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死亡的坦然与从容
□ 贾登荣（南部）
读完南充籍青年作家蒋林的长篇小说《最好的告别》， 脑海里突然迸出清代诗人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书的主人公“我”，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中的一分子，但他在面临死亡威胁时，显得坦然、从容、豁达、开朗，挣脱世俗的羁绊，用率性自在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告别，从而在人生最后的驿站里活得有质量、 有品位。这样，的确算是对人生“最好的告别”。
书中，“我”对待死亡威胁时的态度，让人耳目一新。“我”是一个生活中并不顺意、甚至活得有些窝囊的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顶父亲的班，当了一名工人，业余喜欢写作， 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 偶然机会，“我” 从一线车间来到厂办公室当了文员。虽然起早摸黑、兢兢业业，“我”仍然处处受到排斥，害得“我”提前退休回家。退休不久，多病的妻子成为植物人。为了让她免受折磨，“我”作出了一个有悖传统的决定：拔掉她身上的管子，减少她的痛苦，让她早点离开。 但这个决定最终由于心理不安半途而废，但让儿子看到，从此与“我”有了深深的隔阂。66岁那年，“我” 被查出肺癌晚期。这时的“我”不顾子女反对，坚持离开医院， 来到远离都市的临终关怀中心———怀人居。在这里，“我”遇到了10岁的小可。小可的乐观情绪影响着“我”，“我”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在山中盖了一幢房子，命名“桃源居”， 打算在这里隐居到生命的结束；“我”还提前为自己开了追悼会……
应该说，《最好的告别》 一书没有复杂的情节、众多的人物、跌宕的故事，但小说却给人震撼的力量。其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生命的价值。“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小人物并不缺乏大胸怀。因为“我”对生命意义的诠释，既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更会减轻自身的痛苦、子女的压力、社会的负担。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人，面临死亡威胁时，选择一条让生命活得鲜活敞亮的道路。
当然，“我”对于死亡的理解，不仅仅只是内心修为的结果，也有客观现实的无奈。“我”自己虽然活得很苟且，但一双儿女却有出息。然而，他们成天奔波在职场里，没有多少时间和“我”交流。孤独、寂寥，自然让“我”对苟且活着感到没有意义，进而用一种超然的态度， 平静地度过人生最后旅程。“我”的超前的举止，实际反映了现实的残酷。所以，在赞赏“我”的人生态度时，似乎也要提醒天下的儿女们， 不要在父母生了重病面临死亡时才表达孝心， 当他们还健健康康时，也要多“回家看看”。这样，人生才会减少遗憾。
在与蒋林有限的接触中， 他似乎不苟言笑， 但他的眼睛， 总是炯炯有神地观察着；他的脸上，总是沉淀着思考的气场。正是他有敏锐的目光与深邃的思考， 才让他的创作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写出有温度、 有深度的作品。《最好的告别》就是一部有温度的作品。死亡，向来是恐怖、阴森的代名词，但读《最好的告别》却觉得和风习习、温馨扑鼻。“我”的大度从容与小可的天真烂漫，构成全书的主色调，加上抒情味浓郁的文字， 让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一下子变得轻松自如了许多。
《最好的告别》 也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品。一是它触及了一个鲜有人涉猎的题材：自然死、安乐死。这些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都是不可触及的“禁区”，然而，作者却从现实中捕捉到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用“我”的死亡宣言，来探索死亡这一问题。它的价值与意义， 不仅仅是拓展了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表达范畴，更重要的是能唤起更多人对死亡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 引发人们对传统意识的再认识。二是跳出“死亡”这一范围，通过“我”的人生轨迹，折射出生活的光怪陆离。现实社会那些假恶丑、真善美，在作者笔下得到生动展示， 从而再现了生活的残酷与多彩、复杂与斑斓，让读者领略到现实的跳跃与躁动、甜美与苦涩。
作者简介
蒋林：生于1978年，南部人，现居成都。出版有《巢》《绝望收藏室》《隐蔽的脸》《守望麦田》 等多部作品，另有中短篇小说散见《四川文学》《青年作家》 等文学刊物。《最好的告别》是蒋林首部关于临终关怀的作品。
名家推荐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的评价：“偏执地坚守这朴素的风景和清醒的认知，在文学孤帆远影的阵地，流淌出悲哀细腻的鼻血。此样情怀弥足珍贵。”
作家成都凸凹在推荐语中这样写道：“生命是一趟旅程， 有开始便有结束。或许，只有了却遗憾放下负累，才能让生命走向终点的步伐变得轻盈。”
作家卢一萍也推荐了此书：“最好的告别，是一步步跨越生命的台阶，找到生命的意义，然后潇洒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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