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改还有长路要走
□叶檀
平台阳光下，不等于平台规范化。温州金改的亮点之一是建立各地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借贷平台实现了民间借贷的阳光化，却无法建立民间借贷的信用体制。登记服务中心为借贷过程建立合同范本，并有公证、会计、评估、律师等机构入驻，提供综合配套服务，但信用评估与失信惩罚的缺失，使借贷平台无法成为控制信用风险的平台。
温州民间金融一向发达，却屡屡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是民间金融无法建立健全的信用体系。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累计成交金额3.5亿元，成交808笔，借贷成交率为28.1%。28.1%的成交率虽然好于初期5%的成交率，却不能证明该中心已被借贷双方所接受。
相比而言，泉州金改方案比温州更重视信用风险，方案共有8项任务，其中第8项为“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容包括“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等。泉州金改操刀者看到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但只有具体细则的出台，才能体现出地方官员对金融风险的理解深度，让我们拭目以待。
地方金改大同小异，如要求政策，侧重于发展小贷公司，要求尽快将小贷公司转化为村镇银行，侧重于直接融资，同时强调发展期货、产权交易所、担保机构等信用模式，对信用的拓展止步于拓宽抵押品种。上述举措背后潜藏的逻辑是，中小企业贷款难，主因是小型金融机构数量不够，担保产品不够多。
数量不够绝不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中国银行业分支机构多过米铺，按照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1年城商行总数量144家、总资产9.98万亿元，是2003年末的6.8倍。另据央行去年发布的《2012年三季度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9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629家，较6月末的5267家增加了360多家。不仅如此，各大银行还应命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
对中小企业贷款难重视不够也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银监会近几年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行政保护无法取代市场逻辑，如此厚爱仍然效果不佳，各大银行视中小企业贷款为畏途，中小企业贷款信用筛选成本高、小笔放贷利润低，在中国本就信用不佳的金融市场向信用可疑、无人撑腰的中小企业贷款，无异于召唤风险。
市场说话，一个未受鼓励的小贷模式衔枚急进，那就是电子小贷模式，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可以一举解决中小企业信用定价难题。
阿里巴巴于2010年成立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创造了“平台+小贷”的融资模式，一方面，众多支付宝注册用户的在途资金成为贷款之源，另一方面支付宝、交易记录成为控制信用风险的杀手锏，支付宝既可以记录客户的现金流，又是客户交易的通道。阿里巴巴B2B运行12年，中国4200万家中小企业的3700万家在阿里巴巴上面做生意，企业的历史交易、顾客反馈等信用记录，一一在案。这使得阿里小贷风险控制成本极低，阿里金融负责人胡晓明曾表示：“我们单笔信贷成本在2.3元，但是银行的经营成本可能在2000元左右。”
正因为有了高效、低成本的信用控制系统，阿里小贷敢大胆向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贷款，超过99%的信贷资源投放到单户50万元以下客户群体，从中收益不菲。
因此，笔者对温州金改、泉州金改持观望态度。笔者支持金融改革，但不赞同目前的金融改革手段，地方金改遗忘了金融的本质，信用定价。
相比电商金融，地方金改方法陈旧、观念滞后，必须以市场意识与全新的手段，打造地方金融的风险控制系统，否则，金改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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