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孩子功课，古人愁不愁？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魏一然
给孩子辅导功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不少家长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这感觉“很酸爽”，会“出离愤怒”，会“越骂越气”。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表示，这是方法不得当，得“稳住情绪”，切莫焦虑。其实，我们大可以回望历史取取经，感受古时“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的别样风貌。
“背得熟”就“学得好”
谈“家教”，先从入学讲起。在古时候，冬天才是“开学季”。因为那时，正值农闲。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汉代学生在“十一月砚冰冻之时”以及“正月农事未起”“八月暑退”这三个时间入学。到了南北朝，冬季入学就成为主流。宋代陆游《冬日郊居》中写道“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并为此注释：“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由此可见，此时儿童入学，天已渐寒。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古代学生求学的艰辛甚于当今，在著名的《送东阳马生序》中明代的宋濂就记述了他冒雪前行的上学经历：“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宋濂最终成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这么看来，定与他早年求学的刻苦、治学的专注不无关系。
为了让孩子重视学习，古人入学也“仪式感”满满。他们会举办“开蒙礼”“开笔礼”，营造一种尊师重教的良好文化氛围。这种礼数延续到今天，成了不少地方、不少学校举办的“人生第一课”。记者参加过济南东方双语实验学校每年为一年级新生举办的“开笔礼”。学生着汉服肃立，须“正衣冠”“鞠躬行礼”“朱砂开智”“名师开笔”“诵读经典”……
上学入门，哪有不难的。现在的部分家长，会因为娃娃学拼音“卡壳”着急。可古时候尚无拼音这条路可走，先人们更是绞尽脑汁想办法完成发音及识字的教学。他们不断地推演出“读为”“读若”“重文重言”“如字、破读”“亦声”“形训”“直音”“反切”等不同方法。而且，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蒙学教材——《史籀篇》。它按照意义关系编排，四字一句，编成韵语，是识字教材范本。秦统一全国后，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作为儿童识字读物。到南北朝时有了《千字文》，后又出现《三字经》，直到今天仍是幼教经典。而且，古时教学资源稀缺，长时间以来“认读识字”是蒙学教育的主要甚至唯一内容。一直到了经济繁荣、思想开放的盛唐，才从单纯的认读识字扩充为百科全书式的教学。教材涉及生活常识、社会知识、道德品质诸多方面，教学内容也包揽文学、地理、伦理、饮食起居等等。
而判断是否好学生，古人常看其“诵读力”，对于不少经典，学生老师都是靠朗诵、记忆的方法将知识记在脑子里，不少典籍也由此传世。而稚子善诵读，定能获褒奖。“药王”孙思邈七岁入学已能“日诵千余言”，当时的洛阳总管独孤信看到他不禁称赞“此圣童也”。宋代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就能背诵五经。对于《春秋》，他甚至“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令人啧啧称赞。而背诵也是古人看来的最好学习方法之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都是这个理儿。
元初教育家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还就此有精讲——读书自须成诵，熟读而未能精思者有之矣，未有不能记忆而能有得者也……看读百遍，背读百遍之法，似乎迂苦难行，不知百遍之功，中材皆能熟记，背读百遍，尤能牢记，不至趁口读过，亦收放心之一法也。又复连前带背，每日温背，不费工夫，温书虽多，无虞难遍，是虽勤苦于前，而终得收效于后也。
书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也介绍过自己的“二十二遍读书法”——第一天读第一课，读十遍，每读一遍画一笔；第二天读第二课，亦读十遍，继续又把昨天所读的第一课温习五遍；第三天读第三课十遍，继续温习第一、二课各五遍；第四天读第四课十遍、第二、三课五遍，第一课两遍……这样下去，到第四天，画的笔画恰好凑成一个繁体的“读”字，共有二十二笔，故每课共读二十二遍。“这办法有些好处：分四天温习，屡次反复，容易读熟……如法读下去，前面的各课自会逐渐地从我的唇间背诵出来，这在我又感到一种愉快，这愉快也足可抵偿笨读的辛苦，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
古代“家长陪同受罚”
