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州“道”和“路”制的形成与演变
2002年版的广元城区远景图赵辉摄
朱东波文·图
七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后期，我国地方行政区划进入了道、路制时期，时间长达600多年。古代利州所处的战略地位，决定了该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利州所经历的“道”、“路”行政管理体制，有其自身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古代利州的战略地位
南北对峙让利州成争夺的根据地和桥头堡。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自然是很频繁的。我国历史舞台上的南北对峙，与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有着密切关系。秦岭至淮河一线为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的差异较大，南北的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差异也较大，为南北对峙提供了特殊的地理环境。利州辖区恰好地处南北分界线秦岭以南，从春秋战国开始，这里就出现过大秦与巴蜀对峙，魏晋时期出现过曹魏与蜀汉对峙、西晋与东晋对峙，南北朝时期出现过南朝与北朝对峙，南宋时期出现过金朝、蒙古与南宋对峙。这些对峙，都与秦岭南北分界线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
利州地处古蜀道和嘉陵江水道核心地带。古蜀道连接着关中平原和巴蜀大地，嘉陵江水道布满川陕甘三省结合部。陆路、水路纵贯利州南北，为利州北上南下提供了交通便利。陆路北达关陕和陇南，南过剑门而入四川。水路沿嘉陵江下行至阆中、南充而达夔峡，上行可达陕西凤州和甘肃武都。嘉陵江航道四通八达，水上运输量大，成本低，非常适合于大宗货物的运输。唐宋时期，利州境内已呈现出“舟航日上下，车马不少闲”的繁忙景象。
古利州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变换较频繁。朝廷为有效管控地方行政区划，不时变更地方行政管辖范围，变更地方行政级别，变更地方行政长官。利州是我国古代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时的一个政区，时而设都督府，时而改总管府，一段时期为州郡，一段时期为路制。西魏元钦三年（554年）正月改西益州为利州，“利州”之名源于西魏大将军尉迟迥袭取西益州，西克成都，取“顺利”之意而命名为利州，并置总管府，领东晋寿、新巴、宋熙、东洛四郡。唐时两次改为郡制，划归山南道、山南西道管辖，保留了向朝廷直接奏事的权力。北宋时升为利州路，南宋又分设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元朝设广元路、广元府，其辖域变动较为频繁，大体以今四川省广元市大部为主体，长期包括今陕西省西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部分地区，治所在今广元利州区。利州“道”制的确立与变迁
我国古代以皇帝为中心、皇权至上的高度集权的中央行政制度，历经两千年之久，日臻成熟和完备。作为中央行政制度的重要补充，地方行政层级呈现出往复式规律性变化。秦汉开始实行郡县二级制，县以下设乡、里等基层行政组织，郡县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免，不能世袭，县成为历朝设置的一级行政组织。魏晋南北朝实行州、郡、县三级制，隋唐初期是州县二级制，唐宋则是道、（路）、州、县三级制，元朝是省、（路）、府、州、县多级制，明清是省、府、县三级制。
唐初，李渊为扩展自己势力，稳定政局，对归附者和有军功者，均赐予“刺史”的名号，一时间州县之设倍增。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将天下按照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分为十个“道”，各道设按察使，协助中央监管州级行政区，“道”制开始出现，十道巡按制度乃是西汉刺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唐还将部分比较重要的州命名为府，以示与一般州的区别。利州也被列为比较重要的州，曾被命名为都督府，由朝廷直接任命都督。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掌管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十五道的确立，标志着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已由过去的“虚三级制”演变为道、州、县“实三级制”。
贞观元年至景云二年，利州一直归属山南道管辖。山南道是唐初十道之一，统领荆州、襄州、邓州、唐州、随州、郢州、复州、均州、房州、峡州、归州、夔州、万州、忠州、梁州、洋州、金州、商州、凤州、兴州、利州、阆州、开州、果州、合州、渝州、涪州、渠州、蓬州、壁州、巴州、通州、集州等33个州，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山南道管辖的范围是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距商华之山。位于今湖北大江以北、汉水以西、陕西终南山以南、河南北岭以南、四川剑阁以东、大江以南之地。山南道所领秦巴山地、荆襄地区，既是唐朝核心地带之一，又是关中的南部门户及巴蜀的前大门，在安全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的利州为名副其实的州府所在地，管辖绵谷、义清、嘉川、葭萌、益昌、景谷、三泉7个县。
