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笔名知多少
众所周知，“金庸”是香港报人、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的笔名，时至今日，原名早已被笔名的光芒遮掩，远不如笔名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而在他为数众多的著述之中，用原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与人合著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但这并非文学作品。
第一篇署名“查良镛”的见报文章，是1946年12月5日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的《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在《东南日报》社做记者兼英文翻译工作时，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因是译作，故署名为“查良镛译”。
署名“查良镛”原创的第一篇见报文章是《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刊于第一篇译作发表的次日1946年12月6日《东南日报》青年版第十九期，这也是金庸工作之后，作为外勤记者的第一篇访问记。
金庸在《东南日报》时期，所发表的采访稿和译稿寥寥可数，但署的都是原名，译稿则多加一个“译”字。比较而言，这类文章都是金庸更为重视的，写作态度也更为严谨。这种署名方式，也始终体现于以后他的各种文章中。
在《大公报》时期，他署名“查良镛”写的第一篇评论是1948年6月11日的《牧童·戏子·锻工·参议院》，但真正第一篇具有独立意义标志的社评，是发表于1948年12月13日的《论美军登陆护侨》。其后，1949年6月25、26日的《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1949年11月18日、20日的《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以及1950年11月13、14日的《从国际法论援朝志愿部队》，都是涉及国际法的重量级社评，引起了梅汝璈的注意，促成了金庸第一次北京之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译文，金庸也是署名“查良镛”而非“查理”“镛”等，“查良镛译”的第一篇是1948年4月18日的《东西之间的义大利》（现通译意大利），其后则有《英国有多强》《苏联的力量》等等，都可以看出金庸对署原名的文章的重视。
《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
自著署“查良镛”，译著则多加一“译”字，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公报》1948年6月25日发表的《美国的议员们》，署的是“查良镛译述”。有译有述，与今日的编译相仿。
查良镛一生之中，除了用原名发表作品，使用最多的就是金庸，至于其他的笔名，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本文将按照报刊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一梳理如下。
（一）查理
这是金庸使用的第一个笔名。
金庸在衢州中学上高二时，给《东南日报》投稿，文章题目叫《一事能狂便少年》，登在该报的“笔垒”副刊，时间是1941年9月4日。这是金庸文学生涯中第一篇登报的文章。标题取自王国维七律《晓步》：“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
《一事能狂便少年》
笔名“查理”据说是金庸的老师给他取的，“查”是本姓，配一“理”字，则透出浓浓的洋味。如此中西结合，不知是否另有含义。
在《东南日报》主持的第一个栏目是《信不信由你》，署名都是“查理”，从1946年11月27日至1947年2月21日，共十一期，三十六篇小故事。
《信不信由你》
查理的笔名从1941年初次投稿《东南日报》起，到上海时期的《时与潮》杂志还在使用，一直用到1949年金庸第一次离开《大公报》前夕止，最后一篇是1949年8月5日的《不健康的政治人物》。
用于自著，署“查理”；用于翻译，则署“查理译”。
（二）宜
金庸在《东南日报》副刊主持的第二个栏目是从“东南周末”第三期开始的《咪咪博士答客问》，从 1947年4月12日至1947年7月19日，共十五期，每期一般回答八至十个小问题，类似脑筋急转弯。
《咪咪博士答客问》
这个栏目第一期，署名“宜”，其余则署名“镛”。“宜”字是“宜孙”“宜官”的简称，流行的说法是金庸的祖父给他取的小名，笔者认为，“宜”字的称谓类似“可心”，金庸的降生满足了祖父多子多孙的愿望，称心如意，顺口就叫金庸做“宜孙”，是一种昵称。而他人则称“宜官”，所加“官”字是海宁地区对小孩子的美称。2000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人生采访”专栏发表了金庸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月云》，小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宜官。
