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承受的500斤之重 救援人员花费100多分钟将“胖先生”从四楼抬下一楼;今夏他切除大部分胃,迈开重获健康第一步
“胖先生”在杨浦区的这栋小楼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光。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胖先生”手术前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准备期。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记者陈涛供图 9月1日下午,妈妈和姑姑在ICU病房外和“胖先生”连线鼓励他。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八位消防员挤在楼道内面面相觑。
5月12日傍晚,上海市杨浦消防内江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接到求助,要帮助一位因呼吸困难急需就医的“胖先生”下楼。按照出警惯例,他们带来了一副简易担架、一副躯体固定担架和一台伤员转运椅。
“胖先生”名叫李民,身高接近1.9米、体重超过500斤,担架的最高承重范围只能负担他身体重量的一半。最终,救援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和绳索,一步一步缓慢挪动。从四楼到一楼,一个健康成年人在中速步伐下,走下来只需1分半钟。李民花费了超过100分钟。
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胖先生”几乎很少下楼。肥胖击垮了他的健康,也吞噬掉他的生活。从10来岁开始,他的生活便受限于体重带来的不便,上学、就业、交友,都遭遇不友善的场面。
一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肥胖指数(BMI)大于或等于28kg/m2为标准,到2019年,中国成年人全身性肥胖发病率已达到14%,这意味着每10个国人中,就有1.5个肥胖者。这一比例较2004年增加了两倍。
“胖先生”选择关上房门,也关上心门。除了与身边极为亲近的少数家人交流,几乎断绝了外部世界的社会往来,仅靠游戏赚取时有时无的收入。最久的一次,他可以连续一整年都不踏出房间一步。他将自己的少年与青年时光,锁闭在上海控江路的一间四层小屋内。
为了救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在这个夏天切除他大部分的胃。但找回健康,只是35岁的“胖先生”重启人生的第一步。
被围观的救援
“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29岁的消防员李顺对几个月前的那场救援记忆深刻,他和同伴抵达现场的第一反应大多都是,“蒙掉了”“吓到了”。
对于上海市杨浦消防内江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来说,人员救助原本是他们最熟悉、擅长的事。“胖先生”居住的这片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楼,是上海老宅最常见的灰色水泥面,刷着绿漆的铁栏杆和白色墙面是近几年翻新过的,楼梯间大多零散摆放着住户的纸箱、快递、自行车或是小盆绿植。
困难摆在眼前:没有电梯、着力点少、救援空间狭窄、无法借助更多工具。所有人在并不算开阔的楼道构想了好几种方案,比如直接将人横着抬起来,或是利用器械工具从窗户吊出去,但都无法实施。
早在消防队员入场之前,李民的家人还花费500元钱请来了装修队5位工人帮忙。但几位体力颇好的工人发现,无论用什么角度抬举,都几乎无法做到将李民的脚抬离地面,安全下楼更是奢望。
在一家1995年就搬进来的老街坊印象中,社区生活一直安静平缓,5月12日的救援算得上是过去几十年里“最轰动的大场面”。
李民的身体在那天临近极值,无论是站立、坐下还是移动,都无法自身借力,必须完全依靠他人帮助。“我一放手可能就倒下来了。”他对赶来现场的救援人员解释。
摄像机记录下那天现场的画面:身穿短袖绿T恤的李民靠坐在一张铁椅上,救援绳从他两侧手臂穿过腋下至后背固定。在平路的时候,最开始先是6名消防员试图拉动,没有反应,又增加两人。到了倾斜的楼梯上,8个人的力气都不够用了。
