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路无关西安 永陵不是“抚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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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出土的二十四伎乐石刻
永陵出土的王建石像
何大江/文 曹劲松/制图
陈情献前蜀皇帝
前蜀·贯休
河北江东处处灾，唯闻前蜀少尘埃。
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
秦苑幽栖多胜景，巴歈陈贡愧非才。
自惭林薮龙钟者，亦得亲登郭隗台。
很久以前永陵就是一个公园，成都人称作王建墓，是喝茶的好去处。2009年10月1日，以永陵为中心扩建的永陵公园正式开放。公园广场有二十四伎乐雕像，只是她们不再是棺床上的浮雕，而都变成了立体雕像；十二神也在，只是他们抬的也不是棺床，而是放大了很多倍的王建谥宝。在永陵公园，你甚至不用进入地宫，仅仅是在广场上散步，或者路过时的惊鸿一瞥，就能感受到前蜀的风采。
误读西安路 错认抚琴台
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叫永陵。在永陵对面，是一家有84年历史的老字号餐馆“带江草堂”，其特色菜是大蒜烧鲢鱼。这家店位于西安北路与永陵路的交叉口，永陵路原名抚琴东路，有意思的是，很多成都人都误会了这两个地名。
虽然以省份和城市名命名街道很常见，但西安北路中的“西安”指的并非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二字来自于老成都的一句俗语：“出西门，保平安”。清末民初，这里是成都西城墙通惠门外的一条小路，因为小路环绕西城墙，故在民国年间被称作“环城右路”。上世纪40年代，当地乡绅商议后决定将这条路定名为西安路，寓意为“西门平安”。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条路被分作南、中、北三段，分别是西安南路、西安中路和西安北路。
顺着西安路一直往北，西安北路的尽头，就是曾被误读的另一个地名抚琴东路（现永陵路）。当年，这儿同样是一片农田。在农田中间，立着一个巨大的土堆，直径约80米，高出地面15米，在平畴千里的川西坝子，特别显眼。当时的成都人一致认为，此处是西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居，而那个大土堆则是琴瑟和谐的司马相如夫妻二人抚琴之处，故称之为“抚琴台”。因为这个缘故，这一带的居民区被命名为抚琴小区。此外，还有二十多条以“抚琴”为名的街道，其中就包括“抚琴台”南侧的抚琴东路。
抚琴东路为什么改名为永陵路呢？这还得从“抚琴台”说起。抗日战争时期，日机多次轰炸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成渝两地。为了帮助老百姓“跑警报”，1940年，天成铁路公司在这个大土堆上挖掘防空洞。工程从“抚琴台”北面向里挖，挖到4米时碰到了阻碍。清理后发现一堵砖墙，所用的砖块十分巨大，厚达两米，此为墓壁外层；而内层则由厚度为一米的巨型石条构成。因为有抚琴台的传说，砖墙自然而然被认作琴台基脚。然而，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冯汉骥在现场勘察之后，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这是一座陵墓，跟抚琴台根本没有关系。
究竟是谁的陵墓？因为处于抗战时期，发掘工作差不多两年后才开始。从1942年9月15日开挖，到当年11月底结束第一阶段勘察，结果惊人！墓中出土的两件国宝“玉大带”和“谥宝”（皇帝在阴间的玉玺），以及哀册、石像等文物都毫无疑义地指明：陵墓叫永陵，其主人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
宫廷伎乐 此曲只应地下有
王建墓地面封土高15米、直径80余米；内由14道石券拱构成的前、中、后三室，长度共计30.8米。前室只是一个通道，类似于住宅的玄关。面积最大的中室，置一红砂石须弥座棺床。棺床长7.45米，宽3.35米，高0.89米，如此大的一个空间，足以安放两组具有极高价值的石刻。
其一曰“十二神”。十二神为立体雕像，分置于棺床东、西两侧。神像是半身像，高约50—63厘米，股以下尽没于土中。这十二个神像中六人着冠，六人戴盔，皆身披铠甲。冠、盔、甲都雕刻得十分精细，刚出土时，甲皆上色贴金。按照冯汉骥先生的考古发掘报告，十二神分别是天一、腾蛇、朱雀、六合、句陈、青龙、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天空。神像之手放于棺床下沿，皆怒目圆睁，威风凛凛，似乎要用尽全力把这石头棺床抬起来。
