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煤油灯
□ 杜礼文（西充）
我的老家在川东北一个叫官林沟的小山村， 儿时的老房子是清朝末年的木质三合院，二十多户人家在一起居住。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通电， 这之前的年月，晚上照明一直用的是煤油灯。
小时候，每到掌灯时分，我们一大家人就围着昏黄的煤油灯在古老的八仙桌前吃晚饭。我约四五岁时的一天晚上，煤油灯照出的人影放大了投在我背后的墙壁上，一回头，我看见一个硕大无比的黑影在动，吓得我一激灵，浑身抖了一下，“哇”地哭了。祖祖（曾祖母）和奶奶见状，连忙说：“乖，是你的影子，别怕。”但她们认为我被吓着了，需要“喊魂”。第二天黄昏时分，奶奶一手捉了一只大公鸡，一手抱着我，在院子南头的大院坝，叫着我的乳名，叫我答应，并大声喊：娃儿回家了！娃儿回家了！娃儿回家了！连喊三次，我答应三次。据说就能把吓丢的魂叫回来了。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心理暗示疗法。
童年的夜晚，父亲总是点着煤油灯，在缝纫机上做衣服。母亲帮着钉扣子，锁扣眼，父母配合得很默契。老家农村有句古话：“养儿不学艺，担断箩篼系。”因此，“文革”开始不久，小学毕业才十三四岁的父亲就被爷爷奶奶送去学裁缝， 父亲勤奋，喜好钻研。十八九岁时已学得一手好手艺。由于父亲手艺好，服务优，价格公道，交付及时，全大队六个小队基本上男女老幼的衣服都是父亲缝制。一年四季有干不完的缝纫活，特别是寒冬腊月的夜晚，摸着冰冷的布料，父亲的手生了冻疮，肿得像红萝卜，但他手中的缝纫活不能停， 必须加班加点，大年三十必须将新衣缝制完毕，哪怕是忙到后半夜， 因为大家都等着大年初一穿新衣。 父亲当年谋生的不易可见一斑。
当时供销社煤油3角8分钱一斤，不知何人私自弄了几大油桶零号柴油，在街上食品站旁的石拱桥处零售，只需2角一斤，可替代煤油照明，父亲也买了几斤。一天晚上，父亲见油灯里油不多了，拎起油瓶子往灯盏里添油，说时迟， 那时快！ 一团火直接飞了出来， 不偏不倚正好落到开着门的存放布料的衣柜里，父母一阵扑打，终于将火扑灭。但有些布料被烧出窟窿眼。这都是顾客买的新布料待加工的， 父母只好花钱买布料赔顾客。
上世纪80年代初， 我们公社街上已通电，有时上街看露天电影，望着学校山上明晃晃的日光灯， 街上店铺里耀眼的白炽灯，好生羡慕。有一回队上小伙伴洪娃的妈妈病了，在公社医院住院，我们几个小伙伴去看望她。病房安有电灯，一拉开关线绳，叭嗒，灯就亮了，圆圆的玻璃灯泡里发出亮亮的光，又亮又方便，心里充满了好奇与渴望，在幼小的心灵里幻想：什么时候我们才不用煤油灯，能用上电灯啊？也就过了两三年，1983年，大队开始张罗通电，但是通电所需电线、电杆需小队自筹资金。 为了通电迎接光明，大家积极性空前高涨， 把队上的保管室房屋，山上田边地头粗壮的树木一一作价卖掉，终于筹集够了资金。1983年6月，全队终于通上了电。80多岁的祖祖脸上乐开了花：“真亮哨啊！晚上掉根针在地上，都能捡起来！”通电给大家带来的喜悦、兴奋之情在人们心中久久激荡。
虽然通了电， 煤油灯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农村经常停电。吃晚饭时停电，仍点煤油灯，半夜起夜时来电，被村民戏称“屙尿电”。当时我正在公社街上读初中， 晚自习要上到九点多，每天天刚黑，就突然停电了。班主任四十多岁，整天板着一副面孔。每当此时， 他都会声嘶力竭地吼道：“电厂罪该万死！”以表达强烈不满与愤慨。我们纷纷拿出火柴，点燃煤油灯，霎时，教室里烟雾缭绕。其实，当年一个班顶多考上一两个中师、中专，绝大部分就是陪读，老师们也心照不宣。 年少贪玩的我静不下心来学习， 做题。 在这朦胧的煤油灯光里，浑浑噩噩到晚上九点多，放学与同村伙伴们摸黑两三里路回到家里。 父母早已在锅里留下晚饭， 父亲还在煤油灯下做衣服，母亲帮着缝新衣服上的扣子，锁扣眼。我吃着热腾腾的晚饭，想着一晚上啥也没学，内心生出一丝不安来。觉得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这顿饭。 正如老师所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于是暗下决心， 不能混日子。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后来上了高中，国家电力供应明显好转，基本不停电，早晚自习不再使用煤油灯。
时光飞逝，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煤油灯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在昏黄的光影里，童年生活的艰辛，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求学的坎坷， 世事的变迁……一一浮现。煤油灯啊，你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你陪伴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岁月， 让我不忘初心，倍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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