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大光华院长刘俏：最可怕的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坏金融
今年1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易人，70后刘俏接替60后蔡洪滨，成为继厉以宁、吴志攀、张维迎、蔡洪滨之后，光华第五任院长。
刘俏拥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应用数学学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五道口）国际金融硕士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0年年底加入北大光华前，他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并获港大终身教职。2001年12月至2003年7月间，他还曾任职于某知名咨询公司，负责该公司亚洲企业金融和战略咨询方面的研究。
既是经济学人，也是理想主义者。
除了在经济方面有所著述，刘俏还曾出版《光影光年：一个经济学人的影像流年》一书。在书里，他写道：
回到北京后，在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过程中，我逐渐明白自己下半辈子究竟要做些什么了。我知道自己在变化着，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但有一点无可改变，我还是活得有些“拧巴”，自觉身上还残留着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我仍相信：“只要你足够坚强，世界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云图》）；我仍然相信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见自己，见天地”，而是“见众生”（《一代宗师》）；我也仍相信人性中有像水和空气一样永恒的东西。
这些特点体现在他的思考和实践中。
12月12日，刘俏在学院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既谈到作为教学管理者的目标，也谈到对中国企业迈向伟大之路的观察。
担任院长之后，刘俏说最大的变化是从管理自己变成管理一个机构，学院112位教授（含副教授、助理教授）在某些领域都是学有所长，有自己的性格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得考虑怎样让组织朝大家认可的方向去更好地发展，做出贡献。
对于当下社会精英纷纷从事金融业的一些忧虑，他表示，最优秀的人可以去做金融，金融业对于各方面才华的要求是非常顶尖的，但是至少要保证做的是好金融。“全社会最优秀的人去做金融并不可怕。就怕最优秀的人去做坏金融，这最可怕。”
【对话】
“用十年时间把光华变成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
澎湃新闻：请谈谈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大学在学术科研环境上的异同。
刘俏：香港的大学跟美国的大学很像。在香港，他们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多一些，很多学者研究主流学派的问题多一些，从文献中来又回到文献中去的课题会多一些。
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多，有很多着急得到答案的课题。我们的大学教师在研究问题选择上，对中国问题会更感兴趣一些。这也带来一个矛盾，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可能在国际上发表文章的难度更大。但是从社会影响力，从对政策的影响角度讲，他（研究）的价值会更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比较值得观察的也比较有趣的现象在于，过去几十年下来，光华这个群体找到了一个平衡，按照国际通用的工具方法，做出了具有国际水准，但同时又跟中国关系尤其密切的一些研究。
澎湃新闻：在院长任期之内，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比较明确的任务或者目标？
刘俏：这个可能一句话不好讲，但我尝试着来介绍一下。
这33年，基本上光华的发展跟中国是同步的，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学院前辈们的努力，另一方面其实跟时代有关系，中国经济总量翻了好几十倍，也带来对管理人才的强烈需求。
在全院内部我们做了很多研讨，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希望用十年时间，把光华明确地变成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我的任期也是为了这个十年目标做一些铺垫。
我特别强调“中国”两个字，它有独特性在里面，一个是地理位置独特性，确确实实是立足中国，这跟北大一贯的家国情怀是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一点，中国本身是个富矿，不论作为研究还是作为教育。你很难想像，一个如此大体量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多事情，在未来还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么多变化，沉淀下来很多问题需要去思考，很多经验需要去总结，也蕴含着很多挑战。
有关中国的问题，大家觉得在光华能找到这方面的专家，能找到这方面的启迪，能找到合适的人才，假如说我们通过十年时间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话，基本上就完成了阶段性目标。在我任期内，我就朝这个方向尽量接近，越接近越好。
“最可怕的是全社会最优秀的人去做坏金融”
澎湃新闻：你在上任之初谈到，会努力思考如何“培养出有情怀、对中国经济现状有理解、对市场经济规律有敬畏之心的杰出的商业领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怎么把这种理念传导给学生？
刘俏：北大清华的学生、教授，在社会眼中就是“国之重器”。给定这样的期许，那我培养出的商业领袖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我想第一，他可能会是引领者，肯定不该是迎合者。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有很多混乱、浮躁、不确定性存在，但我希望北京大学也好，光华管理学院也好，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有一种气质，不会沉沦，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另外，他应该知道如何去定义美好。
