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成骧状元的使命
骆成骧塑像。 
骆成骧手迹。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高仁斌
据史料记载，自隋朝首创开科取士以来，历唐宋元明清六朝，四川一共出了20名状元。从他们所在的年代来看，唐朝和宋朝各有8名状元，构成了四川文化的高峰，后唐及元明清均只出过1名状元。
资中的骆成骧，便是清代四川唯一的一名状元。有人曾将骆成骧称为“末代状元”，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他之后的状元还有贵州麻江人夏同和、山东潍坊人王寿彭和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实际上在整个科举时代，骆成骧在历代状元群体中应该是倒数第四个状元。
壹
骆成骧，字公骕，清同治四年（1865年）农历5月12日出生于资州舒家桥七里沟（今资中县双龙镇状元村）。其父骆文廷，是清同治时秀才，曾任四川南充县学训导和陕西千阳县知县。
骆成骧幼承庭训，先后师从于蜀中名士宋育仁、卢庆家、吴之英、包弼臣和湘潭大儒王任秋（王闿运）等，十七岁便为秀才，两年后以岁试第一被选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年，骆成骧参加会试得中，赓即参加殿试，被光绪帝钦点为状元。
历代状元虽然是由公开考试产生，但不可避免会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蜀人高树（己丑进士，锦州知州）著《金銮锁记》云：“清末鼎甲渐及边省，益以笼络天下士人。”而在此之前，江南地区是历代人文荟萃之区，出的状元也是最多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上》的记载：“自顺治三年，迄同治十三年，凡九十三名状元，江南一省得四十五人，常熟一县得六人。”而光绪一朝十三个状元中，分配就日趋均匀，就连偏远的贵州也有两人：赵以炯、夏同和。
状元的产生，还要取决于光绪帝所看重和关注的时局。骆成骧参加的乙未科殿试，正值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其时中国战败，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李鸿章到日本议和，日本正进军我国台湾，全国处于忧患之中。骆成骧对策中“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词，正好切中时务，刚刚经历公车上书的光绪皇帝大为感动，钦点骆成骧为状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光绪的这一行为，其实也正好反映出尽管他当时未能完全掌控全局，但是希望通过努力，不断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使国家和人民都更有尊严。
贰
按照正常的仕途成长逻辑，骆成骧的一生应该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施展自己报效国家的抱负。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晚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改朝换代的边沿，哪怕你使出浑身解数，也挽救不了这座帝国大厦的坍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抱负的读书人，骆成骧也曾努力寻求救国办法。会试同年，作为同科进士的康有为曾在棉花胡同7号的四川会馆拜会骆成骧，探讨变法问题，骆成骧曾在1916年回忆说：“甲午乙未，隐忧谁恤？我告南海，渐之勿急。”应该说，在对待变法的态度上，骆成骧与康有为是基本一致的。骆成骧要康有为“渐之勿急”，更多地是从策略上考虑，因为凡事欲速则不达。
在这个问题上，骆成骧与其师杨锐的观点十分一致。戊戌变法虽然只有短短的103天，但是在清末办事效率极端低下的社会风气中，臣僚有关新政的奏折和民间上书竟有659件之多，确实是个奇迹。这其中，就有《翰林院修撰骆成骧折》，内容是请选举议员推举新政。骆成骧呈递奏折的时间是9月9日，距慈禧发动政变仅12天，这正是顽固守旧派疯狂反扑的时刻。在新旧两大势力进行最后较量的关键时刻，骆成骧敢于提出改革“祖宗之法”的建议，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支持维新变法的立场。戊戌变法失败后，骆成骧虽然幸免于难，但却从此未受到重用。
变法虽然失败，戊戌变法的思想却以另一种形式得以表达和实现，戊戌“废科举，设新式教育”等文化政策不变，而立宪的主张、经验和教训更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骆成骧的命运与兴办教育联系在了一起。
叁
1897年11月，骆成骧与杨锐、刘光第等一起在北京成立了“蜀学会”，旨在“讲新学、开风气、为今自强之策”。1898年春，骆成骧任春闱坊考官。同年，为推广新学，骆成骧与杨锐等合力创办“蜀学堂”，讲授新式学科。身为状元的骆成骧并没有囿于所学，带头参加“代数”等科目的学习，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当时，有在京的六十余名四川人前来学习，骆成骧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教育活动。
7月3日，光绪批准《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任命吏部尚书孙家鼎为大学堂监督（校长），下设四名提调（副校长）负责日常教务，骆成骧即为首席提调官。创建初期，学校事务繁重，骆成骧吃住都在学校里，对新式教育倾注了极大热忱。1908年，应广西巡抚张鸣歧聘请，骆成骧赴桂林主持桂林法政学校。1910年，骆成骧调任山西提学使，他到任后，以兴学为首要任务，有力地整顿了山西重商轻文的风气。通过骆成骧的努力，在全国学务考核中，山西学务一度被评为全国之冠。
在骆成骧的教育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巴蜀教育的贡献。1912年年底，应四川都督胡景伊的聘请，骆成骧出任四川官立高等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他在主持四川官立高等学校期间，大量引进西学，开设新学科，革除旧学陋习。辛亥革命后，学制变更，教育部下达了取消高等学堂的决定，骆成骧为了四川广大学生的前途，不顾教育部的禁令，在1912年2月和7月，又招收了两届正科新生 2013人。1916年，四川官立高等学校添招的四个班学生面临毕业，为了这批学生的学籍获得认可，骆成骧亲自到教育部去要求承认，其目的是把四川高等学校延续下去，作为开办四川大学的基础。1917年，四川高等学校停办后，仍由骆成骧兼校长名义，下设管理处，保护校址、管理校产，处理善后。1925年成都大学成立，骆成骧力荐张澜任校长，1926年春，原四川官立高等学校校址校产并入成都大学，骆成骧创办大学的梦想终于实现。
骆成骧在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苦心孤诣地筹办大学，并婉言谢绝时任四川督军蔡锷请他参政的机会，以高度的责任心选择留守四川官立高等学校，为四川大学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骆成骧还筹办了成都资属中学（招收资中、资阳、仁寿、井研、内江五县的资州所属生员），执教过四川法政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甚至在其母亲去世回乡“丁忧”期间都在资中重龙山三贤祠设馆教书，难怪梁启超曾打趣他说：“状元公教书有瘾。”
纵观骆成骧的一生，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他作为封建文化哺育的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跨入变革时代。他提倡民主、变法图强、重教兴学、护国倒袁等行为都是爱国行为，史学家称之为“爱国状元”，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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