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下楼中的李民必须仰面朝上,重心后移。有人专门负责拖移,还得有人用安全绳稳定住他,以防摔倒,还得随时考虑下楼速度和身体倾斜角度。
整个过程,李民只能被动配合,围陷于一圈橙色救援服的消防员中。包括消防、民警、居民在内的12人轮流交替参与到搬运中,每挪到一层的拐角平台处,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大口喘气休息。
从四楼到一楼,一共48步阶梯,消防员们耗费了近2个小时才完成这次救援。一位邻居记得那天救援结束时的场景,“消防员们够年轻力壮吧,搬完下来后全部瘫倒在楼下,又累又热。”
这场惊动了所有人的下楼,从消防救援车开进小区后便引来众人围观。附近单元楼的几十号邻里,陆陆续续围拢到李民所在楼栋,想帮忙的、看热闹的、拍照摄像的都有,以至于救援人员到场时,不得不让现场民警帮忙疏散,从人群中开出一条通道。
闲言碎语中讨论最多的还是“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胖啊?”另一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覃运途记得,那天傍晚,处于关注点中心的李民一直没怎么说话,大多数时候低着头,在嘈杂人声音中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邻居周叔叔就住在李民家同一栋楼一层。在他印象中,已经有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李民了,上一次看到他扶着楼梯下楼也是很吃力的样子。在消防队员赶来营救之前,大多数街坊都不清楚,“原来这个孩子的状况这么糟糕了,已经完全不能下楼了。”
“救命”的手术
8月18日,李民躺在一张为他定制的手术床上,医生开始进行这台“救命”的手术。
但原本应该充起来的气腹无法建立,腔内的“迷宫”场景复杂难辨:厚重的脂肪层挡住胃部,肠道的位置也难以探寻。在监视器屏幕中,肉眼可见最明显的脏器,是一个同样沉积了黄色脂肪痕迹的巨大肝脏。
这些油脂状的物体在身体各处施展威力。肺部被膈肌狭窄压缩得极小,肺泡外也被它们包裹——以至于普通人轻易能做到的呼吸,对李民来说,就像是“隔着很多层窗帘吐气”。
医生韩晓东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李民的场景:患者插着气管躺在首次就诊的新华医院病床上,四肢浮肿,口唇呈现出高度缺氧的紫绀,“气若游丝的感觉,好像随时快不行了。”他还连续睡坏了两张从妇产科借调过来的超重护理床,院方不得不单独为他定做了一张特制床。
医生说,在减重代谢学科领域,体重指数(BMI)跃过数值70的李民被视为“超级超级肥胖患者”。医生形容,他的心肺功能脆弱得“像70岁的老人一样”。
“我们很明确,李民的肥胖是营养过剩导致的原发性重度肥胖,不是其他疾病导致的继发性肥胖。”韩晓东的判断是,李民肥胖的根源还是源于不良生活习惯。
韩晓东说,“为他进行袖状胃切除术的想法从来没变过,从一开始,这就是他唯一的出路。”
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减重中心主任张能维是国内第一批做减重手术的医生。他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减肥”就作为一种医学问题被引入外科手术领域。直到2005年,减重手术在国内开展起来,而袖状胃切除术是在2012年才开展起来。“袖状胃切除术,全称腹腔镜缩胃手术,其原理是切割出胃的大弯,缩减胃容量,从而降低刺激产生饥饿感的激素分泌。”
“它比较简单、并发症少。”但由于该手术会改变人体内部结构,“只有肥胖到一定程度,即BMI指数达到32.5或以上的患者才能接受该手术,而若患者的肥胖已威胁到身体健康情况——如已出现心脏问题、呼吸问题、代谢异常、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BMI指数可放宽到27.5。”张能维说。
最开始,医生们对李民的预判是,在手术前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做准备。一个多月后,李民的体重从5字头掉入4字头,但心肺功能改善仍旧不佳,手术时间不得不一推再推。
CT、核磁共振的检查仪器都无法为李民所用,要么进不去,要么机器超负荷无法运转。因为脂肪层太厚,胸片也不能清晰显示他真实的肺部情况。医院的超声科特地调来一台曾为日本相扑运动员做超声检查的仪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减重代谢科自2011年成立至今,已经进行过袖状胃切除术超过1000例。李民是第一个需要如此频繁动用MDT(多学科团队)做全院大会诊的病人。几乎每隔两三个礼拜,就有来自减重代谢科、内分泌科、ICU、麻醉科、心内科、呼吸内科、营养科、康复科的近30位同事专门针对李民的病情开会讨论。
