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朋友圈的“小趋势” 法兰西热议人口理论
【编者按】辞别2018年，迎来2019年。换过日历之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每周一的“国内思想周报”和“国际思想周报”也迎来了新的起点。自本期开始，两份“周报”合二为一，更名为“澎湃思想周报”，继续于每周一在“思想市场”栏目回顾国内、国际一周思想动态。
罗振宇的跨年演讲现场
国内：“罗胖”的“小趋势”撕裂“朋友圈”
元旦刚刚过去，除了迎来新年第一周，罗振宇一年一度的跨年演讲也“如约而至”进入公众视线。
这次罗振宇4小时演讲的主题是“小趋势”，聚焦大环境下的个体命运，提出：过去随大流分享时代红利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人们必须学会用新方法找机会，而这些机会，就藏在“小趋势”里。
在罗振宇演讲中提出：赶上大趋势，做一个超级平台，那是少数人的游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做的是捕捉到小趋势，然后把他变成自己命运的一部分。幸运的是，小趋势的逻辑里没有“末班车”，只要善于发现和把握小趋势，总能找到新机会。
如何抓住并践行小趋势？罗振宇提出“扎心五问”：我能看到事实吗？我能感知“非共识”吗？我的时间够用吗？我的力量从哪来？时间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跨年演讲举办到了第四次，一如此前几年一样，大多数没有去现场沐浴4小时付费的“知识”的人们，在新的一年里也能迎来了又一波关于“罗振宇骗局”的议论。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罗振宇搞这个演讲，与他做“得到”和“逻辑思维”都是同一种套路，就是贩卖焦虑。”
也有文章直接针对“知识付费”，认为：“这两年，到处都在喊知识付费。付费听课的人赢没赢我不知道，反正罗胖肯定是最大的赢家。”
“澎湃新闻”的《知识付费时代的成功学：在消费主义洪流中贩卖希望和焦虑》一文对“知识付费”是这样分析的：互联网技术加持下的文化产业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受众参与面广等特点，伴随网上文娱产业的蓬勃发展，网络视听文化消费悄然兴起，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结构的组成部分。消费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文化身份表征，反映了消费主体的阶层属性和偏好诉求。其中，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已然成为网络视听产业文化消费的重镇。
目前能见到情绪较激烈的评论是：“中年人听罗胖的跨年演讲与老年人买权健的营养保健品，其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一棍子击打到了“中年人”和“胖”。
“对于这种动辄上升到“本质上”的说法，我们是应该有点警惕的。”这是“澎湃新闻”在评论《马上评｜嘲笑罗振宇可以，但别把罗振宇与权健划等号》中提到的观点。毕竟，“权健已经因涉嫌传销犯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了，罗振宇再不堪，也不能与权健相提并论吧。那不光是对罗振宇的苛责，更是对权健的过度宽容”。
于“贩卖焦虑”之外，“澎湃新闻”的评论文章对于“知识付费”现象的解释是：“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未来，人们试图通过跟随一些“先知”，来减少内心的迷雾。受众们或许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但也不应该遭受嘲笑，毕竟没有人教他们该如何鉴别知识。”也提出了希望：“求知的路上没有捷径，也没有万能的“先知”。也希望知识付费的热潮不要在钞票声中留下一地鸡毛，而是能真正为开启学习型社会提供动力。”
而罗振宇本人也在朋友圈发消息：“刚刚去把卖我健身卡的骂了一顿。我减不了肥，不赖你们赖谁？明天还准备去骂书店，谁都别拦着。”既回应了“胖”，或许也在暗示其产品与“权健”相比更像是“健身卡”。
国内：《地球最后的夜晚》撕扯观众圈
即使错过了“小趋势”，还有“地球最后的夜晚”。
选择以“跨年之夜”进行营销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饱受争议，也让导演毕赣迅速进入公众的视线。
青年导演毕赣于2015年曾凭借《路边野餐》赢得一座金马奖，这次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则更是收获了票房。
