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农村大众报 2020-09-30 15:20 大字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轼的第一首诗,应该是《郭纶》。

公元1059年,苏轼与苏辙这两位大宋王朝的新科进士,回乡为母亲程夫人丁忧。三年之后,在秋凉时节,带着两位年轻的媳妇,走水路返回汴京。过嘉州时,在落日苍茫的渡口,苏轼抬眼就看到了郭纶。

那时的郭纶逆光而坐,默数着河流中的船只。苏轼看到了他粗硬的轮廓,却想象不出蛰伏在那轮廓里的巨大能量,更不曾见过他身边那匹瘦弱的青白快马,曾像闪电一样驰过瀚海大漠。这位从前的英雄,曾在河西一带无人不识。那名声不是浪得的,定川寨一战,当西夏的军队自地平线上压过来时,人们看到郭纶迎着敌军的方向冲去,用手里的丈八蛇矛,在敌酋的脖子上戳出了一个血窟窿,让对手的满腔热血,喷溅成一片刺眼的血雾。这般的勇猛,没有在西域的流沙与尘埃中湮没,却被一心媾和的朝廷一再抹杀。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河西猛士无人识,

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

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

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

看君飞矢集蛮毡。

几百年后,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淡然一笑,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

是美人,就会迟暮;是英雄,就有末路。这是世界的规律。只是他(她)们还是美人或英雄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苏轼在那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那时的他,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他的内心深处,正风云激荡,还来不及收纳这般的苍凉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苏轼从故乡奔向帝国的中心,又被飞速旋转的政治甩向深不可知的荒野,王朝为他预置的命运,几乎与郭纶别无二致。他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夜色压下来,吞没了郭纶的身体。他的脸隐在黑暗中,滔滔的江水中,他听不见苏轼的窃窃私语。

公元1056年,宋朝的春天,苏轼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眉州,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第二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礼部初试,主考官的名字,叫欧阳修。

第一次听说欧阳修的名字,苏轼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入天庆观北极院的私塾读书。有一次,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及品行大加赞赏,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没想到苏轼用稚嫩的声音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

那个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当时是大宋帝国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也是北宋文坛的第二位领袖。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最有名的,就是《灼艾帖》了。这幅字,书法端庄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

那时,北宋文坛的空虚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就像是一座装饰华美的坟墓,埋葬了文学的生机。刚好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苏轼、苏辙的试卷,他们文风之质朴、立论之深邃刷新了欧阳修的认知,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同辈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如此漂亮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写得出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本列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轼因此名列第二。

接下来的殿试中,章衡第一,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唐宋八大家,这一次殿试就来了四位,分别是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欧阳修是主考官,“二苏”、曾巩是考生。

2016年嘉德春拍,传为曾巩的《局事帖》以2.07亿元的天价成交,被私人收藏。

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学问相尚,把宋朝锻造为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

宋朝的科举,朝廷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唐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文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杜绝了,代之以糊名制度,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这使得像苏轼这样没有家世背景的读书人能够更公平地为政府所用。如钱穆先生所说,“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苏轼、苏辙、张载、吕惠卿,都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由欧阳修主持的那次考试中及第的,但也造成了欧阳修的那次误会。

欧阳修就这样在试卷上认识了苏轼。很久以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苏氏兄弟的才华,挑动了欧阳修与张方平的爱才之心,使这两位朝廷上的死对头,步调一致地荐举这对年轻人。但他们掌控不了苏轼的命运,朝廷政治如同一个迅速转动的骰子,没有逻辑可言,而它的每一次停止,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与荣辱。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祝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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