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方式的变迁

□ 唐刚（铜仁）

一天，刚满4岁的儿子让我给他买个电话手表。 电话手表买回来了， 他戴上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说了。先把我安排在卧室里给他打电话， 然后自己去客厅接电话；电话打通后，更是有模有样地学着大人说“喂， 你是哪个？ 你在干什么……哦，那挂了啊。”乐此不疲地给我打了十多次电话，通话内容一模一样。

看着小儿玩得开心， 我在感叹如今小孩幸福之余， 不禁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一些事、一些人。

我出生在仪陇县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先在嘉陵江边国有运输公司当工人，后因单位效益不景气，在广东、成都等地务工多年，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从小随母亲在农村生活。 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我从记事起，就帮着家里打猪草、放牛和做农活， 一直到七八岁去村里小学读书。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三间土坯房，一间用于孩子们读书， 一间是村委会办公场所，另外一间堆砌着村上的杂物。老师则是一个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体育等什么都会教的“全科”代课老师。

那时，父母的联络方式是书信。父亲虽小学未毕业，但靠自学认识了不少字，写信基本没有问题。 父亲的书信大概分为三段，首先是问问家里的情况，问问我和姐姐的学习情况， 再写自己在外务工的情况，活儿有没有、吃住惯不惯等，最后会说一些安慰母亲辛苦操劳的话语。

每一次收到信， 母亲都会在镇上邮政所找一位先生，读信、回信。那时候，邮政所门口有一种营生，就是替人读信，然后再写好回信，收费不贵。因为不识字的农村人较多，先生们的生意尚可。

书信虽然写得多， 表达得全， 却特别慢， 信寄出后差不多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收到。 如果遇到急事怎么办呢？ 那就是发电报。小学三年级，外公去世。母亲急忙去给父亲发了电报。内容只有“速回”两个字。电报快，但是收费可不便宜，一般非紧急情况不用。收到电报后，父亲三天就赶回家了。

1997年，我小学毕业，到了镇上寄宿制中学继续读书。那时候村里通了有线电话，由于昂贵的初装费用， 村里装电话的人特别少。父母的联络方式也有所变化。一般都是父亲用公用电话打给村里有电话的人家，让其通知母亲前来接电话。父亲估计母亲已经走到那家后，又再打来电话。接一次电话，那家人收费一块钱。

较之于写信，有线电话方便快捷多了。渐渐地， 身边个别同学有了BP机。BP机没叫多久，就被大哥大、小灵通、手机代替了。不过大哥大是老板专用机， 小灵通在我们落后山区并不灵通， 农村基本上没有信号覆盖，手机也大多是炫耀的贵重物件，挂在腰间，走起路来也多了几分神气。不过，BP机、大哥大、小灵通，我们家都没有。

2000年，父亲因我考上了县城唯一的省级重点高中， 奖励我一部二手手机。那时候的手机之于我， 也就是看时间的功能。因为打电话很贵，接电话也要收费，还有不菲的月租费，回到农村家里根本没有信号。好在没多久，手机坏了，也就不需要付月租费了。

2004年， 我考入贵州遵义师范学院。迫于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随父亲到了山西太原，在工地上做起苦力。

离父母远了，联络就更多了，联络方式也更多了。大学寝室安装有座机，免费接听电话，购买电话卡即可打电话，费用不贵。普通手机不再是奢侈品， 学校周边应运而生了不少的电话吧、电话亭。父母没有舍得给自己买一部手机， 每次都用公用电话打给我。如果我有事情，则是发一个信息给父母工地上的包工头，请他代为转告。

光阴似箭，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毕业后， 我来到铜仁市江口县梵净山下一个民族乡，当了一名普通的基层公务员。

父母不再外出务工， 回到仪陇老家生活。这时，父亲给自己买了一部手机，我们的联络更方便快捷了。

父母始终没有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是想落叶归根了， 回到生活大半辈子的地方，因为那里才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2018年，父母在老家修新房子。每天下班后，我都会习惯性地打电话了解情况，提醒他们注意安全。父母也会打电话给我，咨询有关房子的设计布局、材料选择等意见。偶尔姐姐回娘家，就拍一些照片给我，并通过微信视频让我看一看房子修建进度。

光阴荏苒，离开家乡快二十年了，每每回想起和家人聚少离多， 些许场景历历在目。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和家人的联络、交流已经不是问题了。

如今，家人和亲戚都买了智能手机，用起了微信， 建起了微信群聊。 虽然身在异乡，但大家经常在群里聊聊天，晒晒照，报个平安，亲情没有因为距离而疏远。每逢春节，走亲戚时会先在群里商量个行程计划，想给小孩发点压岁钱，给老人孝敬糖钱，就在微信里发个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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