共计三个月的术前治疗时间里,医生们划定的大方向,是要帮助李民强心利尿、锻炼心肺和规划饮食,减肥药和定制食谱都派上了用场,以便李民的身体能调整到适合麻醉和手术的要求。
对于李民来说,这是一场与自己身体的“战役”,他跟医生、家人都表达过紧张和害怕。“他看起来很绝望,这三个月的生活就像在‘走钢丝’,”照顾了他三个月的姑姑说,“我告诉他,这个苦你一定得吃,一定要熬过去。”
8月18日,一场数小时的手术,暂时缓解了李民的健康再度恶化。医生们观察到了李民切下来的胃部标本,足足比普通人的胃部大了一倍多。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减掉一半体重。
隐居者
9月初的一个傍晚,李民还不能张口说话,在ICU的病床上拉着母亲刘芳的手,用指尖写下两个字:回家。
家,的确是李民最熟悉的地方。
自从10岁时,全家搬进控江路这栋淡黄色的居民楼四层后,他在此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少年和青年时光。这个实际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家,一直维持着多年前的模样。
家里许多东西都为李民而设。他坐坏了好几把凳子椅子,家人花250元钱特意找工匠给他定做了一把牢靠结实的铁椅;普通床板无法承受他的体重,底下必须放上两个厚实的樟木箱子,再搭上宽厚的木板。
由于先天的高个遗传基因,李民读到小学六年级时,个子已经长到1.7米,高出同龄人许多,体重也超过200斤,总受到同学的嘲笑。
刘芳还记得,儿子个子又高又壮,原本坐在最后一排,因为调皮被换到第一排,但个子高又挡住所有人。上初一的时候,青春期的孩子变得更加敏感,时不时便在学校与人发生矛盾。
母亲频繁地去学校,跟对方家长道歉、认错、赔钱。老师让李民留级,孩子自尊心强不愿意。学校建议她和丈夫把孩子转到工读学校,更是惹恼了刘芳,“那是坏孩子才会去的地方,李民怎么能去那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芳两口子工作的百货商店效益正好,月收入接近2千元,当时她和丈夫想着不能让孩子受欺负,干脆横了心让孩子退学,从此便养在了家里。
从那时起,李民的人生就像枝干斜生出的旁支,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成年后,他一共尝试过两份工作。先是一份安装有线电视机顶盒的工作,需要每天爬楼到客户家里,但没隔多久这家公司关闭了业务,李民失业了。第二次,他被介绍到一个汽车厂的流水线上去做工人,对方一看到他的身高和体型,在面试环节就拒绝了他。
两次不太顺利的就业尝试后,李民便不愿再去尝试。李民回到了家里。父母、女友和一条爱冲陌生人吠叫的小狗,便是李民家里最亲近的家庭成员。
父母退休后,每月拿着不到一万元的退休金。社区考虑到李民的实际情况,让他吃了低保,一个月有1000来块钱的收入。万元左右的家庭月收入,支撑起这个家里四口人的全部生活。
家人的印象是,30岁之前,李民的身体还算健康,体重不到300斤,也没怎么进过医院。2017年之前,除了每隔两年会发一次高烧,身体没有出现异样。
以前,他还会下楼理发、买东西或是扔垃圾,与女朋友一起到社区里闲逛遛狗。和他认识超过十年的朋友王晓伟还记得,早些年李民虽然不怎么爱运动,但也会出来和大家聚餐、泡网吧、K歌。
情况极速恶化发生在最近这两三年。他几乎“长”在了椅子上——睡眠极少,日夜颠倒。从早上五点多起床便开始打游戏,全天都对着电脑。一天之内,只去两次卫生间是常态,除了吃饭,便不再从屏幕前挪开,女朋友欣欣劝说过他,甚至到了吵架的程度,但也没什么效果。再后来,他开始频繁吃宵夜,最爱的是糖醋排骨。
交往的几年时间里,欣欣见证了李民的体重从300斤飙升到500斤。李民的生活,也几乎不再和楼下的世界产生交集,最长的一次,可以一整年不踏出房门一步。
大约从两年前开始,欣欣注意到,李民原本柔软的肚子开始出现发痒的硬块,还有指甲盖大小的肉色水泡。再到后来,他连洗脸刷牙都无法靠自己站立完成,吃饭也需要别人把碗筷递到手中,日常生活变得非常费力。
手术并非一劳永逸
韩晓东把李民这样的患者称为“胖友”。科室刚成立的头两年,几乎没有什么患者前来,减重代谢科的医生只能坐冷板凳看文献。过去,大家对肥胖和手术的理解还局限于,“胖了去运动减肥就可以,动手术?侬脑子瓦特了(上海话:脑子坏掉)?”
