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寨上那座坟茔的主人 及其家族那些事

鹿鼎寨下的老人在回忆梁家当年的历史

渠江矿业公司成立五周年时，全体职工留影

梁正科墓及梁公碑

鹿鼎寨原名罗顶寨，位于达州市通川区朝阳街道办事处塔沱社区三组，是凤凰山支脉到此凸出的一山峰，形若铜锣覆盖而得名罗顶寨，隔朝阳中路与龙爪山壁立对峙，如今建成鹿鼎寨公园，成为人们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在唯一通往鹿鼎寨公园的公路旁，一处叫做梨树坪的地方，有座微微凸起的坟茔，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好奇：墓主人是谁？有何背景……

墓主梁正科其人其事

据民国《达县志》和墓前的“梁公碑”碑文记载，坟墓主人为梁正科，字辅臣，号元香，四川省资中县人，清朝晚期从军到西藏，因平定动乱有功，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参将衔任绥定府练军管带。受任后，立即带领几十名差弁从成都到达县城内，住进大北街的绥定府练军本部。

民国二年（1913）冬，陕军一支部队开往夔州府(奉节),其中一连人途经达县，由于粮草没有着落，气愤不已，直闯县衙门兴师问罪。差役见状，闻风丧胆，唯恐躲避不及。知事（县长）魏奉之得知情况后，亲自过问处理。但是陕军不问青红皂白，对魏奉之动手动脚。魏奉之见势不妙，乌纱帽不要，保命要紧，迅速离职逃到了重庆。梁正科被达县议会推举为代理知事。梁正科临危受命后，多方筹集，备足粮草。陕军才得以开拔，离开达县前往奉节。

梁正科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时，正值辛亥革命不久，达县地方多事。他敢于亮剑，除暴安良，务实为民，但因辛劳成疾，于1914年6月4日病逝于任上。死后，安葬在鹿鼎寨梨树坪。

80岁的老人黄义太等人回忆，解放前，梨树坪是梁家祖坟地，但只有梁正科一座坟墓，墓前面有个平台，就是现在修了公路的地方，坟墓最初比较简陋，毛石头砌成。后来，墓主人的三儿子梁警庵负责修缮，立了碑，建有栏杆、拜台，规模比较大，但遭到破坏。后来梁警庵，以及四儿子梁季康夫妇死后也埋在了旁边。

1945年12月出生的王德芳，曾是达一中的历史教师，是梁正科四儿梁季康的二儿媳妇。据她介绍，2000年后，有关部门准备在梨树坪修房子，要求迁坟，梁季康夫妇等人的坟墓迁往凤凰山，但梁正科的坟墓没有迁。她以孙媳和侨眷（二姨胡一德是金日成的堂兄嫂）的身份多次找到达州市、通川区领导反映情况，诉说不能迁坟的理由，2010年7月9日，通川区委统战部向通川区民政局发出《关于梁甫臣、梁伯高父子身份及主要事迹的证明》的函件，坟墓得以保护。2017年10月，梁正科四个儿子梁伯高、梁警庵、梁季康、梁兴嘉的后代在坟前安放大理石的“梁公碑”，记叙梁正科生平事迹。

梁家与渠江矿冶公司

曾公费留学美国意利诺大学、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的梁伯高，1941年回到达县后，与范众渠和原铁道部同仁、工交界、旅外同学、同乡、华侨银行等筹措资金，创办起渠江矿冶股份有限公司（解放后的渠江钢铁厂）,以振兴民族经济，支援抗日救国。当时的厂房分别设在复兴乡街道和西外塔沱。黄义太老人介绍，塔沱的厂房，一栋在原罐头厂菜市场，面对玉印山，另一栋在朝阳二号桥附近的小河边，也就是原罐头厂家属宿舍那里，紧挨着原来的达州日报印刷厂，这里与州河相连，建有码头。

梁家四兄弟中，除梁季康任重庆复华银行襄理兼会计主任，没有直接参与渠江矿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外，梁伯高任总经理，梁警庵任副经理，梁兴嘉任副经理兼矿警大队长。经理则由梁伯高的妻兄吴宾什担任。

梁伯高在直接管理渠江矿冶股份有限公司期间，知人善任，聘请担任过万县中心县委书记的中共党员周志儒（周明波）任秘书，周志儒又安排地下党员在渠江公司矿警队工作。梁伯高对周明波在达县开展党的活动装着不知，保护了进步势力。1946年，梁伯高赴上海，担任浙赣铁路上海办事处处长一职，但仍然以总经理的名义遥控管理渠江矿冶股份有限公司。

梁警庵在《我在渠江矿冶股份有限公司的前后》中记叙：自从梁伯高离开四川后，渠江矿治股份有限公司留存在达县有五百多公顷的煤铁矿山，一万二千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座冷风冶炼炉，一口日产三十多吨的煤窑，不足原数百分之三的职工。所有人员的开支都靠煤窑来支撑。由于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不够指标，老是处于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的境地。公司闹钱荒时，借贷挪移全由他出面交易。为了就近调用劳力，1946年，他担任了西外乡乡长，一年后，又下狠心辞职。他利用达县煤铁矿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的身份，以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为附加条件，向四川省建设厅申请贷款一十四亿元法币，但因公司拖欠交通银行抵押汇款没作了结，最后付诸东流。梁警庵从他在渠江矿冶股份有限公司的经历中，看到当时的中国，官与商关系复杂，兴办实业、发展经济十分艰难。

解放后，不仅修通了达（县）马（踏洞）渠（渠江钢铁厂）的公路，而且得到长足发展。1986年，达县地区渠江钢铁厂厂长王毅在向梁伯高的汇报信中写道：该厂年产生铁3万吨、水泥10万吨、焦炭3万吨，有一个附属建筑公司，一个劳动服务公司，一个防水油膏厂，年总产值3000万元，销售利润400万元，彻底结束了靠长期贷款生产、靠补贴吃饭的亏损日子。1990年11月3日，梁伯高病逝后，达县地区渠江钢铁厂发去唁电，表示沉痛悼念。

梁伯高与赵祖康的1949

说道赵祖康，达州不少人也许对他只知一二：民国时期修筑汉渝公路，在万源城南石冠寺留下“秦川锁钥”和“蜀道何难”的手迹，如今成为一道风景；达县通川桥北头，留下“通川桥”三个遒劲的大字，成为一代又一代达城人的记忆。要说达城人与赵祖康情谊最深的，当数梁伯高。

1946年，梁伯高离开达县到上海就任浙赣铁路上海办事处处长，而此前一年，赵祖康已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两人均在上海谋事，且系老同学。同学情深，往来频繁。在上海解放前夕，梁伯高与赵祖康犹如家人，亲如兄弟。于劲在所著的《上海：1949大崩溃》这样记载：上海解放的外围作战一开始，赵祖康为防止不测，带着女儿离开公馆，住进老同学梁伯高的家里。为了赵祖康的安全，梁伯高让赵祖康一家住在三楼，自己一家则住在二楼。自从赵祖康一家住到这里后，轿车来往频繁，国民党特务也跟踪到此，在他家的胡同口设置“鞋摊儿”。1949年5月23日晚上，上海市郊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午夜时分，当赵祖康接到要他去市政府的电话，心头一惊，害怕给共产党提供接手上海的资料一事被暴露，生命难保。同时，送给了梁伯高两本毛泽东的书。经过梁伯高的分析、帮助，赵祖康来到市政府，接替了上海市代理市长的职务。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社区记者 郑景瑞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王德芳、黄义太、梁绍雄、吴斌等人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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