哈佛商学院院长Nitin，在做课程改革时希望把ethics（伦理）放到学院培训体系中最核心的位置，让学生明白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一点对我们启发尤其之大。我们过去发展太快，财富变成唯一目标，对我们的行为模式，甚至对认识世界的模式带来很多深刻的影响。它在一定阶段存在合理性，但我还是希望下一代商界领袖或者管理人员，有一定的格局，有一定的诉求，有一定的信仰。
当然，他还要有实现美好的愿力，也需要一些基本技能。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营造一种氛围。我们会在课程体系上面做修正，另外我们也紧扣时代，比如说我们推了一个思想平台，叫光华思想力，把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方向梳理出来，整合校内外资源去破题，希望能形成一批对政策有影响力的成果。它可以是案例，可以是书籍，可以是报告、白皮书，最终它会反哺教育，把我们认为正确的一些思考，纳入到课程体系里。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大师。结合明年北大120周年校庆，我们有一个企业捐赠计划，捐赠的目标不是大楼，而是大师。我们希望能内部培养出大师，也能从外界找到与我们价值观一致的大师，大家聚在一起，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中，一起来破题。
澎湃新闻：施一公说，当这个国家的精英都从事金融的时候，一定是社会出了问题。你既从事金融研究，也从事教育管理，想听听你的看法。
刘俏：我是做金融的，但是我对学生都来拼命学金融这件事蛮忧虑。我们现在金融业占GDP比重已经接近9%，而且这是官方数字，不包括一些灰色领域，美国是6%到7%。金融作为一个产业，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已经太高了。但我国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并不是特别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有一些金融是不好的金融。
这个社会最优秀的人可以做金融，因为金融行业对于各方面才华的要求是非常顶尖的，但是至少要保证你做的是好金融，这点不容易做到。
我希望学院，比如通过课程体系改革，通过价值观的重新梳理给学生两样东西，第一知道什么是好金融，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第二，一旦做好金融就坚持做下去，不忘初心，不忘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
施一公这话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这边有很多统计数字可以支持他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我想说，就是全社会最优秀的人去做金融并不可怕，怕什么？就怕全社会最优秀的人去做坏金融，这最可怕。
“相对开放的思想氛围有利研发成果的出现”
澎湃新闻：你在《从大到伟大》这本书里提出，中国企业大而不伟大。这本书是在2012、2013年写的。
刘俏：写了很久。
澎湃新闻：到现在还是坚持这个结论？
刘俏：坚持观点，而且更加坚信这一点。
澎湃新闻：为什么？
刘俏：中国企业成长分为两个阶段，从没有到大这个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对于一个追求质量的经济体而言，最好的微观基础，就是那些能创造价值的企业，它跟追求规模至上的企业有本质区别。
在第一阶段，因为一穷二白，短缺经济，这种情况下规模导向有合理性。但到现在，我们需要思考重新塑造微观基础，再去强调这种规模意义上的大企业，有多少员工、多少资产规模，多少银行贷款背后支撑，这样的大企业的弊端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自然而然的，标准要变化。现在的标准不再是规模至上，应该把对价值创造的要求放在更高的位置。
我想对企业家而言，下一个最大的命题在于，怎么在中国崛起一批能创造价值的、了不起的企业，这是伟大的企业。
澎湃新闻：十九大报告未提GDP目标，供给侧改革也对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看起来局面在发生变化。现在来看，应该如何解决阻碍中国企业走向伟大的外部问题的和内部问题？
刘俏：“十九大”报告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它在宏观政策上给了更宽松的可能性。
我有一个分析框架，增长目标总是靠两个东西来推动完成，一个是投资率，一个是投资效率。做投资效率是比较长期的事情，它涉及到技术革新，涉及到更优秀的组织形式、更聪明的商业模式、更基础性的研发等，所以投资效率提升相对长期相对困难。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率，而投资率主要靠银行信贷。我经常讲一句话，只要中央定目标我都能完成，8%能完成，7%能完成，6%也能完成，为什么呢？投资率就决定了。大不了多修房子，多修公路，靠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房地产投资，把投资率做起来，这样就达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
但这种投资不一定有效率。一方面，有些产能已经过剩，你还继续投资，那怎么办？另外投资主体往往是不具备优秀生产模式和管理能力的主体，这样必然带来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
所以不去界定增长目标，本身有两个含义，一方面彰显决心，未来我们可以牺牲速度，来实现高质量增长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为政策制定腾出更宽松的空间。从外部环境上讲，我乐于看到未来出现这样的变化，它有助于伟大企业的出现。
澎湃新闻：企业内部呢？
刘俏：内因就两点，企业家精神和研发。
企业家精神今天讲的比较多，十九大也在讲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家知道重要性，但还需要去摸索如何做，到底什么是激发什么是保护。
研发的话，有些（做法）是未来做战略布局可以思考的。比如我经常讲一个数字，中国去年的研发经费是1.57万亿元，占GDP的2%左右，74.4万亿GDP总量占2%其实是不小的数字。但是一些创新型国家已经把研发占GDP比做到了4%。我们讲深圳是一个奇迹，深圳的研发占GDP比例常年在4%以上，最高时候到6%。假如可以像当年把教育开支做到GDP的4%作为铁律来执行一样，如果我们对研发支出做到4%做出一些呼吁或要求，（鼓励研发的）信号会非常强。
