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导演之前的那七年

澎湃新闻 2019-06-29 19:55 大字

《南游记记》是2019年FIRST竞赛入围纪录片,它讲述的是三个年轻人拍摄电影《南游记》的过程。拍摄者,被拍摄者,以及被拍摄者所做出的拍摄的动作,形成了某种对话。

导演江峰在这部影片中不断地谈论电影,谈论拍电影,谈论拍电影的人,谈论自己。我们邀请到导演的朋友调反唱唱,为我们讲述电影背后这位拍摄者的故事。成为导演之前的那七年

作者:调反唱唱

来源:FIRST青年电影展

“一旦听说了玫瑰花蕾的传说,你就会竭尽全力去寻找它。”在《南游记记》的独白里,我最喜欢的是这句话。

我要讲述的,是在《南游记记》没能言说的背后,在影像里飘然的薄薄存在底下,现实赋予的暗淡布景。如若没有玫瑰花蕾的信念,一切将会是怎样索然无味的寂静。

我是一名电影圈的底层人士,已经和《南游记记》的导演江峰做了七年的朋友。受媒体之托,撰写一篇关于江峰的介绍文章。从学生时代算起,他的故事可以讲上好几万字。不过,我并无意在此平铺直叙这些年的完全事实。诚如电影是梦也是真,是虚构也是现实。我打算模仿他将电影当作游戏的态度,并参考他的语言文字风格,混淆视听,写一篇虚实参半的文章。

至于其中的真真假假,烦请诸位自行判断。2019年7月西宁

放映厅的空调开得很低,为了烘托本文气氛,此处的空调可能比一个月后现实中的西宁的空调温度更低。音乐还没有停止,稀稀拉拉的掌声和鼾声从黑暗四处传来。这场梦太熟悉了,片尾的海浪声还在此起彼伏。说不真切是幻觉还是现实。但我可以确定,江峰已经赢了和我的赌注。虽然会输掉一顿饭钱,但其实这次失败,反倒鼓舞着我了。

我走出影厅,扫了一圈没看见他。天气阴沉沉的,下着小雨。算起来,我和江峰认识七年,每年都会碰面,今年过去大半还没见上。在FIRST见面好像是期待已久,并且注定会发生的事。我约他晚上一起吃饭。

到了晚上,他穿着一件黑色T恤,慢慢悠悠地在我对面坐下,笑着说:“你去看了吗?没看睡着吧?”

“空调挺凉的,所以我没睡着。不过还是恭喜你,我很喜欢。”我之前看过两个粗剪版本,这次的改动是他把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加入了片子,然而本人并未出现在电影里。这才是他成片的意义,超出了简单的迷影情结。

“你不是说这就是个vlog么,不过啊,我跟你说,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他的语气总是带着津津有味的预期。

“你知道历史上第一个发明万花筒的人吗?”

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下一部作品。描述电影的狂热听起来就像一串美丽的炸弹,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2013年1月 南京

那天是阴天,空气比煮了一天的咖啡还要浓,我和江峰约在先锋书店碰面。

不久前,我隶属的一个纪录片放映组织招募志愿者。在一堆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学生简历里,江峰有点与众不同。

他不是电影专业出身,在南京大学就读经济学。据他的说法,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经济周期和女性裙子长度的关系。他的微信头像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我以为他特别喜欢基氏的电影。后来才知道,用这个头像是因为他觉得“比较帅。”

第一次见面,我迟到了半个小时,他明显不太高兴。那一年他21岁,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大一些,比起现在发际线还算趋于正常。他戴着胡适同款黑框圆眼镜,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诗集,看起来像个静默的书生。

我们聊起电影。他说是通过校内论坛,才开始对电影艺术着迷,此外他还一直希望成为小说家。对话中,他很认真地看着我,仿佛在确定我能听懂他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谈论起杨德昌的脏话、侯孝贤小时候怎么被人到处追着打,也谈论着安东尼奥尼的镜头疏离感,和塔可夫斯基的神圣时刻。

从他的眼神里,我隐约看到了这些掷地有声的电影大师,对一个有识青年的知识体系乃至人生目标,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时候我的手机是iphone4,先锋书店也还没有被网红侵占。工作日人不是很多,没有人拍照,每个人专注于一本书。环境一派寂寞,身处这些不利的漠然事物之间,江峰对电影的态度,似乎有些过于狂热。

“既然这么喜欢电影,有没有想过自己拍电影?”我忍不住问。

他笑了,把话题引到了下一位电影大师上。2014年3月 南京

三月的一天,他和我发微信:“今天是我的生日,有空的话来玩,记得不要送我礼物”。

我还是带了一本书给他,那是一本纪录片创作手记《收割电影》,作者小川绅介执着于用田野调查式的手法拍纪录片,创作态度谦虚、低调、诚恳。当时的我认为江峰大有必要读读这本书。他离日常生活很远,满嘴理想主义的夸张修辞,对世俗人情毫不在意,骄傲地活在一对括号里。

