题，也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必须坚决破除民营企业发展障碍，提供民企、国企“竞争中性”的制度供给。
同时，也要看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的关系。以处置“僵尸企业”为例，新旧动能转换、新旧产业交替在金融方面即体现为,“僵尸企业”依旧吸收新的贷款和金融资金。可想而知，这些资金用在“僵尸企业”上，效果肯定是打折扣的，积累下来最终会形成银行的坏账。此外，“僵尸企业”挤占的并不仅是金融资源，还包括土地、人才、财政补贴等。可以说，不及时坚决处置“僵尸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劣币驱逐良币”，本质上是对新技术、新模式、新经济的负向激励。
最后，金融体系也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这实际上相当于金融体系的供给侧改革，即着力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一方面鼓励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通过进一步增加金融机构主体来提升金融体系全面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优化内部制度安排，着力提升服务小微、民营企业等长尾客户的能力。民营、小微、农村金融服务是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迫切需要。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也是金融机构战略转型的需要。
回顾过去40年，无论是1978年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还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迎来又一个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时期，当时的内外部压力都是促成国内改革向前迈出关键一步的重要动力。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改变我国经济运行的环境，这种挑战同样具有凝聚共识、打破掣肘、激励改革向前迈出一大步的潜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如何化危为机，唯靠改革。可以预见，2019年既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重大考验的一年，也是国内重大结构性改革实现多点突破的一年。（原题为《勿以逆周期调节替代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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