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逸才真性情 司马相如生平事略卮言
□ 陶武先
司马相如雕塑
司马相如（公元前176—前117年）①，字长卿，生于蜀郡安汉（今四川蓬安），长于成都，西汉文学家，汉赋奠基人。汉景帝时举为郎，任武骑常侍，旋即游梁而作宾客；武帝时复入宫，历任郎、中郎将、孝文园令。述其生平，经世不特安边西南之功，逸才无愧“辞宗”②“赋圣”③之名，至情多有淡泊率真之举。
事功贵维新而守道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④。欲立非常事功，须破寻常窠臼，“破”与“立”的遵循，在于别开蹊径以拓展正道、顺应大势而新立格局。司马相如着眼民族融合，建言仁义之道，奉行和平之策，创造性解决西南民族问题，尤其“华夷一家”的提出与探索，倍受历代推崇，恒有借鉴意义。
“和”解危机，息兵平怨。处弱势而不卑，居强势而不亢，不屈从于威武，体现骨气；不以威武屈人，彰显胸怀。这种“士”的修身理念，贯穿司马相如取道于“和”、致力“天下晏如”的治平实践。汉武帝当政之初，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秦末汉初的战争创伤逐渐愈合，百姓渐趋富足，国力日显强盛。于是北击匈奴南伐越，以战争手段解决边界争端和民族问题，成为实现“大一统”的首选、开疆拓土的常态。在此背景下，司马相如首次出使西南夷，开启了安定西南各族的历程。当时，中郎将唐蒙征调巴蜀士卒通南夷道，大耗民财，并诛杀了僰人部族首领。愈是武力弹压，愈是遭到抵抗，巴蜀各族极度恐慌，变乱一触即发。“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④相如到蜀，审时度势，摈弃威权强迫，悉心察原委，竭力平民怨，发布《喻巴蜀檄》，阐明开通西南夷道路，乃为“存抚天下，辑安中国”“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④；唐蒙劳民伤财、擅权滥杀，并非天子旨意，应受责罚。并重点晓喻巴蜀士民“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 ④。不以武力胁迫，凭借檄文明理，平息巴蜀士民怨愤之情，消除西南各族敌对之意，化干戈为玉帛，确保开南夷道顺利平稳开通。言为心声，檄文动情晓理之妙，应本于胸怀黎庶、怜爱苍生的“平和”之心。
“仁”怀天下，等视华夷。居高临下施舍恩惠，不过慈悲的表象，真实践行众生平等，才是仁义的本质。心系天下各族、追求和谐融洽，更能体现“仁者爱人”的真挚。“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 ④，是司马相如略定西南的出发点。作为蜀郡人，司马相如既耳熟能详巴蜀被秦国武力征服的残酷历史，又亲眼所见巴蜀融入中原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现实。回顾历史，审视现实，让其深知：推动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融合，既利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巩固，又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繁荣。但开通西南过程中，一些巴蜀民众甚至朝廷官员认为，“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 ④得不偿失。“齐民”对“夷狄”的优越感和歧视性，实为民族融合的认识障碍。为此，其突破夷夏之间的观念桎梏，鲜明提出安定西南的路径是“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诛伐於彼”，目标在于实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④。“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 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跳出中外有别、夷夏各殊的局限，主张并探索华夷同为一体之道，无疑具有见识长远性、现实开创性。
“新”开蹊径，安定西夷。灼见真知，源于立足需求的现实探索，贵在启迪济世的可行举措。南夷道打通之后，司马相如建言武帝开通西夷道：“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④。并以中郎将身份受命出使。至蜀，汲取唐蒙开通南夷道时与地方对立的教训，仁化天子使臣的威严，与蜀郡官员坦诚交流，和家乡父老平易接触，争取汉族士民支持。进而深入各地了解实情，礼待各族长老共谋实策，着眼边陲开发、各族相安，灵活采取“因巴蜀吏、幣、物以赂西夷”④等办法，“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④。拆除边隘、打通关道，设置郡县。虽然，由于朝中关注重心转移、公孙弘等大臣持续反对，西南夷道的开发一度中止。但司马相如的经略之举，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大一统”版图奠定了基础，为张骞出使西域及开通南方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其采用的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吏的做法，衍变为后来的土司制度，成为历史上稳定西南民族地区的重要方略。以此而言，称其安边之臣，名副其实。
“天朝气象万情摅，秦尚通夷况汉与。冉笮更开千里道，华夷从此一家如”⑥。通西南夷道，开“华夷一家”之先河，司马相如对中华多民族和乐相处的开创性贡献，不言而喻。
文章重经世而致用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⑦。传世之文章必有经世之利用，或资政治国，或教化济时，或继往开来。司马相如“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 ②，诚然。观其辞赋文章、著作学问，就经世致用而言，多“有可观采”处。
