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房子
◎唐炳超
母亲是2001年4月去世的，十八年过去， 她留给我们的那座房子也老了。
2019年春节前夕， 一直住在那座房子里的一位表哥来电话说， 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没法再住人了，要么重新修缮，要么卖掉。八个兄弟姐妹早已在天南地北安家立业，按理说，卖掉母亲的那座房子是最好的选择。 我却为此纠结不已， 岁月的尘埃无论如何掩埋不了尘封在那座房子里的过往。 所谓故土难离就是这样， 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址和空间， 而且有年轮和光阴的故事。总觉得，纵然今后那座房子垮掉了，只要有一些泥巴和瓦片，我们才算有家可归。
母亲姓张， 是镇上一户小殷人家的掌上明珠且是独生女，外祖父、外祖母是做小生意的， 辛勤一生给母亲留下的就是那座房子。
房子坐落在小镇的上段， 双檩双椽宽檐青瓦。小镇风景秀丽，前面有座山，山下有条河，河水清清浅浅、曲曲弯弯，绕着小镇逶迤而去。
1956年，县工商联找到母亲，要她牵头组织全镇的“公私合营”。从县上回来后， 母亲第一个将那座房入股办了旅社。
母亲从那时起就担任全镇合作商业的经理， 那是母亲一生中最闪亮的时候。自此，那座房子里几十年来都溢满了母亲的温情和爱。
母亲一生养育了八个儿女， 继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之后， 轮到我了。“公私合营” 如火如荼， 合作商业成立之后，一任大小事母亲都要操心。我出生那年， 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和肝病，婆婆（祖母）已年逾古稀，加上3个孩子需要照料， 母亲身上的重负可想而知。
我出生在1957年大年初一，一个与母亲同祖父的隔房舅舅知道后动了心思。舅舅住在下街，膝下无子，就对母亲说：张家在我们这一脉就你和我，你是独生女，我又没个孩子，老四就给我带，张家的房子里总要有一个姓张的。
父亲是“将女赘婿”到母亲家的，父母结婚那年， 父亲与婆婆相依为命，家境一贫如洗，上无片瓦，下无卓锥。母亲不嫌父亲穷，还说服外祖父和外祖母将婆婆一并接了过来。结婚之后，外祖父、外祖母相继去世，婆婆就成了父母唯一的长辈。“将女赘婿”在我们那一带的婚嫁习俗中是低人一等的，父亲住着张家的房子，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很不情愿将我“抱”给了隔房舅舅。
就在我“抱”给舅舅不到一个月，镇上有户姓涂的邻居突然暴卒而死，留下一个左手有残疾的孤儿， 小名叫青波。青波母亲早逝，父亲撒手人寰那年他才6岁。母亲没征求家里任何人的意见， 就毅然决然地将这个孩子带回了家。
家里生活本来艰难， 这件事理所当然受到婆婆的强烈反对。 婆婆反对的理由是：你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走，却带着一个非亲非故的孩子进来。
母亲对婆婆很孝顺，管婆婆不叫妈，叫娘。母亲讲不出什么道理，就一个劲儿叫娘。 婆婆的心终于被母亲叫软了， 青波就这样在我母亲的深情叫声中留了下来， 成为母亲的第五个孩子。
后来， 母亲不仅将青波安排在父亲的中药店学会了司药手艺， 让他能自食其力，而且费尽周折，为青波讨了老婆，并养育了一儿一女。
母亲心善， 仁慈宽厚在我们那一带方圆百里有口皆碑，而对我来说，一生都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街上忙碌奔走，是我对母亲最深刻、最有质感的记忆。
镇子自古以来就叫观音镇， 后来改名叫先锋镇。可在原住民的日常中，大家依然叫观音镇。 三哥的女儿叫丹丹，丹丹长到两岁后管外婆、母亲都叫婆婆，叫久了混淆不清，常闹笑话。后来丹丹聪明了，就以地域区分，将母亲叫观音镇的婆婆，再后来“镇”字也省略了，就叫观音婆婆。
这一叫把母亲叫出名了， 久而久之， 全镇的人不管男女老幼都叫母亲“观音婆婆”。
“二”比母亲大十多岁，也叫母亲观音婆婆。
“二”叫杨翠兰，老伴是个驼背，那不是一般的驼，整个身子躬成了90度，站着不到一米高。老两口无儿无女，母亲就当亲人一样呵护， 他管杨翠兰叫二姐，要我们叫“二”。“二”是什么意思到今天也不明白，明白的是，那种叫声中充盈着满满的爱。
“二”是个受苦人，合作商业成立后，母亲就安排“二”在饮食店“买块块”。“买块块”就是现在的“收银”，那时纸张金贵， 饮食店就用竹块替代，一碗面五分钱，一个“块块”换一碗面。有了母亲的照料，老两口总算衣食无忧。
那时我还小，后来听大姐说，母亲常常背着家里拿钱给“二”看病吃药，买治老毛病的“头痛粉”。那时，好多家吃了上顿愁下顿，更不说吃肉了，母亲深更半夜也不忘从饮食店里给两位老人送一碗牛架子骨熬的汤。
