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高盛37
刘炽平第一次见到马化腾，是在香港港丽酒店的大堂咖啡吧，时间是2003年一个秋雨的下午，与马化腾同行的是公司另一位创始人陈一丹。
刘炽平当时的身份是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的执行董事，主管电信、媒体与科技行业的投资项目。他们此次见面是MIH从中牵的线，谈的话题是腾讯上市。“马化腾不太爱讲客套话，说话的逻辑性很强，同时，他也是一个不会轻易亮出底牌的人。”这是刘炽平对马化腾的第一印象。
MIH在进入腾讯之后，继续努力于股份的增持，同时开始谋划上市事宜。在香港律师事务所的安排下，2002年6月，MIH通过可换股债券投入等方式，让腾讯的注册资本得到了更充裕的支持，腾讯的5位创始人的股份也随之相应降低。上市前，腾讯股权结构变为创业团队占46.5％，MIH占46.3％，IDG占7.2％。2003年8月，腾讯赎回IDG剩余的股份和MIH少量的股份，至此，MIH与腾讯团队分别持有50％的股份。
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互联网在泡沫破灭后的优异表现，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发了又一轮“中国概念股”的小高潮。从2003年12月到2004年12月间，有11家互联网公司获得了海外上市的机会，其中包括从事无线业务的TOM在线、空中网和掌上灵通，以及在线招聘网站51job、在线旅游网站艺龙网、财经门户金融界、网络游戏公司九城和盛大。腾讯因在即时通信领域的垄断性地位以及在移动增值业务中的获利，也成为这波集体上市热中的一员。
刘炽平对互联网业务非常娴熟，对内地市场也很熟悉。他从小在香港长大，1991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他当年有一位经常在一起打球的朋友谢家华，后来创办了网络鞋店Zappos，被亚马逊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硕士毕业后，刘炽平先在麦肯锡工作，1998年入职高盛亚洲。在高盛期间，他参与了广东粤海集团重组案，中间涉及100多家债权银行、400多家公司。刘炽平在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亲自跑了20多家公司，“我对内地企业的认识都是在粤海重组案中得到的，做完这个项目，基本上再做任何项目都觉得容易了”。
刘炽平早在2000年前后就听说过腾讯，高盛收到过腾讯的融资提议书，“那时的融资规模很小，大家也看不清它的未来，就放过去了”。此次，当MIH把腾讯介绍给高盛的时候，盛大也同时找上了门。高盛的高科技部门分成两个小组，“背靠背”地争取这两个项目，其中刘炽平负责与腾讯的谈判。在工作开始之初，他要求本案同事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去申请一个QQ号。
在腾讯方面，马化腾等人对上市的意义并不是非常清晰，只是觉得“是个公司大概都要去上市的”。同时，马化腾对选择哪家承销商也没有概念，之前他已见过了不少的投资银行，包括摩根士丹利、美林、瑞银和德意志银行等等，所得到的建议大同小异。
与刘炽平见面时，马化腾对他的第一个观感是，“他是我见过的香港人中，普通话讲得最好的一位”。此外，刘炽平的名片上居然有一个QQ号，这让马化腾感觉很亲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刘炽平提到的两点建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刘炽平直率地认为，腾讯现在的收入过度依赖“移动梦网”业务，“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业务模式，会让投资人觉得腾讯缺乏可塑性，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想象力。所以应该在公开募股的时候，强调网络效应，发掘即时通信工具的发展潜力”。刘炽平的这一观察，顿时让马化腾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快感，就在那一时期，他力排众议，冒险进军网络游戏和新闻门户，正是基于对这一隐患的担忧。
其次，刘炽平提出，在公司的估值上不妨保守一点，与其一下子就把市值飚得太高，倒不如慢慢地把公司的价值做出来，让那些购买了腾讯股票的股民能享受到增长的福利。马化腾回忆说：“他的这个想法也与我们的风格比较接近，之前见过的投行，都给出了很进取的估值建议，让我们觉得有被忽悠的感觉。”
刘炽平的平实姿态，让马化腾最终下决心将上市的事务交给高盛，并对这位与众不同的投行经理颇有认同感。
在谋划上市的过程中，有一个选择曾引起不小的争论，那就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上市。
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那里被认为是“全球互联网的摇篮”，之前的“三巨头”新浪、搜狐和网易无一例外都在那里登陆资本市场。然而，刘炽平却提出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建议，他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腾讯的商业模式在北美找不到一个可类比的标杆企业，美国的所有即时通信工具，从ICQ到雅虎通，再到MSN，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也均没有找到盈利的模式。美国人认为，所有的互联网创新都应该首先出现在硅谷或波士顿六号公路，而全世界其他地方无非都是对美国式创新的一种回应，这就是布罗代尔所谓的“世界的时间”。“世界的时间”是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概念，意即人类文明并非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每个时代都有少数两三个地区代表着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每个民族都应该谨慎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判断自己到底是与“世界时间”同行还是被远远抛弃在后面。现在，腾讯讲了一个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他们也许不愿意为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买单。这是纳斯达克的悲哀。
第二，香港更接近腾讯自己的本土市场，香港的分析师和股民显然比美国人更了解腾讯。理论上，一家立足于服务大众用户的公司，它的上市地点越贴近它的本土市场，公司价值就反应得越为真实。香港联交所对互联网公司的估值肯定没有纳斯达克高，但是发生股价大起大落的情况也比后者要少，对于追求持续增长的腾讯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第三，在香港上市还会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红筹股，在未来有可能回归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最了解腾讯的，始终是它的亿万用户，可惜在当时，内地的证监当局对互联网公司视而不见，关闭了申请的窗口，在刘炽平看来，这是一种与纳斯达克相映成趣的偏见。
除了这三条与市场有关的理由之外，最终让马化腾下决心选择香港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员工期权的兑现。腾讯在创办后不久就向早期的核心员工承诺了期权，马化腾想要以较低的价格在上市前完成购买，可是这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会被看成是一种“降低公司利润的不恰当行为”，而在香港，这一做法则是被普遍认可的。在马化腾看来，后者的规则对员工更为有利。
据刘炽平的回忆，在上市地点的选择上，腾讯高管内部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而最终，马化腾拍板接受了高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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