署名“宜”的小栏目，还有从“东南周末”第九期1947年5月24日开始的《看你聪明不聪明》，性质与《咪咪博士答客问》相近，只不过问题的答案藏在同版面的某个角落，需要读者去寻找。
在《大公报》时期，没有单独署名“宜”，只有几篇署名“宜译”，写关于体坛的逸话，因为当时金庸正交替使用“查理”等几个笔名，翻译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运动大会的新闻，人手不足，拉来“宜”帮忙。
（三）镛
“镛”字是本名“查良镛”的简称，采用本名字数递减的署名方法，在当时《东南日报》上是很普遍的方式。同在《东南日报》的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冰，除了署本名，也常署“晏骈”。在高阳之前，有一位国际新闻的编辑杨雁冰，为了避免名字混淆，高阳尽管在副刊上发表文章，与杨雁冰的国际新闻不是同一个版面，但也未曾署“雁冰”，直到杨雁冰离开之后，高阳才在副刊署名“雁冰”或者只署一个字“冰”。“镛”也是这种情况，但金庸并没有遇到同名情况，所以，并未署“良镛”，只署一个字“镛”也不会与其他人混淆。
在《东南日报》上，从1947年4月19日“东南周末”第四期《咪咪博士答客问》第二期开始署名“镛”。从1947年7月31日“东南风”第三百三十九期开始的小栏目《咪咪录》，也是署名“镛”，《咪咪录》共连载五十期，每期不足百字，一问一答。
《咪咪博士答客问》
“镛译”的文章，则始自1948年11月15日《大公报》的《赛珍珠谈中国米价》，译自《联合国世界》。金庸用“镛”这个笔名译了很多文章发表，其中包括长篇《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从1948年12月10日连载到1949年3月16日，共四十七期，这是1948年11月8日起在美国《生活画报》刊载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的生活史。最后一篇“镛译”是1951年1月27日发表的《瓦维洛夫谈他的工作》。
《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
（四）白香光、香光、光
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社做记者期间，同时也往上海的《时与潮》杂志社投稿，在1947年5月1日《时与潮》副刊中，有两篇金庸的译作，一署“查良镛译”，一署“查理译”，但该期还有一篇“白香光”译的《万能衣服》，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篇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
1947年5月16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一期，也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美国梦想着帝国》。
1947年5月31日《东南日报》副刊“东南周末”第十期出现一篇《自由职业者》的小品文，写了医生、律师和强盗三种人的三个笑话，署名“香光辑译”，首次出现“香光”字样；1947年6月28日“东南周末”第十四期又出现一篇《古文观止》，辑录了“早降黄巢”、“不求闻达”和“决干太湖”三个段子，署名“香光辑”；署名“白香光”三字，是从1947年7月5日“东南周末”第十五期开始，至十七期结束，共三期的小栏目《成人的游戏》，介绍了三款适合大人玩的游戏。
1947年10月6日，金庸向东南日报社提呈辞职信，《东南日报》最后出现“白香光译”的文章是1947年10月23日的《求爱的礼节》，不知原作者是谁，其后，带有“白香光”字样的署名再也没有出现，此时的金庸已经来到了上海，并在《时与潮》半月刊做了编辑，译作很多。
1948年1月1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两篇翻译文章《日本对和会要求的秘密文件》和《日本天皇的命运》，分别署“查良镛译”“宜孙译”，但署“宜孙译”的文章内页却印成了“白香光译”。
《时与潮》最后一篇署名白香光的文章是发表在副刊第十卷第一期的《自然界的最大奇迹》，其后金庸离开《时与潮》，白香光又一次随金庸一起消失，真的仅仅是巧合吗？
金庸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大公报》工作，“白香光”不请自来。这一次，可说真相大白。
1948年9月6日，《大公报》开始连载冷扬的短篇小说《记者之妻》，署名“白香光译”。冷扬，即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现通译）。《记者之妻》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报》的“答读者问”中，有一位署名海秋的读者好奇地问：“白香光是谁？是先生呢还是小姐？有名的还是没有名的？这篇登完之后，还能再登其他类似的么？”
回答是：“白香光是先生，他还年轻，未享盛名，但在我们看来，他对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笔的流畅，比时下知名之士并不差。这篇已登完，还会登类似的。”后来果然在1948年11月23至28日，又刊登了一篇《会一会总统》，署名依旧是“白香光译”。