韩晓东说,当身体已经到达重度肥胖之后,内分泌也随之改变,整个人已经进入“肥胖循环模式”,单靠自己能减重的概率非常之低。
韩晓东常常在网上科普减重代谢的医学常识。“这是我们减重代谢科医生很困扰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用尽洪荒之力去宣传了,但社会对于这件事,别说认可度,连知晓度都很小。”
2005年到2009年期间,张能维所在的医院大概每年只做5例到20例的减重手术,“2005年的时候,只要病人一犹豫一打听,肯定是没戏了,因为没人知道这个手术,很多外科医生都不知道。”
他回忆,直到2009年,减重手术才有了一个“飞跃”。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发布2型糖尿病治疗指南,将减重手术作为解决措施列出。这份指南规定,BMI指数超过32便存在危及健康的隐患,需要实施减重外科手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肥胖的并发症远远比体重本身可怕,很快减重手术在中国火了起来,在张能维的世纪坛医院,指南发布后,手术翻倍。
但发展到后来,减重手术被滥用。他说,一些私人医院因无差别进行减重手术,造成很多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等并发症,甚至有人死亡。2012年,中国医师协会规范减重手术的专业行为,规范二甲以上医院才具备开展该手术的资质。
据张维能估算,中国现在开展袖状胃切除术的医院大概有200多家,其中30%-50%是三甲医院。“以我们的肥胖基础,全国去年减重代谢手术才做了1万多台,放到国际上,我们的减重外科在世界上也还是个‘婴幼儿时期’。”他认为。
那些前往韩晓东门诊咨询的患者大致被分为三类:人数最多的是为了健康,一些患有中度、重度肥胖同时伴随高血压、糖尿病、重度鼾症、脂肪肝的患者,想赶在身体的危险信号抵达前找到出路;另一种是存在争议的,单纯为了瘦身减重而来的健康人群,以年轻女士居多。
张能维则把前来就诊的患者,形象地分为三类:生的、养的、害的,分别对应遗传基因导致的肥胖、养育过程中不恰当的喂养方式,以及以赚钱为目的的各种减肥中心和错误减肥方法导致的“越减越肥”。
李民属于不恰当的喂养方式造成的肥胖。刘芳不愿回应那些关于“溺爱和放任”的指责,但也称,“网上的评论也有一定道理,孩子长这么胖我们还是有责任的。”
与李民接触交流过的人,都会发现他并非性格木讷和难以交流。在众多对于李民的评价中,“情商蛮高”“聪明”是最常见的词语。
张能维在减重中心与患者打交道后发觉,更多的肥胖者痛苦、自卑。曾经,张能维的一个女性患者做完手术后满眼泪花地告诉他,觉得整个社会都变得温柔了。有患者曾告诉他,找工作时最怕被问的就是“这工作你能坚持住吗?”心里的脆弱点会立刻被戳中。
据张能维回忆,他所接触的患者中有一多半都没有工作。“要不就做轻松的、不需要体力的工作;要不就是自己坚持不下来,行动都不能自理,只能靠家人养着。”对于后者,张能维说,“这种基本上都是自暴自弃的状态。”
9月初的夏日,上海天气潮热。位于13楼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与外面相比是两个世界。这里没有门诊熙来攘往的嘈杂,只有病房外的安静。
李民几个月来一直住在ICU病房。最危急的时刻,家属们被告知,要“做好准备”。
在手术之前,李民表达出极低的求生欲望,“他原本对自己的生命不抱任何希望。”韩晓东说。对于韩晓东来说,减重代谢手术的意义,便是让那些因为肥胖被疾病困扰甚至影响生活的患者,能够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但手术并非一劳永逸。减重代谢科的医生把减肥比喻为一座金字塔。塔基是调整饮食结构和运动,塔腰是减肥药物等手段,而手术是位于塔尖的“最后一个选择”。
“不要把手术想得太神,”韩晓东说,“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情,医生能做的是把‘胖友’的人生拉到一条正确的路上,但最终能维持多久,还是要靠自己。”
(文中李民、刘芳、欣欣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杜雯雯实习生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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