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 读冯诚先生《镇版报道的气质养成》有感
与冯诚先生同为新华人,落笔写这篇文字时仍缘悭一面。我入职新华社那年,冯诚先生已是地方分社主要领导。我的专业是新闻评论学,也写过成百上千的评论,于报道写作却没有心得。因之种种,对这本精品报道集,我需要的是花时间研读,发议论并不恰当,谈点读后感倒可以。
首先,从体例来说,这个报道集有独特的文本价值。
我读了七年新闻学,回忆当时所用教材教辅,基本是选刊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专家学者来谈这些作品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这当然无可厚非,并且常能揭出作者所未察未悟者,却也不免有搔不到痒处的遗憾。
这本报道集则不同。报道后面都附有作者的《采写感言》,告诉读者这些“镇版之作”是如何采访、如何剪裁、如何写作,为什么要那样采访、那样剪裁、那样写作。作者“现身说法”,如果洗去“自卖自夸”,就可以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架起“不隔”的理解通道。作者自我解读或自我解剖,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所谓个中滋味,甘苦自知。作品在前,解读其后,如徜徉于华屋,听作手讲解如何设计、如何选材、如何架构,浸淫其中,揣摩玩味,一定有助于青年学子获得相当丰富生动的间接经验。但我绝不是说,这种体例对习见的体例构成否定或贬低,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而是互补。
点出这个文本的独特性价值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我最想说的话。我最想说的,是这个文本彰显了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则是在为新闻立学。
二三十年前,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的争论还有余音,如今则几乎成了绝响。不是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被解决了,而是被搁置、被湮灭了。互联网时代,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键盘侠,于是仿佛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是记者。新闻行业的门槛仿佛已被冲掉,新闻职业的专业性被有意无意淡化,主张新闻“有学”似乎是件让人羞愧的事。果真如此吗?冯诚先生的报道集让人看到,新闻专业主义面临冲击和挑战,但记者这个职业不会消亡,新闻的专业性门槛依然存在。
手里有一个麦克风,能不能发出美妙动人的声响?买几个键盘不停敲打,能不能写出感染人、启发人的篇章?抄来抄去、转来转去,能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媒体?信耳食之言、搬会议材料,能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记者?像这本报道集中的《喜看“无锡拐点”》,貌似平淡无奇,细读之后,不妨自问:我真的懂调查吗?我真的会研究吗?我真的善于谋篇布局吗?我真的也能像作者一样在那样的情境中下一“拐点”的判断吗?我有这样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吗?我去无锡采访一趟,也能写出这样的报道抑或比它写得更好吗?新闻不仅“有学”,而且大有学问。
新闻之“有学”,不仅在于要经过采访、写作、摄影、版面设计等专门训练,也需要诸多专业知识储备。著名记者郭超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读书时,语言学老师是王力,文学史老师是游国恩,经济学老师是陈岱孙,这些都是大师级的师资力量。没有大师固然无法可想,虽有大师也要有心向学。没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如何能写好经济报道?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如何能写好法制报道?没有丰富的理论工具,如何能科学分析社会?新闻的专业性,不应仅仅理解为在技术上严格遵循专业化的报道规范,同时也应是对报道对象的专业化呈现。有了新闻专业知识,报道才能写得像个报道；有了其他专业知识,报道才能写得高人一筹。
新闻之“有学”,不仅在于书本中“有学”,也在于实践中“有学”。新闻工作的本质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记者成长的必由之路。新闻界有一个“传帮带”的好传统,有的媒体已将之制度化为“导师制”,有的可能已经丢掉了。新入职的年轻人,由资深记者带着深入实际采访几次,头脑中的书本知识就能活起来；自己一个猛子扎下去,则可能被斑驳的现实或成堆的材料淹没,甚至怀疑学过的知识是否有用。无论是求学时,还是工作后,遇到一个好老师,都是一种幸运。从这本报道集看,很多报道都是冯诚先生带着年轻记者调查研究完成的,那么他可说是个好老师。
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冯诚先生用“镇版之作”彰显了新闻专业主义,也用他动人的现代诗,书写了这个时代日渐稀薄的情感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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