在《大公报》上，还有1948年9月26日署名“白香光”的《二十六个字母的秘密》，1949年3月5日署名“香光”的《最完美的容貌》，1949年4月16日署名“香光译”的《恋爱读本之一袋里只有五毫子》，1949年5月29、31日署名“光译”的《对作家的嘲笑》等等数篇。1950年9月4日，刊登的《世界名导演蒲多符金》，是白香光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从此报端不见白香光。
笔者锲而不舍地一路追踪“白香光”的蛛丝马迹，只为证明“白香光”就是金庸的另一个笔名，确凿的证据还是冷扬的翻译小说。
1956年4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讽刺小说”，书名是“最厉害的家伙”，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署名是“丹蒙·伦扬作/金庸译”。该小说集共收录七篇，篇名依次为：《吃饭比赛》《柠檬少爷》《记者之妻》《十二枪将》《最厉害的家伙》《超等大脚》和《恋爱之王》。
通过对比其中的一篇《记者之妻》，发现竟与白香光在《大公报》上的文字一字不差，金庸此时已经声名鹊起，不可能公然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曾经深深隐藏的白香光，就是金庸本人。此书除了把“冷扬”重新译作“丹蒙·伦扬”，金庸并没有重新修订译文，但不知为何，并没有收录《会一会总统》。
《记者之妻》
1981年3月1日，《南洋商报》在副刊“小说天地”连载完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之后，开始连载“滑稽讽刺小说”系列，署名“D. 伦扬著/金庸译”，正是《最厉害的家伙》一书收录的七篇，连载篇目的次序都没有改变，第三篇《记者之妻》赫然在目，而文字又是原封不动。
“白香光”是金庸的笔名之一，已是毋庸置疑，不过到底有什么含义，恐怕已无从考证了。
（五）宜孙、徐宜孙
在1947年11月1日的《时与潮》半月刊里，第一次出现“宜孙节译”的文章，很明显，“宜孙”是“宜”的延续，用的是祖父对他的昵称。
金庸在此杂志中轮流使用了四个署名：“查良镛”“查理”“白香光”，这都是杭州时期的老班底，还有一个新署名就是“宜孙”，用于“节译”和“译”的稿件。
金庸在半月刊里发表稿件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共有四篇文章：署名“查良镛”的《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署名“宜孙”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署名“白香光”的《巴勒斯坦怎么分治》，以及署名“查理”的《法国饥馑的原因》，都是译作。
“宜孙”这个笔名，首现于1948年5月19日《大公报》的一篇《苏联十四人》，到了金庸武侠小说遍地开花之时，《武侠与文艺》《艺与文》等杂志转载武侠小说，也用过“宜孙”署名。
“徐宜孙”则仅见1948年9月13日《大公报》的《香港的自由贸易》。“徐”姓显然来自金庸的母亲姓氏。
（六）良镛
金庸启用笔名“良镛”，却比简化到单署一个“镛”字要晚。最早一篇是《大公报》1948年5月22日的《市政的进步》，后来金庸交替署名“查良镛”和“良镛”发表国际社会新闻或风云人物的评论文章。最后署名“良镛”的是1951年2月1日和2日发表的《国际札记》，之后金庸离开《大公报》，这个署名随之而去，等到金庸再度归来，这个署名却没有随之而回。
1948年5月25日的《简洁新闻》是唯一署名“良镛”的文章。同年7月23日开始，金庸使用“良镛”这个笔名，开始辑译《世运前奏曲》一系列体育赛事的新闻，但这个笔名也仅使用了一次而已。
（七）小渣、小喳、小查
在1948到1949年之间，正是金庸在《大公报》发轫的两年，除了上述一些常用笔名或署名，还零星散见有署名“小渣译”“小喳”“小查辑译”等填报缝的小文章，恐怕也与金庸脱不了干系，尤其署名“小查”的文章，混杂在署名“良镛”“查理”漫谈世运的文章之中，更可确认就是金庸。金庸当时在报社是小字辈，老报人都很随意亲切地称他“小查”（读如“茶”，而非读如“渣”的正音）。
（八）乐宜
金庸离开《大公报》之后，就职于《新晚报》。在该报上，以“乐宜”的笔名，翻译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至1951年9月22日，共连载三百四十一期。其后该书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分为上下两册，1952年3月初版两千册，三个月后再版，又印了一千册。
《中国震撼着世界》
最后用“乐宜”笔名翻译的是英国记者R. 汤姆逊的《朝鲜血战内幕》，从1952年1月20日至1952年6月5日，共连载了一百三十八期，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
笔名来历不详，可能也是“宜”的含义延续。
（九）温华篆
温华篆如同白香光一样，也是一个不见提及的名字。
确认这个名字是金庸，不必像追寻白香光那么麻烦，因为接着《朝鲜血战内幕》连载的，就是署名“温华篆”的三部短篇小说译作，又是丹蒙·伦扬的作品，从1952年6月6日开始，连载二十七期，三篇小说名字是《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译笔与《记者之妻》诸篇如出一辙，也使用了一些香港本土方言，笔调风趣幽默，更易使读者接受。这个笔名最为典雅又富有书卷之气，但来历不详。此三篇也没有收录到《最厉害的家伙》之中。