在12月31日打出“一吻跨年”的营销策略，并在抖音上投放广告，这部“小众”且“文艺”的电影吸引了大量观众走进影院。影片预售为1.6亿元人民币，首日票房高达2.64亿元，问鼎了当日票房榜冠军。
根据网上流传的该片跨年观影活动的营销方案：“影院可选本片做跨年活动，可选择在12月31日21：50开场，影片结束时恰好就是0点0分跨年那一刻，观众可与最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一个最有仪式感的夜晚，一吻跨年！”
然而，不知道究竟是电影太精彩还是太糟糕，流传甚广的调侃是类似这样的：看着看着睡着了，在0点0分跨年那一刻醒来预备“一吻跨年”，身边的女朋友不见了……
有观点认为该片内容过于晦涩，不少观众感到被营销欺骗，因此才掀起了舆论风波。
此后，伴随着该片第二日票房迅速坠落到1116万元的“平流层跳水”，大量“营销号”果断出手，针对其“营销”，就“营销”谈“营销”，不亦乐乎。
发表在“澎湃新闻”的《无意识的心灵与理性的美丽新世界之间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一文试图将对该片关注的焦点拉回到电影本身，提出：“当《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三四线城市、抖音为阵地，刻意突出作品的爱情元素，进行“一吻跨年”的营销模式时，这本身就是对正常商业逻辑的一次巨大的、严重的冒犯。因此，这次冒犯遭遇到铺天盖地的来自观众、来自业界的双向反噬，本已不足为奇。”
或许恰如该文章作者指出的——有关这次“营销骗局”的公众讨论，往往成为一种市场规律的“同义反复”：观众斥责没有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电影，业界指责营销方为了商业利益对营销对象的刻意错位，然后再按照基于大量的市场调研的市场逻辑指出“精准营销”的重要性，批判此次营销对市场、对观众信心、对未来的电影营销产生的“伤害”，继续编织“观众无辜”的社会神话。
文章最后打了一个比方：之所以采取“冒犯式”的营销手段，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其技术上具备革命性的70分钟3D长镜头的拍摄，消耗了巨额成本……如果这个长镜头所剩下的唯一意义仅仅是从来没有拍电影的人这么做过——你觉得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件事，可以吗？
2019年的第一周，拉扯着观念的话题看上去是一场讲座或一部电影，其背后却总是逃不了那名为“金钱”的背影。
当“2018”被替换成“2019”这样一如既往充满仪式感的时刻到来，谁不希望潺潺流动的货币在自家门口泛滥起来呢？
“澎湃新闻”最新发表的袁长庚的文章《田野｜权健帝国背后：直销从业者都是“被洗脑的疯子”吗？》文末写道：“非法传销也罢，合法直销也罢，如果从整体上俯瞰，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是种种“正常原则”的汇聚，但是当这些原则融于一身且推演至极的时候，其狰狞面目才图穷匕见。在这个题目上迁延日久，我愈发感觉对直销热潮的深入解读足可帮我们厘清对所处时代的种种误读。这些误读有些是因为缺乏深入的经验，有些则是沉迷于旧的分析范式，更多地则表现为语言体系上的滞后。直销行业的规模再大，于时代而言也只是冰山一角。但我们能否透过这一角校正对时代的认识？这或许是权健事件过后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
拼死偷渡地中海的难民，《纽约时报》12月26日发布的视频的截图。
国际：NGO组织就难民遭遇向欧盟连番发难
《纽约时报》官方网站“观点”栏目2018年12月26日发布了一则有关欧洲国家放任难民葬身地中海的16分钟纪录短片。该片由《纽约时报》联合 “法务海洋学”（Forensic Oceanography）与“法务建筑学”（Forensic Architecture）两家有美、英、意多国背景的NGO人权调查组织摄制，片中展示了2017年11月一艘载有150名难民的船被救助的详细过程，救援行动当天有20人溺亡。近日，这场悲剧的幸存者向欧洲人权法院对意大利提起了诉讼。
从短片中可以看到，当天该船在利比亚海岸线外的国际水域曾向意大利当局求援。作者在影片中表示，造成难民死亡的主要责任在于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称其真正目的不是拯救将要溺亡的难民，而是干扰德国Sea-Watch等NGO组织的救援行动。在片中，警卫队的船只过于靠近难民船，部分难民死在两船夹缝中，水中没有放置任何救生艇，利比亚船员向在场的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投掷炸弹，随后殴打上船者，以至于部分人宁愿留在海里。当天Sea-Watch共解救58人，47人被警卫队带回利比亚关押在拘留营。片中来自两个组织的分析人士认为，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导致了这个个案中拦截优先于救援的情况：“根据欧洲人权法庭2012年的一项决议，被欧洲民用或军用船只救助的难民，必须被带到一个“安全”港口，通常是意大利或马耳他的欧洲港口，而非有大量侵犯移民人权报告的利比亚。”
