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口述（下）：创新靠民企 坚持全球化
【编者按】
近几十年，世界承平日久，乐观的人们以为，个人命运可以握在自己手中。回头看来，在逝去的岁月里，个人命运是随时代起伏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有极强的关联。在跌宕起伏的大势中，经济学家群体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和个人选择，他们的经历和治学与国家时代命运又有着怎样的交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大时代经济学家”系列口述，讲述中国经济学家个人成长、治学故事，以及大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
今天我们刊发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口述的第二部分。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关系？
田国强：以史为鉴，知兴替，如我在合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有过三次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分别在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计划经济，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它整体上无法从根本上同时解决国企的效率低下、挤压民企、不利创新及造成社会不公这五大弊端，并且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并将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
的确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经济主导。早在1994、1995、1996年，我就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则主要是向专业学者阐述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及其如何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逐步落地的探讨。三篇论文分别是《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改革》《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给出了一个在转型过程中“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该理论框架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将依赖于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根据经济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给出不同的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它表明，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并论证了通过不断改善经济制度基本环境的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合理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民营经济大发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把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归结于党的领导，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党的领导，也有人归结于政府的主导，但改革开放前也是政府的主导，甚至更厉害。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前后都有的因素。辨析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应按照实验物理学中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还要找出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经济增速的巨大差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新因素就是邓小平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选择和市场化的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改革。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民营经济的非国有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在今后的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及其减少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仍将会起到主要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歧视性政策等，同等对待民营经济。
十九大报告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直接使用民营企业表述，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无疑是抓住了发展的关键。民营经济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已经占绝大部分比重，为什么下一步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还是要靠民营经济呢？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这个得靠政府、大学。
由于基础科学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稳定，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创新。二者一个立足当下，一个立足长远，不可偏废，不应对立。
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和商务方面的创新基本靠民企，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创新的成功率是多大？即使在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其创新的成功率只有5%左右，在中国可能连5%都不到，如果创新只有5%的可能性，国企敢创新吗？哪一个国企的领导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新，即使他敢，上级主管部门会同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即使厂长经理敢去创新，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让你冒大的风险去创新，因为拿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去创新，但是创新95%的可能性是失败的。并且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中的国企有激励和动力去创新？这样，创新只能主要靠自愿承担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企。老百姓不一样，民营企业哪里有钱哪里赚，甚至是铤而走险，无论怎样，失败了是亏你自己的钱。所以说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更加要靠民营经济，能不能让民企和国企公平竞争，同等地对待呢？
但是，现在有一些非常不和谐的论调，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完全相背离，那就是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主要观点是“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理由是“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而“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多民营企业为了生存，主动向国企靠拢，寻求公私合营。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结果是什么？是随后公有制经济的铁板一块，是经济的激励扭曲和低效。中国一定不能再折腾回去，重走那条老路。
澎湃新闻：中国有没有能力重新走向封闭？
田国强：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弄不好正好中了对方的下怀。难道不是？在当前的贸易摩擦中，对方就是想形成一切可能的反中统一战线，孤立中国，使之经济萎缩，逼你退回到自闭状态，这点想不清楚，后果将十分严重。
从内部看也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这一结构转变不应是靠国家资本主义、靠产业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造成由头而遏制中国，从而需要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力度，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重中之重，同时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的基本职能边界之内更好发挥作用，包括作为“裁判员”的规则维护者作用，而不是作为“运动员”高度嵌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同时，提升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及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依法治国能力的提升最终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的，我想这次也不应该例外，中国不但不能走向封闭，而且需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第二，主动面向国际资本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倒逼打破国内民营资本的有形无形投资壁垒，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减轻外界认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印象；第三，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营商环境，激发、培育和保护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目前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形成共识了吗？
田国强：应该说，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了，从党的决议、政府文件、学者著述、媒体报道等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市场经济的肯定表述。当然，也不否认存在各种各样的杂音，这个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理念上和教条主义的原因。一些人常常将经济学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化，我不否认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但是不应该将其教条化，将经济学藩篱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那样，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工具，从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关键。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要取得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在市场化改革措施和政策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利益上的原因。市场化的改革，会触动一些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起始于30多年前的上一轮改革，之所以能很快凝聚起共识、形成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积重难返的极端旧体制成为众矢之的。但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现有利益或将改革和改革失误所导致的问题混为一谈而反对市场化改革，其原因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满足于现状，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新一轮改革所面临的既定利益格局已不那么容易打破，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下降，或由于自己的东西被改掉反正无法高兴，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本身有问题，而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动力和勇气。所以，下一步首先当然还是要让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利益阶层不反对改革，一方面尽量做到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还要从理念上影响他们、团结他们。
澎湃新闻：个人在这种局面下，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未来？
田国强：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大环境是外生给定的，大家都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我们能做的改变非常有限，所以最优的心态就是面对。同时，也不要将自己及其专业的作用想象得无限大，个人是无法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当然是自不待言，也是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但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关键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个人的作用就更加有限。当然，也不能完全束手无策、毫无作为，我们作为学者应该为改革鼓与呼，为开放鼓与呼，希望政府能真正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中国古语有云四十不惑，不惑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航程，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更大力度的全球化开放，不埋头苦干、韬光养晦，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并且这样的改革一定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统一的改革，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及其各个层面互动互补的综合改革治理，才有可能应对，导致平衡充分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当前的中美形势和国际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经贸摩擦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为此，当前急需统一思想，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各种思想太多，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与央行等，都有一些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使得下面很多部门方向感缺失。我们要从思想上、方向上进一步统一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上来，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协调，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正确处理好目标与过程的关系，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口述人简介】
田国强，1956年生，1982年获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教授。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2004年起出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编。他所创导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创新平台”项目试点，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引领了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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