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总督锡良川汉铁路百年遗梦(下)

华西都市报 2018-07-05 04:18 大字

从这里延伸到岳府街,是当年川汉铁路总公司的驻地。

商办川省川汉铁路股票。

岳钟琪的大宅只剩破旧影像,但威严的石狮在述说着往日的繁华。

百年之后,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岳府街还留下什么旧影,扫二维码上封面新闻看视频。

1910年8月18日,一个发财吉日。

四川人施典章,一点也看不出“发一发”的迹象。

这几天,上海的天气仿佛带着魔性,闷得没有风,正想着下点雨,突然来了一声炸雷:

8月17日,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与其他股东一同被捕。

正元钱庄,橡皮股票风潮中倒闭的八大钱庄“龙头老大”。

作为川汉铁路公司总收支,施典章掌管的350万两白银,大多投进了正元钱庄。

血本无归。施典章心凉到冰点,“350万两本金,亏空了200万两。”

而施典章不曾料想到,一场掀翻满清王朝的飓风,正起于青萍之末……

一个总督的雄心万丈

2018年6月3日,黄昏,雨疏风骤。

成都岳府街,逐渐亮堂的灯光,隐射着马路深处斑驳的墙影。

这里曾是川汉铁路公司驻地,也是大清名将岳钟琪的府邸。因占地广大,街以其宅命名。

光绪末年,岳钟琪子孙把宅院卖给川汉铁路总公司作为办公地点。

随后,这里上演了一条地方铁路与一个王朝的博弈。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也成为新文学大师李劼人未竟之作《大波》的社会背景。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秋,成都督院街迎来了又一位四川总督。

锡良,同治十三年的进士,从山西的小小县令一步步做到湖南布政使。1900年庚子事变,他奉命率兵勤王保卫北京。在得知慈禧太后领着光绪皇帝西逃后,他又一路追到太原护驾。此后,锡良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处理山西后防问题。

最终,这位庚子勤王的功臣,一路辗转,走进了成都督院街四川总督府的正堂。

在列强威逼的晚清,锡良显现出一个总督的雄心:保护中国路权,不被列强染指。

1903年7月,锡良由直隶正定府去四川赴任,行至天津,上了一份筹修川汉铁路的奏折。

湖广总督张之洞听闻,心头不爽,因为川汉铁路涉及四川、湖北两省,他认为“不能川督一人职名奏请”。

而锡良认为,这只是一份建议,没有联名上奏的必要。

两个大人物,就此心存芥蒂。

其实,张之洞与锡良私交甚好。早在光绪九年,张之洞任陕西巡抚时,锡良在阳曲县任知县。因为勤廉,锡良被张之洞推荐升任直隶州知州,此后仕途一路青云直上。

锡良到四川后,恰逢十年不遇的水灾,赈灾一直忙到冬天。幕僚陈宧不失时机地提醒锡良,是时候与香帅(张之洞又名“张香帅”)修复关系了。

时间,是缝合友谊裂痕的良药。诸事理顺的锡良与张之洞正式商议川汉铁路修建事宜。两人初步商定:成都、重庆、夔州(今奉节)、宜昌一线由四川修建,宜昌至湖北广水(后改汉口埠)由湖北修建。先动工修建宜昌至万县段,即可避峡江覆溺,商货流通,轨道材料也便于运输。

1903年12月,来自四川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会奏,摆在光绪皇帝案头,“川汉铁路,佛兰西人蓄意觊觎,拟请速自筹办,系为自保利权起见。待商部设立后,由商务大臣切实招集华股,力除影射蒙混之弊,以资抵制。”

光绪皇帝欣然批准。“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修建川汉铁路的梦想,就此埋下基柱。

1904年初,中国第一家省级铁路公司——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

三大手段募集资本

乔治·艾略特说,理想与现实之间,动机与行为之间,总有一道阴影。

在金融混乱的晚清,锡良没有周伯通一样的左右互搏之术,左手打出一张自强修路的好牌,右手却拿不出足够的资本。

1905年3月(光绪三十一年),锡良在奏折里提出,铁路修筑固难,筹费尤难,修建川汉铁路需要五千万两白银。

当时,四川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一千七百万两白银,怎样才能腾出这样一笔巨款?

陈宧等幕僚商议后,建议锡良向田赋下手。

晚清名士顾复初在《乐余静廉斋集》描述了蜀中田赋状况,“天下田赋,莫重于江南,莫轻于蜀。”自张献忠之乱后,康熙为川民休养生息,宽简政令,招徕垦荒民众。至乾隆年间,百姓安定,渐有产出,官府酌情增加了一点税收。四川每年田赋一项总税收不过五十余万两。

即使后来一加火耗,再加津贴,三加捐输,四加新捐输,四川一年也才征收银四百四十万两。按陈宧测算,目前的田赋最重者也才征收了百分之七,还有赋税可以盘剥。

加赋一事,在清代以来都特别慎重。光绪二十九年春,河南布政使延祉,请加赋以接济公用,被言官弹劾,朝廷命锡良在赴川上任途中察办,结果延祉为此丢了官。

因为有延祉一案,锡良犹豫不决。遂派陈宧调查四川粮户,结果发现四川的粮食买卖特别复杂,层层倒手,佃户和地主彼此纠缠不清。

由此,收田赋转为收“粮赋”。与陈宧商议再三,锡良定下三种方式发行股票募集资本:

一,租股。按租抽谷,以谷折色。凡实收租谷五十石以上者,按百分之三照市价折算银两,缴纳路股。彼时谷价较贱,每谷一石,贵的折银二两,贱的一两数钱。仅这一项,每年约收银二百八十万两。

二,认股。责令各厅、州、县向本地富绅巨商劝认干股,一次性缴纳。当时收款约三百万辆。

三,官股。由本省将军、总督,以及各厅、州、县官员,每年认入股若干。此款每年收银十余万两。

每股额定银为五十两,租股因为分化零散,均由地方官临时验收、记录,等凑足五十两,再凭相关票据换领正式股票。每股按年算利息,铁路建成后可分红利。

小小百姓股本煎熬

1907年夏天,东大街茂生堂,一家经营中药的铺子。

少东家李稷生大口喝着凉茶,却抵不住热浪灌进窗子,他索性脱下外套,只剩一件汗衫。

堂客张氏一旁打着扇子,问他新买的川汉铁路股票。

“不要给老爹说,前天托人买了二十股。”

“一千两本,不少了。靠得住不额?”