至于他后来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我不太清楚。看他现在还是那副样子,我估计他没有。

那间餐厅很小,光线昏暗,饭菜的滋味早已经不记得。他说他本来可以给我们表演面包舞,但这是一家日料店。吃到一半,江峰告诉我们,他已经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接下来要离开这座城市。

我以为他像以前那样,会说些很无聊的冷笑话,结果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看着自己的拇指,看上去有点伤感。

和他一样,当时的我也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不过我俩的不同在于,我朝着理想向前跨了一步。江峰却与玫瑰花蕾背道而驰。他将正式进入完全不感兴趣的金融圈,对自己的使用价值带着朦胧的疑问。

后来,我们几个喝了很多酒。为了电影,为了玫瑰花蕾,为了南京,或者随便什么东西。

江峰说想吟个诗,以后可以一边在银行上班,一边当他的TS艾略特。我们打断了他,说你还是算了吧。

2015年12月 上海

当年热议的《心迷宫》出资源了,江峰刚买了个投影仪。他邀请我去家里一起判断一下网购产品的质量如何。

下班后,我们约在东方明珠底下见面,那里离他的公司就隔着一条马路。每个城市都有内在的逻辑,上海是一座充满着资产阶级美学的城市。站在魔幻的紫色东方明珠底下抬头看,夜晚被尖锐的威胁所充斥。

他提着公文包,穿着不太适合他身材的西装匆匆赶来,像是房产中介。我忍不住笑了。他点了根烟,我瞥了一眼,是那种外国烟。在南京的时候,好像没怎么见他抽。他吐了一口烟:“我考你一考,你知道东方明珠有几种颜色吗?”

我没理,催促他:“喂,中介大哥,赶紧带我去看房吧”。

他短促地笑了一声,“什么中介,说不定我明年就辞职了”。

我没搭话,这句话可能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房产中介打开门,我的想象被提前遏制了。作为他的朋友,能进入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是项特权。装帧精致挂在墙上的电影海报:《假面》、《德州巴黎》、《公民凯恩》,书柜里放着成排的爵士黑胶唱片、画册、诗集,还有一堆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电影周边。这里的一切是他狂恋,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前往的宇宙。

我拉开窗帘,又一次看见东方明珠,它不真实的光芒似乎是在提醒着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况。我问房产中介:“它到底有多少种颜色?”

“其实我也想知道”,他面无表情地拉上了窗帘,打开投影。

黑暗中射出一束光芒。2016年8月上海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特别不顺,总是被各种理由退稿。最难听的是说我文学素养不高,我气到失眠。

这是午夜过后第三次打开手机。朋友圈还有人在更新。有的在晒深夜美食,有的因加班吐槽老板,还有的在分享后摇,并附上一段莫名其妙的抒情文字。

江峰先是发了一张黑白电影的截图。后来他又发了一句话,“Wings牛逼!”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喂,你还没睡啊?”这是第二次半夜打电话给江峰,上一次是因为被男友抛弃。

“你怎么了?”,见我没回答,他又加了句“又失眠?”

“工作真烦。今天竟然还有人跟我说我文学素养不高。”

“你文学素养是不高,哈哈哈哈哈。没有,开玩笑。”

我对着空气翻了下白眼,“我们杂志社最近来了个医学博士,把高薪工作扔掉,跑来写电影评论,还说想做导演”。我的喉咙发痒,咳嗽了一声。

“想当导演干嘛不去拍片,怎么来写影评了”。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做影评到哪辈子才能真正触到电影的中心。”

“你不是说想去研究所吗?搞学术能触及电影中心?”他总是喜欢笑话我,但我猜当时他也想到了自己。

“那都多少年前的话了。我还是想创作点什么东西。”我压低了嗓音,这句话说得很没底气。

“拍电影?”他替我说了出来。

“嗯。想做个重大转变。”多余的回答像是自我暗示。

“那拍呗。先写个剧本。”他很认真地给我出谋划策。

“在写啊,但是我每天都觉得前一天写的像一堆垃圾”。

“没关系,现在上海不是在推垃圾分类吗?你可以想想你的剧本属于哪一类垃圾。”

“那我现在已经写了一本干垃圾了。还有哦,我跟你说,我笔下的人物总是被我写失踪,写着写着就不记得这个人了。”

“你还是去报个编剧班什么的吧。”

“现在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也不知道啥时候有时间。另外,我也有些担心迈出第一步。”

这句话之后,一切归于沉默。我的思绪飘远,想象自己50年后变成一堆老垃圾的样子。那个时候也许会以行长身份退休的江峰,终于拄着拐杖跨出了成为小说家的第一步。在金色的本子上用金色的笔,写上了小说的名字:“追忆垃圾年华”。2017年12月 北京

