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路上的陈年旧事
□哈本厚
大马路已有160余年的历史，是烟台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烟台民族工业在此诞生与发展。我家是建国初期搬家至此，历经30余年，直至拆迁。建国70余年来，沧海桑田、日新月异，民族工业走过了艰难的启步历程，追溯陈年旧亊，如云似雾，苦中有乐，发人深省。
当时的烟台市委也在大马路上，进出市委大门的很多都是工农干部，他们的衣服布料是木机织的，人们都说这种布料不“扎固”人。这些人目光炯炯有神，和善亲民，作风雷厉风行，衣服却上不了档次，手腕子上没有手表，脚下也是麻线纳底布鞋。就是这一批人，奠定了新中国的根基。
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电与机器走进生活
我家搬至大马路庆安里不久，妈妈便在正间地上支起一盘石磨，我顿时感到有很大的压力，这意味着为了吃饭，我要拿起磨棍，走圈画圆，日行数十里，却在原地踏步。当时老家蓬莱的贫苦农民已分得骡马，平日令其下地干活，雨雪天将骡马的双眼一捂，便让其推磨。而已来到烟台市的我，为啥还要干这活？
庆安里南北走向，将大马路与大海，一根扁担南北两头挑，东侧有数个小胡同，西侧有间隔数米的门栋，由南向北数的第二个门栋，正对着东侧的第二个胡同口，便是一家磨坊，由于主人姓康，居民称之为康家磨坊。那时，虽说我家依然点着火油灯，街上也没有路灯，但磨房里已用上了电。
康家夫妻二人养着一头骡子、一头驴，迎门有一盘很大的石磨，骡子与驴轮流推磨，由于对外加工的粮食多，他们购置了电动过筛机，可谓“土洋结合”。当磨盘上堆满粉碎好的粮食，二人便开始忙活起来，丈夫卸骡换驴，把骡子的眼罩卸下给驴戴上，再把骡子牵进北屋的牲口棚，又把马槽中添好草料，将驴套至磨上。这时，妻子已将粉碎好的粮食放至电筛中，推上电闸后，电筛便“咣当、咣当”地运行了，她急忙将口袋中的小麦倒至磨眼上的大漏斗里，粮食加工又进入下一个轮回。
此时，夫妻二人沾满粉尘的黑发已幻变成白发了，本来康家媳妇面色黝黑，如今却挂上一层霜白，一位尖足老太太，用拐棍点打着地面说：擦上白粉，康家媳妇葱俊、葱俊的。
丈夫见卸套的骡子吃饱，就将其牵出磨坊，走出大门，骡子呼吸到新鲜空气，乐得一侧身四蹄朝天地躺下，手蹬脚刨、打滚撒欢了，忽儿又放开喉咙大嘶鸣，声音洪亮脆响，诱来一群孩子手舞足蹈、狂笑不止，令整个庆安里染上了家乡的味道。
“万国点心铺”的面粉都是在康家磨坊里加工的。对麦子加工、面粉粗细精度提出不同要求，磨坊都会满足。“万国”的门店在大马路上，听其取名，就知其不再是传统的糕点商店，果然如此，内中各类中西糕点应有尽有，中式的有：核桃酥、蛋糕、沙淇玛、香蕉条、蜜三刀等，西式面包门类齐全：奶油、香酥、蜜糖、夹心等。
“万国”的作坊设在庆安里内，走进里弄，香溢四方，若闻着香味来看光景，油糖相杂的美味会诱得你肚中的馋虫蠕动，这里有传统的泥烘炉、炭烤，更有时髦的电烤箱，无需添柴加炭，只见铁箱冒红，耀眼灼人，“洋味”十足，一块稀泥般的面团，送入烤箱不久，一个硕大胖嫩焦黄的面包便脱颖而出，令传统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那日，妈妈给了我五分钱，让我时髦一下，买了一个皮脆内软的面包，狼吞虎咽几口下肚，口留余香，肚中却像掉了个豆：不解饥困不解饿。我最喜欢的还是方砖黄泥垒砌的土灶里烤得焦黄的烤饼，铁锅烙制的“扛子头”（也称磕字火烧），也是五分钱一个，物美价廉，吃后摸摸肚皮，饱撑撑的。
一天，母亲又让我推磨，我禁不住问：“胡同头就有磨坊，为啥还让俺推磨？”母亲叹气回答：“加工一斤玉米、麦子，由2分钱涨至3分钱，磨坊还要赚走‘粗头’（即麸皮），咱家人多，一月至少需百余斤粮食，你们姊妹都要上学了，一人一学期的学杂费就需一块五，再说‘粗头’又可养鸡，咱比不了‘万国’家，人家不需要‘粗头’，卖了点心有钱赚，咱住家过日子，要算细账……”