美刺谲谏，应时资政。文人的价值在立言，立言的可贵在致用。自古有风骨的文人，少见粉饰太平的附和者，多为褒贬现实的评论家。献策谏言，尽士子本分；匡时致用，显文人担当。考察司马相如存世文献，大多饱含“讽谏”精神。“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④，可谓公允。《谏猎疏》以“明者见远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故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者也”，提醒治国要明远见、重细微。《上林赋》以“此泰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讽谏为政须戒奢侈、尚节俭；以“发仓廪以赈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规劝天子恤民生、修仁德。《哀秦二世赋》以“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荒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警诫反思历史、莫蹈覆辙……受朝中角色限制，虽少直谏之文，然借题发挥，亦振聋发聩，收效甚著。据《史记》所载，他奏《子虚赋》《上林赋》“赋奏，天子以为郎”；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封禅书》让“天子沛然改容，‘愉乎，朕其试哉’” ……由此观之，虽“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可否认，“文官不畏死谏”精神难能可贵，但以“善谏”的方式表达“忠言”，是否更“利于行”？是否值得谏言者深思？
言传理喻，教化安民。历来儒家学者积极入世的精神内核，不在文章道德的自我标榜，而在济世为民的不懈追求。司马相如生逢法家、道家主导社会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型期、西汉“大一统”王朝的成型期，深知凝聚民心尤为关键，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问题更为突出。因而，《喻巴蜀檄》直面民族矛盾，陈情说理，化危机于无形；《难蜀父老》解析现实问题，循循善诱，说服西南少数民族与汉庭合作。两篇檄文传颂千古，绝非仅在于妥善解决了当时难题，而是在于直面问题、化解矛盾的合理指向，以及所引发的思考：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时先进与落后之分，是否决定于先天等优类劣之别？和平融合与武力征服相比，如何取舍更利于文明演进？这些思考，迄今或许仍然有益。疏通民族融合障碍、导引社会安定之说，不仅体现于存世文献、贯穿著述始终，而且验证于历史发展。史料记载，司马相如曾著《郊祀歌》《琴操》等礼、乐经书，有《蜀本纪》《凡将篇》等史学、字学著作，以资教化。尽管历时久远，不少卷册流失，残篇断简难窥全貌，但不乏旁证说明其言传理喻、“教”“化”安民的影响。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于其出生地始设相如县，经隋唐宋元明，存续八百余年。古代以人名为县名，有可靠史料记载者，仅不韦县、清丰县、相如县等数例，大多是为襄助教化风俗。如不韦县“以彰其先人之恶”⑧，清丰县“以县界有孝子张清丰门阙，因昌其孝”⑨。以此推论，在各民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南北朝，专设相如县，用意昭然。
问学致用，师范后侪。“西汉文章两司马”，后世言文必称道两汉，言两汉文章，必言司马相如。遗世作品固然是宝贵财富，但比作品文本更珍贵的，乃其治学方法对后世的启发意义。扬雄作赋，循法相如，自叹“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⑩；班固《典引序》“夫惟相如《封禅》……游扬后世，垂为旧式”②，明言其文章作为典范，为后世效法；左思题诗 “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11，亦言其辞赋如同孔子言论，是为准则；才高八斗的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12，以相如赋为范本……即便对司马相如批评有加的苏轼父子，也承认“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言必中当世之过”13“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14，肯定和传承文章济世的精神。尤其不可忽略，巴蜀文化的发展，与其影响密不可分。有史明载：“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是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②，将其对蜀学的引领作用与文翁化蜀相提并论。能够文章垂范，标引后来，开领百代学风，谓为宗师，绝非谬赞。
“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犹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15。司马相如文章辞赋的成就，世所公认。然而，“大抵文学止于润身，而政事可以及物”16，其一鸣之后，回响不绝，岂徒文采之斐然？
性情则归真而返璞
大凡杰出人物，无不既能顺势而为，汇入历史潮流；又能逆流而行，跳出时代局限。在顺逆出入间回归真我、保持本色，乃司马相如可敬可佩、可亲可近处。
率性平凡，不违本心。无限接近真实的平凡，便成可以触及的高尚。时间流淌定能冲刷装模作样而展示本来面目。迄今两千余载，司马相如并不让人觉得遥远和陌生，或因平凡心面世，历代不乏认可；或因人性本真，古今连同崇尚。“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④。从少年顽皮，到见贤思齐，真实而率性。“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客送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其下也’”⑧。书生意气，壮怀激烈，率性而旷达。“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 ④。虽因《上林赋》而声名远播，但遭逢困顿之时，能以平常心与勤杂雇工一起在闹市洗碗涮碟，浑忘过去精彩，了无官民之分、尊卑之序。“相如逸才亲涤器”17，杜甫的感慨不无道理。世俗常人之心态，拿得起者多闻，放得下者少见；往往上坡容易下坡难，低处趋高时觉爽，高处趋低便不平。居高不忘形，处下不失意，无论穷达，无违本心，正是其于平凡中显现的可贵。