影片指出：2017年2月意大利曾与获得联合国承认的合法政府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签署协议，合作打击非法移民及人口、物资走私活动。根据该协议，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将接受欧盟培训，而意大利政府负责捐赠或修理巡逻艇。此外还建立了一个救援区，此区域自此以来一直被利比亚海警作为驱离人道主义救援船的依据。影片观点认为：“这对意大利和欧盟来说是一种“理想状态”，既能有效防止难民在欧洲登岸，又能撇清自己对难民人身安全的责任。”影片作者表示，17位幸存者已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支持的两家全球移民法律研究组织协助下，向欧洲人权法院对意大利提起诉讼，并称“这一诉讼将敦促欧洲法院认定，各国不能将其法律和人道责任转嫁给有争议的合作者，否则必须对此类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
另据法新社1月4日报道，多家NGO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谴责欧洲各国刷新了“耻辱纪录”。起因是近日一艘载有30多名难民的人道救援船，由于沿途被欧洲多国拒绝停靠和入境，在地中海上已辗转漂泊长达14天。
12月22日，德国NGO组织Sea-Watch3租赁的一艘载荷兰救援船在利比亚沿岸解救了32名难民，这些人来自尼日利亚、利比亚和科特迪瓦，其中包括3名分别只有1岁、6岁和7岁的孩子，3名无成年家长的青少年和4名女性。因遭遇风暴和严寒，该船申请在马耳他瓦莱塔港暂时停靠遭当局拒绝。该组织负责人亚历山德罗·梅茨称：“孩子们饱受晕船呕吐、体温过低和脱水的折磨，欧洲的部长们却还在为这32个人命运互相推诿。我们现在确实很悲惨，可他们更的命运更是人间惨剧。”该组织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呼吁欧洲各国，“从马耳他和意大利开始，为这些难民提供一个安全的，符合国际法的避风港。”
另一家德国NGO组织Sea-Eye随后指出，他们也有一艘救援船被封锁在马尔他海岸线外，船上的19名难民从12月29日就在此海域等候入境许可。荷兰、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对这批难民的归宿表示沉默，但柏林和海牙两地最终开了绿灯，条件是要求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多个德国、意大利城市随后表示愿意接受这批难民。那不勒斯市长马吉斯特里斯（Luigi De Magistris）表示，自己将亲自监督他们的入境接待工作，作为向其政敌——极右派联盟党党魁塞尔维尼（Matteo Salvini）发起的挑战，后者在去年6月1日当选意大利内政部长后，决定完全关闭意大利边境口岸。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数据，2018年约有113482名难民跨越地中海追求安定生活，而有2262人不幸葬身波涛。
法新社（AFP）官方推特的图表，按照该图表的说法，“减少一个孩子”（最下条）是所有减排方法中最有效的。
国际：马尔萨斯搭生态顺风车回归法国
近来，是否要为拯救地球而改变生育政策的话题在法国引发热议。法国自1930年代末以来，一直推行国家发放家庭津贴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然而，一批20-30岁的年轻人出于对地球环境恶化的关切，纷纷表示将不要或不多要孩子。理由是一种基于马尔萨斯理论的简单化推理：为了减少污染、减少能源消耗，人类应该致力于减少人口总量，停止过度自我复制。因反对核电、反对人口增长而走红的独立调查记者努阿拉（Laure Noualhat）去年秋天出版的新书《给没有孩子的人的公开信》受到一些人的追捧。法新社去年10月在官方推特上发表了一份环境研究报告图表，显示“少生一个孩子”是减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措施，面对多数民众的愤怒回应，该社立即在推特上声明：“你懂的，法新社可不会做让你们少生孩子这种事。”
