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屏上吹来法治春风
□何建斌（南充）
7月31日晚，四川电视台峨眉电影频道再次播放电影 《被告山杠爷》，我与许多观众一样，凝心观看，常看常新。南充资深媒体人、四川省报纸副刊“十佳编辑”曹晓红观后评价说：“重看一遍感觉，真的写得好。编剧好，演员演得好，群众演员都演的不错， 不像现在的电影电视那么假。”
1995年春天在西充县凤鸣镇首映的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被告山杠爷》，是根据出生于凤鸣镇的四川著名作家、南充市作家协会主席李一清的中篇小说《山杠爷》改编的，首映当晚，万人空巷，银幕上吹来缕缕法治的春风。23年后再次观看这部影片，为何还在包括我在内的观众心中产生极大反响呢？
陋室写鸿文 担当唤法治
1989年春耕生产刚开始，以文化专干职务在西充县文化馆当创作员的李一清对我说：“建斌，在城里生活似乎找不到创作灵感，我想去乡下采风、体验生活，写点东西，你那里如何？”其时，我在西充县青狮乡担任文化专干，我想，既是老乡（我老家与李一清老家山背山）加同行，我又兼任着乡政府伙食团团长，可以解决李一清的吃饭问题；我一个人居住大概十平方米的乡政府宿舍，可以两个人睡一铺，解决他的住宿问题。食宿都不成问题，我就愉快地邀请他前来青狮乡采风。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到了青狮。在青狮的一周时间里，一日三餐在伙食团就餐。晚上， 就在建斌十平方米的寝室与他抵足而眠，鼾声与共。”李一清在为我的散文随笔集《墙上树》写的序中说，“在青狮，我从乡政府会议和乡广播站广播上得知， 村干部在催收公粮、农税、提留以及治理村子等方面，采取适宜当地的不同的土办法，千方百计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把村子治理好。这些土办法，有的明显违法，但又管用。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一五\’普法，情、理、法在我的脑中萦绕，白天采风，夜晚写作，有时写到深更半夜，烟抽完了，只好钻到床下把‘烟锅巴\’捡起来抗瘾。就这样，《山杠爷》初稿在建斌的寝室里完成了。”
1991年，中篇小说《山杠爷》在《红岩》杂志发表，被《红岩》杂志编辑部推荐为“不可不读的扛鼎之作”。《山杠爷》 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小说主人公堆堆坪村党支部书记山杠爷以朴素的农民意识，认为只要“村规”管用，能够完成乡政府下达的公粮、农税、提留任务，把村子管好了，就是对上级的忠诚，就是一个好干部。所以山杠爷说：“一个村跟一个国家，说到底，是一码事儿。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村，那国法就是村规； 把一个村看做一个国家，那村规就是国法了。”
农村干部法治观念的淡薄，农民对法治的模糊，造成了小说人物夯娃的婆娘强英因为受到山杠爷在全体村民面前的羞辱而吊死在山杠爷的家门前等悲剧的产生。小说对“法治”的呼唤，在上世纪80年代末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一五”普法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994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根据《山杠爷》原著改编的电影《被告山杠爷》更是一举获得了第十五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剧本奖等多项大奖，以及第十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等奖项。
2011年，刊发《山杠爷》的《红岩》杂志创刊60周年前夕，李一清做客新华网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山杠爷的作风我比较熟悉，我父亲当过村干部，当地农民对他很尊敬， 都是毕恭毕敬颤颤巍巍的感觉，他们的本意都是很好的，都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像山杠爷这种人，如果本人本质好就可以做很多好事，如果本人本质不好就是一场灾难，当时感觉很有意义。”
电影观当下 法治路不平
《被告山杠爷》一开场就是，一个雨夜， 夯娃的婆娘强英吊死在山杠爷家门前，在平静的堆堆坪激起了波澜。村民围聚在山杠爷房子院坝里，夯娃要找山杠爷讨说法。“整治歪风邪气，我杠爷不怕告。”山杠爷说。
随后， 一封匿名的群众来信寄到了县检察院。检察院检察官苏琴来到了堆堆坪。山杠爷吩咐村民全力配合调查， 乡里陪同苏琴的王公安， 对山杠爷的人品和作风赞不绝口。 苏琴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强英的死因：强英因虐待婆婆引起公愤，山杠爷为惩治歪风邪气，当众处罚了她。强英既不服处罚，又不改正，被捆绑游街示众。当晚，脾气倔犟的强英就上了吊。 苏琴在调查中对山杠爷有了更深的了解。 山杠爷为催在外打工的明喜回家种责任田， 命令私拆了他给妻子的信， 以证实地址； 王禄不按时交公粮，又拒绝受罚，被山杠爷派民兵关押；腊正带头反对摊款摊劳力修水库， 被山杠爷当众打了耳光，还被停止了党员登记。这些被山杠爷处理过的人不仅不记恨他， 反而对他感激不尽，都说山杠爷是为了自己好，为了堆堆坪好。 只有好逸恶劳的二利在幸灾乐祸。山杠爷不管人们说什么，他依然故我地为村里的事忙碌。苏琴心里明白：山杠爷大公无私是无可争议的； 但毕竟法律是无情的。她百感交集，不得不告诉山杠爷，他触犯了法律。 山杠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要去服刑。临走前，所有堆堆坪的人都来为他送行。在一声声“杠爷”的呼喊声中，人们呼啦一下全跪下了，山杠爷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
我当乡镇干部16年，“山杠爷”就是我的身边人，我对“山杠爷”这类人物太熟悉，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农村工作方法，我的身上也有他们的影子， 我带领工作组按照“村规民约”催收公粮、农税、提留时采取的“赶猪牵羊”、逾期未缴纳还要征收5%的滞纳金等“正当”行为，无疑具有违法性质。然而，从今天的社会现象反观二三十年前的“山杠爷”式的违法，这是值得同情的“为公”的违法，这种违法与当下那些触目惊心的为一己私利、为利益集团利益而违纪违法犯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比如：10年前河北三鹿集团公司奶粉添加三聚氰胺案、 上个月的吉林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 本月刚刚披露的山西临汾市环保局故意破坏空气自动监测数据导致数据造假数据失真案、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超过140万名干部因各类违纪违法犯罪被处分……从“一五”普法到如今的“七五”普法，时间进行了30多年， 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国家战略， 法治的普及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从社会宣传到学校宣传，可以说是全覆盖，然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数量仍触目惊心。这说明，我国的法治之路，依然荆棘密布。电影《被告山杠爷》的反复播放，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作为具有浓厚社会责任和社会良知的作家， 李一清呼唤社会治理现代化， 他认为，基层的士绅文化、乡贤文化在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匡正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山杠爷》后记中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山杠爷， 抑或本来应该没有山杠爷？ 山杠爷注定这辈子要困惑我了，我的头好疼好疼。”
全国人民都希望生活在法治良序的国度， 而现实中又深受违法行为之害，他们的头怎能不和李一清一样“好疼好疼”呢？因此，披荆斩棘行法治，让法治春风荡漾神州大地，正是《被告山杠爷》再次播放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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