一提起这些事，“二” 逢人就会边作揖边念叨：观音婆婆，观音婆婆。
下街有一家人， 男的叫左启祥，有严重的哮喘病，老伴姓张，是个睁眼瞎，家里还有个哑巴儿子。母亲为这个不幸的家庭操碎了心，将哑巴全家人安顿在“万寿宫”侧边的一间偏房住下，又安排哑巴在镇上的饮食店担水劈柴，全家人就靠哑巴微薄的工资度日。哑巴听不见说不出，但心里有数，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伸出大拇指和小姆指圈成一个圆 “嗷嗷嗷”比划着给人看。
“圆”是哑巴称呼母亲的哑语，全镇人都知道， 母亲在他无声的世界里是最亲的人。
时光荏苒。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舅舅病逝，我回到了母亲身边。那时我已经十多岁了， 对发生在家里的很多事都看在眼里， 其中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大约是1981年初， 全镇十多家店铺门可罗雀， 仅有一家中药店在勉强维持。母亲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局，一筹莫展。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母亲最为艰难的一年。 母亲患有白内障和高血压，一年时间不到，视力陡降到0.5，高血压也几次复发， 还住过两次院。那一年，母亲日渐苍老，头发也开始花白。
曾是中药店“头儿”的父亲1979年就病退了。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只有对父亲说：你熟人熟手，回去操持一下。
父亲八岁起就在镇上大户人家的中药铺里当学徒，几十年下来，自然浅涉医道，背得一些汤头。父亲心肠好，凡遇到乡下那些吃不起药的人家，都会自己出钱给他们抓几副 “引子水水”，药普通，效果却神奇。日子久了，大家都信他。
父亲回去后， 药店很快又红火了起来，每遇逢场天店里店外人头攒动，一路路乡下人不但找他“抓药”，而且还讨药方。
大哥就是在这时看见了商机，很快策划出一个方案： 以父亲的名义开办中药材公司。 大哥的打算在当时很超前，大哥计划建一个“唐氏中药材总公司”， 在全县再设立三个中药点。大哥说这是我们唐氏家族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
大哥说干就干，一边办手续，一边筹划把房子的门面装修好当店铺。那时哥哥姐姐已陆续参加工作， 弟弟妹妹当兵的当兵，读书的读书，偌大一座房子确实闲着。
然而母亲对这件事却断然拒绝，母亲说，你这样干，集体的那个店活生生就要关门。 就当时来讲， 对母亲的“断然拒绝”我并不完全理解，甚至心生怨气。但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曾无数次地想起母亲， 想起母亲的房子和房子里发生的故事。直到那时，我才蓦然领悟到“母亲”二字的全部含义。
“唐氏中药材总公司”就这样胎死腹中， 集体的中药店在父亲的操持下生意兴隆，成为20多名退休职工的“饭碗”。
1987年对母亲来说是特别的一年，年近花甲的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党员， 母亲入党并没把消息告诉我们，后来还是一位邻居对我说，母亲1956年担任经理后，1957年又当选为县人大代表，从那时起就申请入党，每年都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写就是30年。
那时，我在县广播电视局当编辑，一天上午， 我在办公室看到县委一位秘书采写的一篇通讯刊登在市报上，题目是《先锋镇的“先锋”们》，记叙的是母亲30年来为大家操心劳神的事迹。我深受感动，当天下午就带着报纸回了家。
回家后没见到母亲，父亲告诉我，母亲两天两夜都住在“二”家里，70多岁的“二”犯病很多天了，这次恐怕过不了这个坎。我赶去“二”的家，煤油灯映照的土坯房里站满了人， 身患肺气肿晚期的“二”气若游丝，母亲半跪在床上把“二”抱在怀里。
午夜时分，弥留之际的“二”突然回光返照，她微微睁开眼睛，将那双已不能转动的眼珠定格在母亲的脸上，断断续续地说：妹子呀……你照顾了姐一辈子……姐没什么报答你的……
母亲用力摇晃着“二”瘦弱至极的身体，声音哽咽地叫着：二姐，二姐。在母亲的怀里，“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本文作者系仪陇人、供职于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海南中心，现居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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