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忆 最忆是红苕
西充多丘陵，平坝、田块少，农作物多以小麦、胡豆、豌豆、红苕为主，改革开放前，这里连玉米都种得不多，水稻产量低，大米不充裕，相反地，广大的山地、坡地等瘠薄地，种的都是红苕，因此，西充有了“苕国”之称。“苕国”历来就有红苕酸菜半年粮之说，红苕成为西充人民赖以为生的农作物。
寒露到立冬前后，是挖红苕、种小麦的农忙季节，这时的农家，屋里、屋外都堆满了红苕，梁上挂满了大红苕。选择有伤、挖烂的红苕用来吃和喂猪后， 红苕就陆续下窖储藏了，农家一天三顿都是吃红苕，一直要吃到第二年的五黄六月。 给小孩在柴灶的灶孔内烧（煨）红苕是经常的事。烧柴、烧草的火炭和灶灰把洗净的红苕覆盖在里面，烧（煨）出来的红苕特别香甜。
我在西充采访时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宏桥乡小角沟村一王姓人家，上世纪80年代初期，30多岁的儿子几经周折终成婚后喜得一女， 该女没足月就早产了，3岁多了都还不能走路， 家里人以为这孩子永远站不起来了， 她的爷爷每天煮饭时在灶孔里烧（煨）红苕，把红苕一点一点地喂给孙女吃。在爷爷不离不弃的悉心照料下，孙女竟然能够站立走路了。村里人都说，小女孩全靠喂红苕才长大成人。
很多时候，红苕被赋予了生命的意义。西充人的红苕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 西充县常林乡人、 国家一级作家、曾任云南省德宏州作家协会主席和《孔雀》杂志主编的张承源在其作品《红苕的回味》里说：“故乡忆，最忆是红苕。红苕，是长长的苕藤下的根。 绿色的苕叶， 绿色的苕藤，牵连地下的根，成为远方游子对故乡永远不能释怀的一个结， 成为远方游子对故乡永远思念的寄托。2003年3月， 退休一个月后，我又一次回到故乡。某日，得诗一首《游子返乡》：游子返乡泪湿襟，酸菜萝卜特提神。红苕稀饭山珍美，此物当今最养人！”张承源先生对故乡红苕的情感， 还体现在他早期的诗作之中。1958年秋天，读初中的张承源写了首《七绝·挖红苕》，诗中表现的地点就是他离县城5公里的老家常林乡龙洞沟凉水井：“春种秋收勿早迟， 工分多挣饱肚皮。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红苕满窖时。”时至今日，对故乡红苕的思念，使得张承源“有时就会走到烤红苕的摊前，买上一块香喷喷的烤红苕， 蹲在街边慢慢地剥着皮吃起来。那滋味，那回味，久久地萦绕着，缠绕着。”
要吃红苕，首先得挖红苕。会挖红苕，是西充孩子读书之外的必要本领。 中山大学毕业、出生于凤鸣镇仁和寨村的“70后”女作家杜怡臻就在其作品《我识红苕味最饶》中写道：“一入冬，放学后，我就上山挖红苕。这是个辛苦活，我得先扯苕藤。红苕藤断裂后，会喷涌出乳白色的汁水， 粘在手上就变成难以清洗的青色。这还不算什么，我最恐惧的是无意间碰上苕叶背后那肥腻圆滚的猪儿虫。它肯定不会咬人，肥胖如蚕的身躯，在苕叶上缓慢蠕动， 吓得我扔掉没扯断的苕藤跳起就开跑，嘴里慌乱地叫唤着父亲。父亲闻讯赶来，一脚踏在苕叶上，踩死猪儿虫，瞪眼训我：‘少装怪，赶快扯，今天的任务就是挖完这块地的红苕，回家淘红苕喂猪！’”
红苕养育了西充人民， 也培养了西充人勤劳、质朴、善良、崇文、忠义的精神和品格。南充市作家协会主席李一清在其作品《我的忠义之乡》就吐露了这样的心声：“论及饮食，红苕与酸菜稀饭， 差不多要算是西充人的招牌食品。至于青黄不接时，多有人家用苕干、苕渣面甚而干苕叶充饥，人虽面带菜色，然精神不减。”
西充人这种精神和品格， 实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表达。《南充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杨茂生在其作品《一个县的文化印迹》中说：“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交融和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熏陶，铸就了西充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一个县的文化个性。勤劳质朴又乐观诙谐，粗犷豪放又细腻坚韧，心直外向又聪慧内敛，刚直尚义又敦厚重礼，肝胆忠烈又古道柔肠，就是‘苕国’人的文化写照……三十年前带着一种感觉和兴趣走进西充，三十年后这种感觉和兴趣已成长为一种对西充文化现象固有的概念，这就是西充人用自己的诚实和智慧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个性移民文化。”
这种个性移民文化，打着西充特有的“苕文化”烙印，由红苕、红苕情结衍生出的“苕文化”根植于西充人心中，无论他（她）生活在大江南北、天涯海角还是世界各地，都成为其心中的“最忆”。
南充晚报记者 何建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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