“不晓得嘛!当官的都在买,听说西御街的宝观察买了二百股,一万两呢。”

“稷生,别说啦,爹来了……”

张氏的声音小了下去,李稷生被老爹喊到了内堂。

“稷生呐,老家安县来信了。你舅舅林生銮追赔铁路股,出事了。”

李稷生心一紧,接过信细看。信是林生銮的族弟所写,求携两千两白银去安县救人。

原来,安县东乡去年有七千余两捐输及川汉铁路股票款,未缴回县里。经县令孙坚查询,是经手人林步瀛卷走了银两,目前已逃跑不知去向。孙坚命令提押局林生銮、刘国英限期追回。人海茫茫,林步瀛已无迹可寻,刘国英只得自掏腰包赔了一千三百余两,林生銮别无他法,则逃之夭夭。但其家中妻儿没有逃脱,被拘捕到县衙。孙坚限其族人拿两千两赎人。

不仅在安县,还有中江、荣昌、兴文等多地都发生了铁路租股携款潜逃、贪污案件。官方的处置除了追逃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求相关责任人补赔。有的赔得倾家荡产,有的只有跑路,林生銮就是其中一例。

以粮抽税,民间称为“上二道粮”,田赋飞洒诡寄,百姓苦不堪言。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自己逃避赋税,百姓往往要分摊数倍赋税。

1907年,川汉铁路总公司路款达到一千多万两。锡良请奏后,朝廷派詹天佑为全路总工程师。

因京张铁路工程未完,不能分身。经商议,詹天佑选派有经验的工程师胡栋朝来川勘路,往返勘测七次后,商定先修成渝段:巴县—璧山—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成都北门,一共八百华里。但争议颇大,有主张先修宜万段(宜昌至万县段),有主张先修成渝段,结果锡良与张之洞委派两地人员在上海投票,先修宜万占多数。

川汉铁路修到香溪,因“辛亥革命”停工,但这段工程已耗银数百万两。这一停,就是百年遗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摄影 刘陈平

幕后揭秘

川汉铁路崩塌

铁轨下暗藏诸多“硕鼠”

从1905年至1910年,川汉铁路总公司靠发行股票募集到本金2000多万两。

总督锡良因为首次涉及股份公司,而且四川官民士绅对于公司事业,也如婴儿胚胎。最初委派一位道员当总办,下设提调、文案、收支等。后改由翰林院编修胡峻当总办,并由成都声望高、人品好的十多位绅士充当公司参议。其中,总办月薪五百两,提调一百两,各所委员均数十两,参议月薪参照各所委员。

为宏远大计,造就人才,锡良还在文庙前街杨昭勇府邸,设立了铁道学堂。举人王铭新任学堂监督,其余聘请省内外人才为教习,遴选学生,分科分班讲授,两年毕业。

一日,锡良焦虑公司聘员越来越多,花费甚大,陈宧提议向全省烟馆收税。分上、中、下三等,按月征收,一年可收二十万两。算下来,除开支付工资外,还有宽裕。

广开财路,才能修路。锡良还上奏光绪皇帝,在重庆长江南岸建铜元局,所得利润,全部拨入修路款,作为公家股本。

准奏后,锡良拨款一百多万两,聘请蔡乃煌任总经理。蔡乃煌,字伯浩,晚清举人,因有才学被锡良赏识。后任上海道台,成为袁世凯亲信。

不料,从德国购回的机器,运到长江湖北段连船一起沉没,几十万两银子打了水漂。连船沉没的,还有成都官员沈幼岚办宴席的五十坛绍兴酒。

由此,四川按察使冯梦华嘲笑道:幼岚吃酒,伯浩吃铁,惟机器船吃水。冤哉!

而《蜀报》宣统二年(1910)第五期,也刊文批评蔡乃煌升任上海道台为升官之极点,川路款乃其发财之源。

对如婴儿般初生壮大的川汉铁路公司来说,蔡乃煌首开了“硕鼠”啃噬之端。

1907年3月锡良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后,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开始混乱。最大的一笔亏空,是在橡皮股票中损失了200万两白银。

施典章,字了谦,原为被革广州知府。1905年,施典章由川汉路驻京总理乔树枬任命为川汉路公司总收支、上海办事处保款员。职责是对公司将来用于修路的350万两集资款进行投资管理,以期在铁路开工前获得适当收益。

因见橡胶股票疯涨,施典章将350万两本金全部投进去,结果股市暴跌导致巨额亏空。股灾中,倒闭的上海八大钱庄,其中有三家主要资金正是来自川汉铁路公司的这笔巨款。350万两本金,最后只剩150万两……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

川汉铁路的资金,主要用“租股”的办法筹集,当时四川7000万人都是“股东”。盛宣怀此举,即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

时任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认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百姓的承受力,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不久,四川省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抗议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反对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勾结,把铁路建筑等权利出卖。

在“保路运动”风潮中,当赵尔丰下令举枪瞄准百姓时,一个276年的王朝,走向了最后的结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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