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打杵子
□杜阳林（成都）
父亲去世时，我刚满四岁。
现在想来，记忆是模糊的，仿佛睁大眼睛，看颜色沉沉暗黄的老电影，不管多用力，只能捕捉到一点影影绰绰，一些悲郁哭声，少许黑白记忆。唯一清晰记得的，是母亲在父亲葬礼上哭天抢地，她被人扶着，哭得声嘶力竭。一岁多的七弟路还走不太稳，他看见母亲哭，也张大嘴巴大声嚎叫，重心不稳，随即摔了一嘴的泥。
父亲一世人，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在想念自己生命来处时，只能去照照镜子，看镜中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是否长着一张和父亲相似的脸？
父亲当时身患肺结核，病痛已折磨了他好几年，苦不堪言。若换在如今父亲这病真算不上什么绝症。但在1976年的南部县偏僻农村，肺结核足以要了他的命。
父亲走了，他唯一留下的遗物，是“打杵子”。我的家乡地处山区，山势险峻，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在上世纪，交通极不发达，村民们采购货物、运输粮食，全靠人力搬运，这便诞生了村民搬运货物的几件宝物：背篼、夹背、背架子和打杵子。
打杵子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村民在用夹背或背架子背运货物，沿着崎岖山路爬行时，打杵子可以当拐杖使用，这对背负重物的人来说，等于多了一条腿，多了一个保持平衡的支点。
另一个作用，和它的造型有关——打杵子形似拐杖，但其“横木”比拐杖的“握手横木”要长许多，当背负重物的人行走得疲累，需要停下来歇歇脚时，他们不必将背负的货物放在地上，直接把打杵子支到背架子或夹背下面，这样既可以让酸痛双肩得到缓解，人也可以得到歇息。
父亲走了，走上了一条永不归家的路。他留下的打杵子，静静地靠在墙角，我有时走过去，会偷偷摸一摸。这是被父亲用旧的打杵子，拂去灰尘，木头纹理泛起了一层釉光，仿佛父亲长着老茧的手刚刚才握过它，上面还留有余温，我经常摸一摸，再摸一摸。我现在才明白，当初小小的我，无数次去亲近和触摸打杵子，其实是一种说不清楚却植根内心的念想。
时光如水，缓缓又流过几年，我从一个四岁孩童，渐渐长成一个肤色黝黑的小学生。家里劳力少，姐姐们相继出嫁，唯一的哥哥又在外面学手艺，母亲一个人做不完田间地里这么多农活，还没长到大人肋骨高的我，也得分担重活。第一次挑粪，面对那么深那么大的粪桶，我脑子嗡的一声，眼前金星炸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农家子弟，就算是小学生，也不能当懒汉，何况我家这种境况！
别的壮汉，两边肩膀互换着挑。我人小个子矮，左肩承不了力，刚将扁担放在左肩，粪桶一歪，差点“折腰”，和泥巴地来个亲密接触，我只能用右肩挑粪。一直用右肩，沉甸甸的粪桶像两坨铁，将扁担狠狠往下压，往下压，直压到我肉里去。
疼痛是一跳一跳袭上右肩的，每走一步，都像有恶毒的监工，手握钢鞭，冲着我的右肩，一鞭紧接一鞭地无情抽打。晚上，终于能上床睡觉了。我发现一个大问题：衣服脱不下来了。发蛮劲去撕扯，带起了一块粘连的皮肉，肩膀顿时血肉模糊，疼得我呲牙咧嘴。
第二天挑粪，我特意带上了父亲的打杵子。我用打杵子当拐杖，将满满两桶粪肥，压上了血肉模糊的右肩。疼痛变本加厉而来，比昨日更为强烈和尖锐，但神奇的是，我内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仿佛幼时臆想的，打杵子上父亲手掌的余温，它真实地存在着，还传递给儿子悠长而千钧的力量。
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如同大地上行走的一只蚂蚁，身上背负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唯一能让我感到安慰的，竟是手中这柄打杵子。我望着地面的影子，仿佛在我小小的影子上方，多出了一个高大的成年男人的身影，他含泪望着我，望着他第六个孩子，鼓励我：儿子，再坚持一会就到了，你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的。父亲留下的打杵子，它不再只是一件遗物，一个摆设，它成为我的“支点”，我的“仰仗”。我凭借父亲遗留给儿子的勇气，一步一步向前，不管身上压着多重的担子，始终没有畏怯过，退缩过，放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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