其二曰“二十四伎乐”。伎乐刻于棺床南、东、西三面，为高度25厘米左右的浮雕。这是一支刻在石头上的宫廷乐队，其中有舞者二人，乐器演奏者二十二人。二十四伎皆圆领上衣，华袂广袖。刚发掘时，还可以见到衣皆为红色，裙皆为杏黄色，而袂和领的颜色却各不相同，或红、或绿、或黄。到于发髻，则发之梳法相同，髻之挽法各异，共计二十二种。这种细节上的差别，既说明雕刻者匠心独具，又展示了其精湛技艺。
当然，更为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是这支石刻宫廷乐队的乐器。乐器不同，则演奏方式不同，体现在石刻上则是姿态各异，却又生动形象。二十二个演奏者，共有二十种乐器，诸如琵琶、羯鼓、竖箜篌、横笛、筚篥、排箫……既有汉族传统乐器，又有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显示出自唐至前蜀的文化包容性。
后室则设一宽大的石床，依照皇帝上朝时的御座制作而成。御座上的石刻王建，其相貌很符合《新五代史》上“隆眉广颡，状貌伟然”的描绘。他袖手端坐，神情稳重，似乎正安详地看视着这片土地。
平民皇帝的豹变人生
有句骂人的俗语叫“王八蛋”或“王八”。这个词的来历，有人说是“忘八端”的错讹，指忘记了儒家提倡的为人准则“八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但另有说法称，它源自永陵的主人王建。
王建，排行第八，他不愿意继承祖业，烤一辈子烧饼，年轻时杀牛、偷驴、贩私盐、盗墓……这个枭勇之徒因早年经历绰号“贼王八”。王建体魄健、个子高、脑门阔、眉毛浓，武当僧人处洪惊奇于相貌，建议他从军报效国家，“自求豹变”。王建离开武当山，到忠武军投军，因征讨王仙芝、救护唐僖宗等累积军功而升迁，成为神策军将领。他的发迹，与当时的权宦田令孜也很有些关系。田令孜是王建的义父，二人纠葛不休一生充满了悲喜剧。
唐昭宗即位后，田令孜与其兄陈敬瑄（西川节度使）在成都叛乱，二人对在阆州（今阆中）拥兵自重的王建颇为忌惮。田令孜说：“王八是我儿子，我一封信就可以把他叫来。”王建手头有兵，岂能甘居于麾下？田令孜兄弟本是想囚虎于笼，结果引狼入室。王建围了成都三年，都没有打下来。朝廷有意休兵，派宰相韦昭度为成都尹，另在邛州（今邛崃）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但王建派手下把韦昭度的亲兵、仆役抓来，切片食之。韦昭度吓得魂魄俱散，当天就交出官印，逃回长安。随后，王建通过软禁、诬告、暗杀等方式，除掉了田令孜、陈敬瑄。
王建后来虽然自立为帝，但对唐王朝尤其是唐僖宗却非常忠诚，这一点可以跟建立蜀汉的刘备媲美。907年，朱温逼唐哀帝让位，以梁代唐。此前已焚栈道，独立经营西川、东川和山南诸道数年的王建闻讯痛哭，遂效法刘备于成都称帝，建立蜀王朝，史称前蜀。至此，以“贼王八”出道的王建，在60岁的时候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平民皇帝，完成了人生豹变。
乱世桃园 成都成为文化中心
“五代之乱极矣”，欧阳修在《五代史记一行传叙》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其时军阀混战，百姓惨遭屠戮，政权朝生而暮死。然而乱世之中也有一片净土，那就是王建治下的前蜀。
王建称帝第二年，发布《武成诏》，称“有利于民者，不得不用；有害于民者，不得不除”。前蜀武成三年六月，王建再次下诏课劝农桑，令地方官员不要侵扰百姓。通过减轻赋税、赦免犯人等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蜀中呈现出了百业兴盛的局面，《新五代史》称之曰：“蜀恃险而富。”
王建治蜀的第二个亮点是：选贤能，纳人才。王建自己是个文盲，却能善待读书人。为避乱世，当时很多唐朝名臣的后代进入蜀中。比如花间派词人韦庄，是韦应物四世孙，后来在前蜀当了宰相。张格是唐末宰相张浚的儿子，父亲被杀后入蜀投奔王建，做了翰林学士。杜光庭学识渊博，精通儒道两家典籍，在前蜀官至户部侍郎。王建对杜光庭极为赏识，称他一个人就比得上汉初的“商山四皓”。这一批人熟悉唐代的典章规制，前蜀开国时的顶层设计，就出于他们之手。
写下《陈情献前蜀皇帝》的著名画僧贯休以一瓶一钵一驴入蜀，找到了乱世中的桃源。他在诗中把王建比作筑台招贤的燕昭王，向皇帝献这样的诗，很容易被认为是阿谀之辞。但历史上，贯休留下的恰恰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形象。王建游龙华禅院，命贯休诵诗。贯休以“锦衣鲜华手擎鹘”“艰难稼穑总不知”之句讽刺公子哥儿的轻薄无知，在座权贵十分怨怼，而王建却加以称颂，认为有警省之用。《唐才子传》对贯休的评价是“一条直气，海内无双”，他诗中所描述的安稳社会状态，是可信的。
社会安定，粮食丰裕，经济富庶，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五代时期，前蜀成为全国的两个文化中心之一（另一为南唐）。五代时的成都，不仅集中了当时全国92位名画家中的30位，还诞生了“花间派”这种影响深远的词派，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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