从容淡泊，不尚浮华。真正的淡泊人生，不是玩世不恭、放浪形骸，而是见惯繁华沧桑、历经得失成败，认清了生活的真实内涵之后，依然热爱和追求自在生活。司马相如历仕汉景帝、武帝两朝，未曾跻身高位，非才能不逮，是性情所致。武帝爱其才华，曾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之叹，两度委以重任，数次采纳建言，长侍左右，岂乏邀功求赏机会？然其心所愿则行、不愿则止，从容随意的性情，注定与飞黄腾达无缘。先是“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 ④，因为喜欢辞赋，居然托病弃官，不慕天子近侍之位，退而求其次，甘为诸侯门客。及至武帝复召入宫，为郎、中郎将、孝文园令，其间曾有持节“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④的殊荣，却并不迷恋，“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④。最后，病居茂陵，时时著书，任人取去；至死，方遗嘱家人转呈《封禅文》，彰显“功成不必在我”的淡泊。仕宦生涯，不为加官晋爵而虚与委蛇，却留略定西南之实功；问学路上，不以沽名钓誉而虚张声势，终成“辞宗”“赋圣”之实名。非坦荡从容、冲虚淡泊者，何能达此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境界？
睥睨世俗，不负真情。直抵人性的事物通常独具生命张力，饱含真情的故事往往久伴审美需求。“琴挑文君”“私奔成都”“当垆酤酒”……《史记》所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无分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皆津津乐道，可谓钟情惟一见，风雅映千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至深则一往，虽举世毁之而不返。为了自由的爱情，勇于摆脱封建礼教桎梏，共同克服家徒四壁的艰辛，最终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二人演绎的，正是无处不在却得之不易的人间真情。“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12 ，讴歌其浪漫者有之；“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18，欣赏其坚贞者有之；“长卿本豪杰，礼法安可处”19，敬佩其勇气者有之……当然历来不循常规、超凡脱俗之人事，有誉之，必有毁之。特别是宋明以后，礼教苛严，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相授受，往往难免成为众矢之的。“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20。“窃妻”之议，未免偏颇。且不论汉初并不禁止寡女再嫁，西汉名臣陈平、与司马相如同朝重臣主偃父，皆娶再嫁之妇，当世不觉有损操行。即便后世，红拂夜奔唐朝开国名臣李靖，教坊女梁红玉私许南宋名将韩世忠，时人不道有亏妇德。司马相如、卓文君真心至爱、有情有义之举，理当无可非议。为真情深爱而不顾世俗偏见，冲破封建礼法樊笼，其故事脍炙人口、长远流传，或因追求自由的人性光辉，在任何时代都难以被遮掩。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岁月长河中，沉淀为历史的人事皆不可复制和再现。追溯往事，旨在审视现实、开启未来；瞻念先哲，是为接受启迪、赓续传承。如今回望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当然也是为了从其来处，汲取求索的智慧。以此而言，其遗留给世人的，当不限一时政绩、满腹文章和千年故事。
（原载《文史杂志》2020年第四期，略有改动）
注释：
①司马相如生卒时间，说法不一，本文采信熊伟业《司马相如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②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中对司马相如的评价。
③明朝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中对司马相如的评价。
④引自汉朝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5）。
⑤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移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中对司马相如的赋的评论。
⑥清朝杨燮《锦城竹枝词·驷马桥》。
⑦引自南北朝萧统《文选·曹丕·典论·论文》（中华书局，1977）。
⑧引自晋朝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商务印书馆，1958）。
⑨引自宋朝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00）。
⑩引自汉朝刘歆撰、晋·葛洪集《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
11引自晋朝左思《咏史》（《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12引自唐朝李白《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
13引自宋朝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
14引自宋朝苏洵《苏洵集·附录》（中国书店，2000）。
15引自唐朝韩愈《送孟东野序》（《韩昌黎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
16引自宋朝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北京图书馆，2005）。
17引自唐朝杜甫《醉时歌》（《杜工部集》中国书店，2000）。
18引自唐朝杜甫《琴台》（《杜工部集》中国书店，2000）。
19引自宋朝邵博《题司马相如琴台》。
20引自唐朝刘知几《史通》（中华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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