研发主体也可以多元化一些。国家大工程，像航空航天等重大工程往往是一些最独创技术产生的有力源泉，此外也要考虑怎么让市场力量加入。像华为，它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10%以上，甚至到15%。它是一个民营企业，还没上市，没法利用资本市场圈钱套钱，但它可以做到一百亿美元以上的研发投入，一半员工从事研发项目，为企业带来很多活力。应该鼓励研发主体多样性。
还有一点涉及到软性层面。我自己做研究，也在学校呆了很长时间，我觉得相对开放的、有讨论有争议的思想氛围，有利深度原创，有利研发成果的出现，这不仅是对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也有用。有时过度强调统一或者效率，意义不大。
这些能够有变化的话，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出现一些伟大企业在中国，我是比较乐观的。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提到，基于对美国上市企业的研究发现，诞生于危机时期的企业，整体上比其他企业有更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经营业绩也更出色。在中国有没有观察到类似的规律？
刘俏：中国不同，我们没有经历过完整周期。过去40年听的比较多的是高歌猛进，是不可阻挡，以至于我们的GDP增长点跌到7以内，大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2012年去秘鲁参加一个行业年会，当时秘鲁的经济部长做了一个发言，他特别自豪地说，这是我们过去四十年增长最高的一年，百分之六点几。我们这儿跌破7就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了，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或者说成熟的企业，它得经历过若干周期之后，才能沉淀下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核心竞争优势。
华为，大家为什么对任正非评价比较高？他总是在公司最好的时候，提醒你寒冬要来了，但国内很多企业是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家，他要意识到企业可能会有好日子，也可能会有苦日子，但是最重要在于，企业的使命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组织战略、研发，让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最终变成一个伟大的企业。
美国NBER（国家经济研究局）有一个宏观数据库，他们界定美国企业的周期有七八次，有高潮、有低谷。七八个周期走过来之后，企业对商业的理解，对国际环境、宏观政策影响的理解，比那种只走过9%、10%增长率的企业要深很多。
“共享模式还有待观察”
澎湃新闻：你对现在遍地开发的“共享”模式怎么看？
刘俏：年岁大了之后，可能有些东西开始慢慢变保守了。我们今年入学的本科生，有三分之一是2000年出生。我一个同事劝我说，你该跟这些本科生聊一聊，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变化很大。
我可能有时评价不是特别准确，但我学金融，对现金流比较感兴趣，一个商业模式到最后怎么变现，怎么传递价值，怎么给投资人提供回报，这方面我会比较关心一些。而且我发现这样一个朴实的判定标准，很多时候判断蛮准确的。
几年前我就对乐视有疑问，你怎么变现？投那么多钱你怎么去还？这个项目为什么你能做好别人做不好？这些问题一问，很多逻辑就不像看起来那么经得起推敲了。
共享是很好的理念，有很多有趣的元素在里面。但是怎么变现？是不是每种模式都适合共享的方式？我觉得还有待观察，有待思考，所以我乐观其成。
我也不排除在这里面，资本它有一种推波助澜的嫌疑。毕竟泡泡吹得越大的话，对早期投入资本来说会越容易脱身。
澎湃新闻：你认为共享是一种创新吗？
刘俏：常见的分类方法，一般把研发形态分为四类，客户体验、效率、工程和科学。我们的研发比较多地停留在前两层，它不low，但确实相较另外两个要容易一些。
共享算不算创新？我认为如果共享能够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话，那它就是可靠的创新。现在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停留在语境或者论坛上的讨论，没反映在统计数字上。
美国过去讲互联网讲得比较厉害，互联网无处不在，但没反映在统计数字上，对生产力的贡献并不是那么明显。现在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讲共享模式，讲各种各样的创新，它会不会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美国没给我提供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乐观的预测，对于中国我也会谨慎一些。
澎湃新闻：你新近被聘为第十七届届发审委委员，这届发审委也被外界评价为特别“狠”，尤其有一次是零通过，请谈谈体会。
刘俏：我是兼职委员。整个思路我们都了解，要加强监管，筛选出好企业，但我还没参与过评审，到目前为止“痛下杀手”的人没有我，所以我不好评价。
我觉得大家在做规范，做规范过程中，可能力度把握不是特别均衡，但是一旦把规范做出来，长远讲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一般的投资而言，是利好消息。因为以前确实有很多不规范的行为，财务作假、非常恶劣的关联交易比比皆是。
他们每个月会组织学习，对一些企业过了或者没过，背后的原因做一些分享。我现在在考虑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对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企业和拟上市企业，他们的行为模式做一些分析，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研究的富矿，能产出很多有趣的成果。我还是乐于做这方面的一些收集和时间的分配。
新闻推荐
2017年初市场普遍认为是AI元年，以BAT为首的大佬纷纷投入大量资金开始布局。今年两会报告“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首次将人工智能写入，催生了人工智能的一波上涨。今年以来，以中兴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