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感到山南道所辖区域广阔深远，不利于地方行政管理，就将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山南东道管辖秦岭以南，长江以北，相当于今湖北长江以北、河南西南部及重庆东部之地，共13州74县，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山南西道管辖梁州、洋州、集州、通州、开州、璧州、巴州、蓬州、渠州、涪州、渝州、合州、凤州、兴州、利州、阆州、果州等17州84县，治所设在梁州（今陕西汉中），贯通今四川、陕西两省。大巴山脉将山南西道辖区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属于陕南汉江上游，南部属于川北嘉陵江上中游。
利州划归山南道管辖84年，划归山南西道管辖286年。利州从“道”制的确立到“道”制的废除，经历时间长达370年。利州自古为金牛道上枢要,地理位置非常显著,商业也相当繁荣，为山南西道中最为发达的州，唐时有“小益州”之称，宋时成为“剑外一大都会”。
利州“路”制的形成与演变
到了宋朝，地方最高行政区划是“路”，相当于今天的“省”。宋代的“路”略似唐朝的“道”，是仿唐代的道制而设置，但还是有所区别的。宋代“路”级政区不归一个机构、一个长官管辖，而分属于转运使（掌财赋）、提点刑狱（管司法）、安抚使（管兵政）等。每个机构只在它们所管的业务范围内举劾地方官，不能越权。宋代的“路”始终未能成为一级行政机构，只是介乎行政区与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区划。这与唐代的“道”最终成为一级可总揽全权的行政机构不同。
宋淳化五年(994年)以前的15年中，宋太宗一直实行“道”、“路”并存的行政区划制。至道三年（997年），宋汲取了唐藩镇割据的教训，正式废除道制，改为路制，始定天下为15路，宋后期路制还有增加。
北宋灭后蜀，撤并了剑南东西二道和山南东西二道，设置了“西川路”，利州隶属西川路管辖。后又将“西川路”和“峡西路”合并为“川峡路”。咸平四年（1001年），将川峡路一分为四，即“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四川地名由此而来。
利州的战略地位为建立地方最高行政区划提供了先决条件。公元1001年，利州正式成为北宋王朝的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利州路”。当时的利州路所辖兴元府、剑州、利州、阆州、洋州、巴州、蓬州、文州、龙州、兴州、集州、壁州等1府、11州、61县，相当于今四川营山、南部以北，通江、平昌以西，平武、梓潼以东地区和陕西秦岭以南，子午河、星子山以西，以及甘肃文县一带。直到公元1127年，金朝消灭了北宋王朝，利州路治所才从广元移至汉中兴元府，利州路治所在广元利州上百年。
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利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在地方最高行政区划“路”制上设置“帅”、“漕”、“宪”、“仓”4个监司。此四司中，以漕司为主，同时也最为重要，地方财政都在其掌握之中，负责转运地方财赋到中央，但担任漕司的转运使并非路级政区的单一行政长官。朝廷把路制政区的事权分属4个监司，而4个监司又不同在一个路制的治所，经管范围并不一致，管辖的路制也不一致，形成了一套复式路制，各州依然保留向中央政府直接的奏事权，体现了“复式政区”的突出特点，也体现了“中央分权”制特色。
利州路之所以得名“利州路”而非“兴元府路”，就是因利州路的行政治所漕司一直设在广元利州，而非汉中兴元府。漕司又称转运使，路制所设衙门转运司亦称“漕司”，是管理催征税赋、出纳钱粮、办理上供以及漕运等事的官署或官员。《舆地纪胜》卷183记载，“皇佑三年(1051年)，提、转不许同在一州，故宪居兴元，而漕居利州”。可知此时利州路漕司还在广元利州，汉中兴元府仍隶属广元利州路。北宋后期，西北战事紧迫，军政合制需要，利州路治所移兴元府御敌，固路名仍沿用旧名未改。
随着战事的发展，利州路管控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军事力量不断强大，引起了南宋王朝的担忧。利州路管控了川北重地，朝廷担心进而控制巴蜀大地闹独立，就频繁地分合利州路政区，调整路政区转运使，使利州东路与利州西路相互牵制。经考证，南宋时期，利州路分合达9次之多。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将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乾道四年(1168年)合为一路。淳熙二年(1175年)复分，次年又合，五年(1178年)复分。绍熙五年(1194年)再合。庆元二年(1196年)又分，嘉定三年(1210年)复合，十一年(1218年)又分。元初（1277年）废，元朝改为广元路。
南宋时期，整个川北、陕南和陇南地区成了南宋西北军事防御的大前方，利州路跃然成为战争前线。利州路的西和州、天水军、成州、凤州、洋州、金州连成了御金的第一道屏障，利州路的其他州府在军事上的地位也是相当重要。利州东路治所兴元府，管辖兴元府、大安军、剑州、利州、阆州、金州、洋州、巴州、蓬州等1府、1军、7州、45县，利州西路治所兴州（今陕西略阳），管辖兴州、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文州、龙州、天水军等7州、1军、18县。《读史方舆纪要》卷56记载，兴元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兴州之地“无沔则无蜀”，“利州首险，剑州次险”，由此可见利州路对巴蜀大地安危十分重要。
新闻推荐
高送转周五迎来了久违的大涨，横店东磁、大晟文化、横河模具、陇神戎发等股涨停，雄帝科技、花王股份、凯中精密、奥马电器、京蓝科技、东音股份等个股纷纷大涨。分析认为，市场目前正处于填权炒作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