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充人的红苕情怀
□ 何建斌(顺庆)
趁早晨散步, 又一次到清泉寺北路去看看清泉小学修建得啥样了,对这所小学,我充满了期待。
清泉寺北路是城区通往荆溪、搬罾、蓬安方向的一条交通要道, 道路通车七八年了,还没有修建人行道,更没有行道树,预留的人行道被旁边小区居民栽种着玉米、绿豆、红苕等农作物。
大货车、大客车、小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我尽力靠路边行走。但见昨晚一场大雨,让三伏天里被太阳烤得耷拉在苕厢上的苕叶又绿意盎然,精神焕发,苕藤尖部也挺拔地向空中伸展。 苕厢垒在瘠薄的红石谷地上,经不住干旱,红苕能有这番长相,已是竭尽了全力,其根须必定扎根于大地,顽强地吮吸着大地哪怕一丁点雨露, 把营养供给藤、叶,以及在土中逐渐长成的苕块。
我出生于“苕国”,是吃红苕长大的,见到红苕特别亲切。尤其是久居城市,难得一见栽着红苕的土地。“红苕不怕嫩, 八月初一尝一顿”,40来天后, 这红苕就可以挖出来,成为餐桌上的食品了。
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都离不开红苕,红苕是“苕国”人的救命粮。西充因长期盛产红苕而被称为“苕国”,历史上,有“最苦寒,西(充)南(部)盐(亭),红苕酸菜半年粮”之称,就是说川北这3个县很穷,老百姓很苦。红苕的生命力极其顽强,我们老家的山坡地里,没有树,全部栽的是红苕。经过二三月至六七月漫长饥饿的等待, 终于在八月迎来了红苕开挖的季节。“可以吃口饱饭了!”每每这个季节,大人们就会这样说。这里有西充歌谣为证:“肚儿饿,没得钱,背起包袱上广元。广元喝碗稀汤汤,不如回我西充县。西充县吃块红苕糖,还是回我罐子场(今西充县义兴镇)。罐子场红苕多,吃好吃孬不挨饿。”新中国成立前,西充人爱到广元一带做生意,想挣点钱回来养家糊口,谁知到了广元还不如在西充吃红苕能充饥。
农历八月,俗称“烂八月”,是雨水最多的月份,红苕成熟,挖红苕了,生产队按照每家每户人口的多少,用丈竿丈量苕厢,用锄头在苕厢上挖个缺作分段记号, 每家每户就可以开挖了。挖红苕属于私活,要等到大人们白天干完了生产队的公活,才能上山。于是,半下午了,家里缺乏劳动力的我,虽然只有八九岁,也跟随大人们上山挖红苕。 红苕刚挖完, 天就全黑了,我们打着火把,用锄头当拐杖,背起红苕,踩着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步回家。尽管大家都小心翼翼, 可每年仍有挖红苕走夜路摔伤的婶娘叔伯。
第二天早上, 同一个生产队的同学上学都走光了,我才推完磨喂完猪,来不及吃那滚烫的稀饭, 抱着几块红苕边啃边向学校跑去。
既然称得上“苕国”,西充人就与红苕难解难分。在“红苕半年粮”时代,许多缺粮户的幼儿,是靠红苕喂活养大;许多青壮劳力是靠红苕充饥支撑干活; 许多家庭来了客人,是靠“苕皮酒”待客。有首名叫《红苕老大哥》的民歌就唱出了红苕是个宝:“红苕红苕老大哥, 把你栽在对门坡, 往年红苕不够吃, 今年红苕特别多,大的能掺饭,小的宰颗颗,男女老少都不欺,烂苕皮皮烤酒喝。”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谷子、麦子充足了,红苕不再是西充人的“半年粮”,但红苕因其独特价值而被人们重新认识。
红苕含有丰富的淀粉、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E以及钾、铁、铜、硒、钙等10余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被营养学家们称为营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红苕由充饥食物变成了营养品,对红苕高质量品质提升就成了一群人瞄准的目标,西充县金山乡庙子坝村原党支部书记张云就是其中之一。
在金山乡政府当了10年“八大员”的张云,2004年回村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金山因为全是贫瘠的红石谷土壤而得名,这个土壤土层薄,蓄不住水,只有不择环境的红苕适合大面积栽种。 经历过红苕充饥的年代,作为土生土长有一定见识的金山人,张云深感因地制宜栽种红苕还是金山脱贫的路子之一。于是,在四川省农科院和南充市甘薯研究中心的指导下,张云带领村民成立金山红薯农民专业合作社, 改良红苕品种,2011年终于培育出黄皮红心的红心苕,建立种植基地1000余亩, 其中通过有机认证的300多亩土地,一年可种三季红心苕,消费者常年都可吃上鲜苕,合作社农民也靠种植红苕都实现脱贫。把这种红苕或蒸或煮或烤,都是如今宴席和餐桌上人们最爱的食物;用这种红苕磨出的淀粉,所搅出来的苕凉粉,或用青椒末来拌,或浇上红亮亮的辣椒菜油,吃起来也是味儿悠长。
过两年,我的孙女就要到清泉小学上学了。届时,清泉寺北路可能再也看不到栽种红苕了,但红苕情愫永存心底,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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