正当我与姐姐将一袋小麦推完，妈妈裹着头巾尚未将其箩好，家中来客人了。妈妈挖了两瓢面对我说：“擀面来不及了，去压吧！”
大马路与十字街交叉处的东北角上，有一个“隆昌”压面铺，电动机用铁架吊在迎面墙壁的屋顶处，压面机放在大门口，长长的皮带将电机与压面机连在一起。业主首先将面粉调成面疙瘩，而后倒进压面机的面斗上，再将面皮机装上压面机，推上电闸马达轰鸣，机器飞转，一张窄而长的面皮便脱颖而出，用木轴将面皮卷好连压三遍，再卸下面皮机，装上面条机，薄薄的面皮通过面条机后，齐刷刷的面条如同瀑布般倾泄而下，业主抓住面条猛的扯断，顺手将一束又一束的面条放入瓷盆中，令我又大开眼，付款6分钱。
借家中来客的光，全家吃上了一顿打卤面，麦子是我推的，面条是机器压的，滋味不一样。童年生活，苦中有乐。
穿衣是第二件大事 ——身边有了染织厂裁缝铺
大马路将十字街一切两段，分为南、北两十字街，庆安里与北十字街相邻。北十字街可笼统称为工业区。当时，农村依然是纺车纺线，木机手工织布，农民穿着这种布做的衣服进城，只感觉全身都是线疙瘩，看着都觉得浑身痒痒。而在十字街上，与隆昌压面铺相邻的便是众多纺线、织布、印染等具有近代工业雏形的作坊，它们在行业上相互关联，却分属不同的业主。
孩童时的我稍有空闲，就愿来十字街看热闹，只是纺织机声太响、染房缸味难闻，时间稍长，响声令人心发慌耳发聋，味道令鼻子发痒胸口发堵。1954年公私合营之后，他们成为一家，几年后就搬出十字街。
织布的第一道工序是纺线，淘汰手摇纺车之后，棉花便用机器抽纱，沾满油污与花绒的抽纱机马达轰鸣，飞转不止，洁白的棉花眨眼间便幻变为棉纱线，之后又缠成一球又一球，皆为雪白色，无需担心脏兮兮的抽纱机会污染棉纱线。
十字街上有两家紧挨着的织布厂，各有两三台织布机，那时一个纺织女工通常看一台织布机，能看两台以上的，那是凤毛麟角。织布机的噪声震耳欲聋，说话时都要用双手罩住嘴巴，另一端对着听者的耳朵，声音是吼出来的。织布机上，两层棉线上下波动，飞梭在棉线间穿行，梭子刚至左边，就被挡板击回右边，瞬间又被打回去，循环往复，布匹便不断加长；偶有线头折断，头戴白帽、身穿白兜的纺织女工立即拉闸停电，熟练地接好断头，又送电开机，一切都在刹那间完成。
一家织布厂的墙壁高处还装有一台喷雾器，伴随着马达的旋转正喷云吐雾，车间内空气湿乎乎的，有阴冷的感觉，这样可降低粉尘、提高布匹质量。
这里没有印花工序，织出的都是清一色的白布。相邻的印染车间将白布去污漂白，而后染成单一颜色。炉膛内火花四溅，染缸内热气腾腾，工人将布匹投入其中，而后用粗竹竿把布匹翻来翻去，待满意之时，捞出来送至大马路边、十字街头的铁丝条上晾晒。一块块冒着热气的布料挂满路边，五颜六色的伴着海风飘扬，整个街巷，都散发着染坊缸那令人不快的刺鼻气味。
纺织厂的女工们一部分来自郊区农村，下班回家不方便。十字街40号的华新拔丝制钉厂停业后，部分住房对外出租，于是便成了纺织女工宿舍。
另外，上海打捞局烟台救助站成立，家属区安在大马路平安里周边，单身宿舍则租赁了拔丝制钉厂的房产，而其以浮筒为主的救助设备，安放在烟台山下的太平湾内，海面上因此添了一道风景线。
与此同时，我班又新添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同学。她是上海打捞局烟台救助站的家属，姓石，操一口南方口音，装束比她人“洋气”了许多，可以说不在一个档次上。我的同位叫杨桂英，她父亲叫杨禄奎，就是被美国汽车压死的黄包车工，她常常瞅着天空，谁也猜不透她在想什么，震惊中国的“杨禄奎”事件发生时，她还在襁褓中。
小石与小杨的打扮天壤之别。小石对十字街纺织厂不屑一顾，嫌弃落后，有同学逗趣她为“南方蛮子”，她无奈地连连摇头，惹急了也会反唇相讥，老师说大家要彼此尊重。