2017年,我换工作、搬家,开始了北漂的生活。我在鼓楼附近找了条胡同,光靠写剧本大概快活不下去了,我准备当个airbnb房东。

在京城零下四度的夜晚,我们约在电影资料馆门口见面。江峰看上去像烫了头发,站在门口等我。他烟抽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猛,不过上班时的丧气倒是没剩多少。暂离上海,请了年假来看片,他看起来挺开心的。

“蹦迪还是涮肉?”我问。

“涮肉”,他小心避开马路上饮酒作乐后的呕吐物,干脆地回答。

凌晨的火锅店人很多,人们高声说话,我们投入了热腾腾的生存现场。他把黑色的厚夹克脱掉,露出一件黑色的T恤,看样子又是我没听过的乐队T。

“这件衣服可够难看的。”也许是因为才华不如他产生的自卑感,我总是乐于嘲笑他只会穿黑色。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情绪有点激动,“这是joydivision。”他把菜单翻来翻去,很明显没认真在看。

“没听过”,我把菜单抢过来,对他的回答并不感兴趣。

他沉默了片刻:“后朋克乐队,黑暗,冰冷。就像我一样。”

说完我和他都笑了,但气氛很快严肃了起来。

“主唱算是文青偶像了吧,23岁就死了,在厨房里自杀。”

“是因为做的饭太难吃吗?”我想这样接话,但觉得这个玩笑并不妥当,就没开口。

“话说你今年几岁了?”我停下来看着他。

“去年我24,今年25。”他夹起一片羊肉,放到锅里。“我觉得我就是一片涮肉。”

我心想,得了,这位爷又开始了。把舞台交给他吧,我拿出手机,开始刷朋友圈。

“不过我开始拍电影了。”

“什么?”我猛地抬头。

“我开始拍电影了。”

“哈?”听他的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他像伍迪艾伦电影里,失败的作家碰到投资人时,巴不得把他已经写好的,和正在写的,以及未来三十年他可能会去写的故事,都一股脑塞进投资人肥硕的肚子里。他介绍自己怎么每天下班后自学摄影,研究剪辑软件。他看了麦基的书并且有很多内容想跟我吐槽。还有他一大堆的计划,想拍些什么,以及已经在拍些什么。他说早就受够了日复一日的无聊工作,想要找到自己的价值。

“奥逊威尔斯25岁就已经拍出了《公民凯恩》,明年我就26了,再不去追寻玫瑰花蕾,就要有点来不及了。我得拍出一部长片给你看看。”

“是吗?天天上班还有时间拍电影?我不信”。

“不信咱们打赌呗,明年我一定会交出一部长片!”火锅的热气总是飘过来,遮住他的脸。

我陷入了沉默,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既为他突如其来的转变震惊,又觉得电影这个严肃的理想,在他这最终转化为动力,也是非常自然的事。那一刻,我开始理解,在选择全身心投入电影之前,内心所经历的迷茫、焦灼、恐慌。

2018年5月 琼海

这一年,江峰从工作了四年的银行辞职,真的拍电影去了。

他在上海的编剧朋友李双,带着他和一位摄影师马克,去海南创作一部叫《南游记》的纪录片。因为剧组缺人,他叫我一起去帮忙。但我手头上有几篇稿子还没完成,对方一直在催着我交稿,我玩个游戏都能在steam上收到他们的关心。待我终于忙完工作,到达海南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要完成拍摄了。

江峰带我去山上庙里见李双和马克,他俩躺在吊床上,正开展着一场关于东航积分的辩论。

我说有点口渴。江峰去厨房拿了个椰子,像本地人一样,几刀切开,动作熟练。“在上海呆久了,过来真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没有时间,不然想拍个阿彼察邦。昨天还跟李双说,我们要不集资在这里开家迪厅,名字就叫热带疾病。”

“你们的片子进展怎么样?”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快拍完了,但是你知道吗?”他故作神秘地微笑,那样子让我起鸡皮疙瘩。

“除了《南游记》,这次我们还拍了个片,有很多很好玩的内容,这会是一部我导演的片子。”他指着自己,语调中带着明显的胜利意味。

“我不想告诉你这部片子拍了什么,但我想告诉你,它和别的片子都不一样。”

“是吗?”我随口回了一句,望着窗外远处原始的山,想想这里如何变成布景,变成某个粗糙乡野和魔幻现实的电影实验。“你这样讲,我还蛮期待的。”

他没有搭话,远处传来大海低沉的声音。他转过身去,背后的镜头不断向他的黑色乐队T恤推进,整个画面陷入一片黑色。

放映厅的空调开得很低,音乐还没有停止,稀稀拉拉的掌声和鼾声从黑暗四处传来。

我猛地惊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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