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人们是否应该放弃对生育后代和亲子关系的渴望？《新观察家》杂志1月4日发表文章，邀请前环境部长伊夫·科歇（Yves Cochet）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的历史学家、环境问题专家让-巴提斯特·弗雷索（Jean-Baptiste Fressoz）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
科歇目前领导着一家致力于研究“缓和人类纪社会冲击所需过渡”的智库“动量学院”（Institut Momentum）。他认为通过减少生育来减少地球居住人口总量，对解决气候危机的效果不言而喻。他借用日本能源经济学家茅阳一（Yoichi Kaya）提出的Kaya方程I=PAT来概括影响环境的诸因素：为了量化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I），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人群的总体财富（A），它用以生产能源和商品的技术（T），以及它的大小规模（P）。“因此我们进行决策不仅要依据财富和技术因素，也需要考虑到人口统计数据。”
科歇呼唤马尔萨斯回归，认为之所以这种解决方案在法国成为禁忌，是因为人们的思想仍然渗透着圣经要他们“生育繁殖，充满大地 ”的思想影响。他认为：“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生产更多。人口统计学告诉我们，大地已经被充满了。”他建议法国政府逆转鼓励生育政策，让人们“拥有的孩子越多，得到的津贴越少，直到生育第三胎就没有分文。”科歇拒绝承认想要孩子的愿望是一个个人问题，他认为：“这已经是一种政治抉择。不要额外的孩子是首要的环保态度。想要孩子还可以去领养，无家可归的孤儿多得是。”
针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批评通常会指责其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科歇表示他丝毫不是针对那些贫困的国家。“正相反，富裕的国家是最有必要减少人口的，因为他们也是在生活方式上污染最严重的。此外，限制本国人口将更有利于向移民开放国门。”
弗雷索作为《人类纪现象》（L”événement Anthropocene）一书的联合作者，也是研究人口因素对环境影响方面的专家。针对法新社图表中推导出的“减少一个孩子最能减少碳排放”的结论，他指出“这些数据只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孩子”。然而今天世界人口增长最为强劲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这些地方的碳排放极低。他强调“人口统计并不是气候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从1800年到2000年之间，世界人口增长的百分比是6，能源消耗至少为50，资本则增加了134。”
他提醒人们警惕对污染问题一概而论的“全球”统计数据：“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言论中，人们很喜欢讲“人类”的大概念，展示全球性的数据曲线，说我们进入了“人类纪”，也就是说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第一次完全由人类活动来主宰。提出这种想法勇气可嘉，但掩盖了各国碳排放量并不对等的事实。美国的年人均碳排放量是16.5吨，而孟加拉国人只有0.5吨。”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归结在人类数量上的“人类纪”，弗雷索觉得不如说现在是一个“资本纪”。
弗雷索认为，法国政府机构决策目前还不至于将环保问题归结为人口问题，它仍然只是单纯的“能源、交通结构转型”问题。“但我们当中毕竟有发起“地球状态警报”的15000名科学家，计划“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和制定长远的可持续人口规模”。
弗雷索坚定地认为马尔萨斯主义“是一种根治在西方白人精英主义中的思想，有随时倒向种族主义的风险，且必然是优先针对贫困人口的。”他提醒人们不要忘了1960-70年代马尔萨斯主义盛行时对“人口炸弹”的警惕，美国生态学家加特勒·哈丁（Garrett Hardin）甚至以此为依据呼吁推行强制绝育政策。“今天衰退颓废主题甚嚣尘上，不也一样助长了令人作呕的政治影响，担心非洲国家动荡带来移民人口“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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