与纺织厂配套，北十字街上有了两家裁缝铺，富足人家都买了布匹在此量体裁衣，我平生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了缝纫机。这两家裁缝铺都是我的同学家，一家用的是人力缝纫机，而另一家竟然用上了电动缝纫机，可以说在烟台市拔了头彩，这也让我明白：做衣服可以不用手缝，还可以用电，只要那机飞转一瞬间，妈妈在油灯下飞针走线，一夜也干不完，太神奇啦。只是我依然穿着妈妈油灯下做的棉袄。
南十字街有学校、图书馆、教堂等，可以称为文化街。十字街小学与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室对门，每天下午对外开放。我入十字街小学后最渴望的就是下午放学后，进阅览室看小人书，虽说刚入学认不了几个字，但那插图太勾人心魂。而这里有个规定：三年级以下的学生不得入内，我几次哭哭啼啼地哀求，都被拒绝，直到二年级下学期，我长得有个大孩子样子，才能偶尔马马虎虎地混进去，如今想起来也还很闹心：我不喜欢图书馆有这样的规定。
见识了日用品加工 ——造玻璃瓶修钟表都挺新奇
大马路西起点为张裕公司，它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大门有人管无法进出，只见拉酒的大板车里出外进，酒香四溢。我听出上世纪30年代曾遭一场大火，厂家将酒窖里酒桶中的酒全放掉，马路边流的全是酒，好喝酒的人忙用杯舀酒往水桶里装，临走还喝个酩酊大醉，路边的流浪汉，都成了醉汉。这事不知真假，只觉得有趣。
葡萄酒只有装瓶后方可搬运与出售。1909年（宣统元年），公司在大马路北，思永里南，十字街东，建起一座“张裕公司玻璃厂”自制玻璃瓶，引进法国式、德国式、日本式熔炉各一座，聘请上述三国工程师分别主理，年生产能力达100万只以上。在世界葡萄酒历史上，最早实现庄内装瓶，并专门创办玻璃厂制造酒瓶的酿酒企业，中国的张裕公司应是首当其冲。张裕公司玻璃厂除生产酒瓶外，还制造玻璃器皿，如肥皂盒等。
童年我最喜欢看的“西洋景”，便是瓶子的生产过程。透过挂满灰尘的铁丝网窗口见到：工人们拿一只铁管伸进炉火熊熊的玻璃窑中，取一块软如稀泥的料子，而后对着铁管的另一端用嘴猛吹，另一工人双手各拿一块模具，猛地夹住铁管另一端刚出炉的料子，眨眼间，刚出窑的火红料子，幻变成一个酒瓶子，还冒出一股青烟。如此周而复始，货台上便摞起一个瓶子垛，比变戏法还精彩。
上世纪50年代初，住在大马路真开眼。我第一次知道并亲眼所见：钟表可以小至挂在手脖子上，叫手表，有三大针与夜光之分，夜光表在漆黑的夜晚也能看时间。大马路上有个钟表行，主要业务是修理钟表，包括手表，也经营二手钟表、手表买卖。业主身宽体胖，走路威风凛凛，儿子叫东子，也挺有派头。有人曾调侃他：我到你家买一挂大钟，你给我坠上一个小表，行吗？东子急了：小的比大的还贵，没门！众人捧腹大笑。
进出钟表行的人都似乎高人一等，只有有钱且时髦的人才能戴手表，对此类人物的描述还有一首儿歌：留分头、不戴帽，镶金牙、自来笑，戴手表、挽三道，穿皮鞋，走洋灰道。挂有这样的时代标识，就算打上了“富”的烙印，有了张扬的本钱。
当时的烟台市委也在大马路上，进出市委大门的很多都是工农干部，他们的衣服布料是木机织的，人们都说这种布料不“扎固”人。这些人目光炯炯有神，和善亲民，作风雷厉风行，衣服却上不了档次，手腕子上没有手表，脚下也是麻线纳底布鞋。就是这一批人，奠定了新中国的根基。
建国初期，我刚懂事，回味起那些早已尘封的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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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昌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隆昌市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