古时候有没有作业呢？以科举制诞生后来说，温习功课，重在“读”与“写”。这可都有规范可循，有标准可依。南宋学者、理学家朱熹写的一篇启蒙读物《童蒙须知》（又做《训学斋规》）讲得就十分明白。他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这是对“质”的要求。体现在“量”，《宋会要·崇儒》有规定：“（国子监）小学生八岁能诵一大经，日书字二百”；“十岁加一大经、字一百”；“十二岁以上，又加一大经、字二百”。
讲到这里，还有件趣事儿。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的阿斯塔纳古墓，出土了一份作业，它是由数幅麻纸粘裱而成的纸质长卷，抄写的是《论语》。卷末的文字表明，这卷《论语郑氏注》是唐代景龙四年写的，写书人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时年12岁。最有意思的是，这位少年虽工工整整地完成了抄写，却在结束之时，抱着一份“不甘心”写下一首“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有了错别字“加持”，少年小小的怨念显露无疑。想必今天的孩子读到这句话，也会“心有戚戚焉”。
“考考考”永远是“老师的法宝”。检验学习成果，古时就有“日考”“月考”“随堂考”等等。到了明朝，有“朔望日考试，分等第，行赏罚”一说，想想也是压力山大。考得不好，惩罚是少不了的。在古代，打板子、抽鞭子、罚跪，对于学得不好或不认真的学生如同家常便饭。体罚，在古代叫“挞罚”，在汉代流行，到明代愈发加重，在乡村小学极为普遍，严重时连学生家人都跟着受罚。明黄佐《泰泉乡礼·乡校》中规定“如若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朴挞，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同时，也有的老师很人性化，明代的理学家沈鲤就为“三好学生”开“免打条”——“学生勤学者、有进益者、守学规者，给免帖一纸，遇该责时，姑免一次。”而在中国古代，“请家长”的现象已经出现，明代良吏叶春及在惠安办学时就要求长辈“轮笃实老成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
如今，线上线下家教班大热，家长们对各种课外辅导班十分热衷。其实，古代就有考前辅导。针对科举考试，书院和文社应运而生，往往是大户人家出资兴建，请来饱学鸿儒来“划重点”“押题”。根据邓洪波教授《中国书院史》的统计，宋代书院总数有数百所之多。相关数据库显示，书院的位置和考试中取得功名的人的地理分布也有关联，形成“有书院的地方科举考试的成绩好，科举考试成绩好的地方书院市场大”的良性循环。
看看“别人家的教育方法”
当然，“由苗成材”，最需优良家风的浇灌。古代也有“别人家的孩子”，其背后还“藏”有“别人家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细品。
讲起“优秀家长”的典型，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曾在他的杂剧作品《陈母教子》中刻画了一位传奇母亲——陈母。《陈母教子》全名为《状元堂陈母教子》, 是根据宋代阆中陈氏状元兄弟的事迹演绎而成。历史上，陈家寓居济源期间，三个儿子就读于延庆寺（龙潭寺），相继中进士，长子陈尧叟、三子陈尧咨名列榜首，是为状元。父子四人同朝辅政，陈尧叟、陈尧佐均位列宰相。故有陈氏一门“三进士”之称，成为中国历史上鲜有的官宦家族奇观。现在阆中的大像山尚存有状元洞, 城内有“三陈街”“状元坊”等遗迹。
剧作《陈母教子》以“埋金”“逐子”“招婿”“杖责”等为主要故事情节，彰显了陈母教子的良苦用心——她始终向孩子们强调读书立志的重要性，未等儿子们入试就造好了状元堂，督促孩子学习；她坚持“立德树人”，劝诫儿子们绝不能只追求功名利禄、做人必不可少的是高尚品德、正直诚实……剧中的楔子就设置了这样一个桥段，陈家人从墙角处刨出一窖金银，儿子们认为是“天赐予俺的钱财”，高兴极了，陈母却命令他们埋覆如故，并由此教育三子说，“欲教汝为大贤。”而在陈母的教育和督促下，三个儿子日夜攻读、学业渐长，相继登科、接踵为相。后来，老三良佐衣锦还乡时，接受了迎接的百姓送的锦缎，回家想送给母亲做衣服。不想他不仅未讨得母亲欢心，陈母还因他“未曾为官，先受民财”生气杖责，直打得他“金鱼坠地”（金鱼指鲤鱼状金符，为官员所佩）。虽说情节有所虚构，但不贪意外之财，不受百姓之礼，不以家富而侈费，不以身贵而不恭谨事亲等教导，仍值得现代家长借鉴学习。
言至于此，忽而发现，加强国学教育或许也是涵养良好家风、助力孩子成材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警句箴言中知礼仪，在经典古籍中学方法，不正是自古传习下来的教学智慧吗？而在与孩子共同的学习交流中，或许家长也能够开眼界、修心性、敛脾气、获新知。当然，这个过程依旧要讲求守正创新。在日前召开的山东省中华诗文教育学会《国学萌娃乐学读本》系列丛书编写论证会上，不少专家都建议，开展国学教育，传承传统文化，可采取绘画、音乐、游戏等孩子们易于接受的形式，用贴合少年儿童思维方式和兴趣的方法开展教学，要共同参与学习，更得通过言传身教来交流理解、传递价值观念。这其实也是对家庭教育的科学性、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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