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二三事

陶春（内江）

1980年冬，我9岁。

趁着寒假，我去了母亲的老家：资中县骝马镇陡岩村。

到达目的地，下着小雨，没有伞。冰凉的雨点，滴进颈脖，令人禁不住打了一连串寒战。好不容易走到一处无人活动的农房前，母亲几乎是扑过去，顺手在泥巴墙上扯下几张枯干的荷叶，然后，轻轻展开，分别戴在她与我的头顶。

穿过丘陵上好几里弯弯拐拐、起伏不平的乡间泥泞小径，已辨不出脚上穿的是鞋还是泥浆。

我一路抱怨，母亲一路安慰说，马上到了。并叮嘱我，见了面要称呼“人”。我点头称是。快到家门，远远望见有一群人似乎早已在那里等待，有人拿着斗笠慌忙冲了过来……

那次母亲回娘家，是去看望她生病的母亲。

来前，她用土砂锅炖了满满一锅猪蹄，除留下少部分给自家，其余的，搁置一个夜晚，结冻后，再用两个青花鱼钵大斗碗装上，蒙上纱布；同时，放进背篓的，还有麦乳精、奶粉等当时的稀罕物。

后来才知，母亲这样做是迫于无奈。娘家族亲人口众多，且左邻右舍，挨门挨户。直接买上几根猪蹄请他们熬制，这样均分下来，留在老人碗里第二顿食用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计划经济的粮票、肉票，一个同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妇人要尽她心中的那分孝道，抵达饥饿的极端是必须学会忍口。一忍再忍。

母亲在那里驻守。一口汤、一口肉，从她的手喂进外婆的嘴里。3天后，我认识了与饥饿有关的地木耳，红苕藤，地瓜，土豆，蒜苗，竹笋……

临走，二舅娘叫我进厨房，摸着我的头，从火堆里刨出一个红苕塞进我手心。我回头，与我年纪相仿的一群表兄弟姐妹无比羡慕地瞪着我。

此刻，母亲正将父亲给她的那块蓝色手帕包裹的、平时攒积的一叠钱币与粮票，分发给她的族亲，然后，她抱了一下她的母亲。

路上，母亲一边揩着自己的脸，也揩我的脸，一边埋怨我没称呼“人”。

1981年，父亲落实政策，已只身前往内江上班，母亲与我们3个孩子仍留在资中。那年夏天的大洪水，把父亲与母亲苦心经营10多年的所有家当毁了。

那一场凶猛的洪水，将我们直接冲到了内江父亲工作所在地。

1984年秋。面对3张正在吃长饭年龄的饕餮之嘴，仅凭父亲那点薪水远远不够，这令母亲一筹莫展。

有一段时间，她起床异常早。做好早饭就出了门，没人知道她在干啥。一天，母亲带回几只箩筐，一根扁担，箩筐里搁着崭新的一杆秤。

从此以后，她起得更早。严格而言，是根本没睡。

原来，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她选择了凌晨去农贸蔬菜批发市场进货，然后与人合拼农用三轮，到较远的市场将购进的蔬菜以行情价卖掉。

如果去晚了，只剩下歪瓜裂枣般的货，不但失去卖相，而且根本喊不起价。有时，遇到蔬菜产地风不调、雨不顺，为争抢这极少运来的希贵货，会发生头破血流的打斗事件。

真不知道母亲那几年是如何从那如此恶劣的生存场景斗争中挺过来的。

只记得，有时一个星期连接一个星期，从她喉咙里发出的嘶哑而粗壮的声音，仿佛一个陌生人在替代她说话。母亲眼尖，仿佛具备天生的预见能力。从她手里进来的货，总是很快脱销。

但她总不忘要自留一些时令蔬菜带回家，餐桌上每一顿的食物自然丰富起来。成梱的甘蔗，整整一麻袋一麻袋的花生，隔三差五，排骨、牛肉之类的硬货，母亲一出手，就是三五斤带回。

一天，因大雨，母亲起晚，未能进成货。她到厨房忙碌早饭，发现蜂窝煤通气口因为没扎紧，燃煤熄了火，她慌忙重新劈柴生火。我与弟弟赶时间上学，在母亲的呼声中，我们背上书包夺门而去。

第二节课结束，肚子饿得低嚎如狼。突然，有人叫我名字。回过头，看见母亲正在收伞，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串了3个馒头。

放学回家，一股刺鼻的药味弥漫了整个房间。母亲躺在床上，父亲正在揉着她的膝盖。原来，在给弟弟送完早点回来的路上，母亲踩滑了脚，身体前倾，膝盖着地，重重摔了一跤。

我俯身，跪在母亲身畔，看着她膝盖上隆起如鹅蛋的红色肿块，又抬头看着她明显沧桑许多的脸，褐色的皱纹，以及如银线般闪烁在黑色发丛中的白发。

我死死攥紧床单，两行灼热的液体还是不争气地犁开了面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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