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同情之心”达成艺术大美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动荡不安，中西文化激烈交锋，整个国家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剧变。这种剧变渗透进了时代的每个角落，无数的个体生命随之起落浮沉。以真善美为最高追求的艺术家们，他们的审美又会与生命发生怎样的关联呢？
白杰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以《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丰子恺虽然是近代著名的艺术家，却并非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位。那么，是什么吸引了一位外籍学者四处搜罗他的生平，为其立传？而且是以国内包括丰子恺的后人所作的传记都未曾有过的厚重？这必然是由于丰子恺具备了某种吸引白杰明的特质。
在《艺术趣味》中，丰子恺说“艺术不仅仅是技能与技艺，而是人们表达超验世界的一种崇高活动，在捕捉美的过程中，灵魂之眼比身体之眼更为重要”，同时他也认为，在真善美的追求中，美更具重要性。从他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来看，他的“美”正是通过用灵魂之眼看到的“真”和“善”来实现的：“真”是儿童的纯真，“善”是佛家的至善，这两样价值观在丰子恺的艺术表达中分外明显。
丰子恺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充满童趣的儿童漫画，世上还有什么比童心更纯真呢？丰子恺惊讶于儿子瞻瞻把战争中的逃难当成最好玩的事，因为可以坐船，很多人一起很热闹。他也感叹童年很快就会失去，所以他用画笔画下瞻瞻把两把扇子当脚踏车来骑的童趣，画瞻瞻即使穿上大人衣服也掩盖不住的童真。他说，“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所谓‘社会\’里的虚伪矜忿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去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
白杰明将一个融合了艺术、宗教和文学传统的丰子恺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在记录个人生命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个20世纪的文化中国。他让我们看到，无论时势如何，自身的境遇如何，丰子恺都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用简单的笔画表达生活中最平常的美，表达对有情众生的关切。白杰明在最后提到夏志清关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有一个严重的缺失的说法，即“同情心的缺失”。而白杰明认为，丰子恺的艺术便有一种“同情之心”，传递出关于永恒和价值的理念，这种同情恰恰是进入现代的中国所欠缺也最急需的。可以说，丰子恺的同情之心独有一种儿童的纯真和佛家的至善，他的艺术也由此达成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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