（十）姚馥兰
姚馥兰，是“你的朋友”（your friend）的英文音译，是金庸在《新晚报》主持副刊“下午茶座”所使用的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据说是为了冲淡副刊过重的男性氛围。金庸用此笔名写了影评专栏“馥兰影话”。
1952年8月21日，是“馥兰影话”的最后一篇，题为《姚馥兰小姐的信》，信中说：
我明天要走了……关于继续写影话的事，你催催子畅，要他快些开始，他这个人这件事也想做，那样东西也想学，整天忙忙碌碌，而且又爱玩，你不催他，他是不会动笔的……子畅这个人有时想法很公子哥儿气，可能与你的版面不很调和，如果他一定坚持这样写，你可以多和他谈谈，要他多听听别人的话，自己不要太骄傲了，总之要设法使我们的影话是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
这里“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夫子自道，恰是日后《明报》的办报宗旨。金庸最初在《长城画报》写“特稿”，还在用这个笔名。
（十一）林子畅
姚馥兰小姐走了，1952年8月22日，“子畅影话”如约登场，作者“林子畅”在第一篇《关于〈城市之光〉的故事》中即说：“我生平做过许多笨事，大概答应姚馥兰小姐来接替她写影话的工作，要算是最笨的事之一。因为大家想念姚小姐……”使了评书里惯用的“书接前文”修辞技巧。
金庸以“林子畅”这一笔名，一直将影话写到1953年2月16日，最后一篇是《再谈孽海花》，他在影话最后说：
读者们看到这篇影话时，我正在火车中，因为我要到杭州上海一带旅行一趟，看看同学朋友，看看电影和各种戏剧，再拍一些风景照片，预定一个月回来。
但事实上，惯写一诺千金的大侠的金庸，这回却失约了！他并没有再回到《新晚报》，而是又回到了《大公报》。这个笔名也曾出现在《长城画报》的“特稿”上，在姚馥兰之后、林欢之前。
（十二）萧子嘉
金庸重回《大公报》，自1953年4月28日开始写“每日影谈”专栏，第一篇是《蜡像院魔王》，署名“萧子嘉”。
《蜡像院魔王》
影谈内容与《新晚报》时期相同，每天一谈，“萧子嘉”一直写到本年年底，在1953年12月30日、31日，用两期发表了《与姚嘉衣兄一夕谈》，又如姚馥兰和林子畅的交接班一样，故技重施，萧子嘉煞有介事地对姚嘉衣说，他明年所属的公司要扩充海外业务，想多做点生意，有许多工作派给他，没有时间天天写影谈，所以请姚嘉衣帮忙。姚嘉衣推辞说不会写文章，但萧子嘉却说，“家常闲话式的影“谈””，一定会比他“板起了面孔的影“评”受读者欢迎”，并答应姚嘉衣，“假如生意赚了钱，一定请他和他的女朋友看戏吃饭”，姚嘉衣也就顺水推舟、欲拒还迎地答应了下来。当然，萧子嘉不会蚀本，对承诺姚嘉衣的条件“很放心”：“因为第一，明年做生意赚钱希望很少；第二，像他那样牙擦的人，不见得会有什么小姐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十三）姚嘉衣
萧子嘉消失不见，姚嘉衣闪亮登场。当然，姚嘉衣还是金庸的一件“马甲”。
姚嘉衣并没有立刻写影谈，而是在1954年1月10日起，开辟了电影信箱专栏，用于回答读者关于电影的若干问题，甚至琐屑到要回答明天上映什么影片、好不好看，姚嘉衣又不得不在同月30日开辟出小小一块方寸之地，来预告“今日电影”，写上百多字简要影评。“电影信箱”专栏文末署名简写为“嘉衣”，到“今日电影”文末署名简略成一个字“嘉”了。因署名都在文章之后，并未署名在文章标题之下，故“嘉衣”“嘉”不单列。
姚嘉衣在1954年2月7日才正式开写“影谈”，第一篇是《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不单谈电影，也谈及平常朋友们的闲聊，不像萧子嘉那么勤劳，没能保证每天一篇，但却写了很多长文影评，如1954年3月18日、19日的《漫谈红楼二尤》，5月9日、10日的《甲必丹之女——谈乱世英雌》，5月21日、22日的《高尔基与电影》等，至少两天才能谈完，“谈”兴之浓，是远超萧子嘉的，在影谈后期，1957年2月15日至17日的《谈码头风云》，3月17日至19日《谈战争与和平》都要谈三期，还尤未能尽兴。
《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姚嘉衣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57年7月5日的《谈旧片的重映》，“影谈”还在继续，但姚嘉衣已经悄然离去。
（十四）畅
最早一篇署名“畅”的文字，出现在1953年7月1日《大公报》的“今天广播音乐”专栏，题目是《〈蜂飞〉及其他》，一篇介绍当日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内容，应该是金庸的临时客串。
在署名“姚嘉衣”的影谈连载期间，有三篇文章没有署名，但文后印有一个“畅”字，大概是金庸的即兴之作。一是1954年3月8日的《傅石婚礼花絮》，简洁报道长城电影公司傅奇和石慧的婚礼花絮。同月15日的《请动动脑筋》和16日的《单车比赛》，则又玩起了《东南日报》时期《看你聪明不聪明》的把戏。
（十五）子畅
《大公报》从1954年7月18日开始连载美国剧作家J. 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连载至1954年10月20日结束，中间在9月25日至10月3日，因译者生病而暂停了九天，共连载了八十六期。每期均没有署名，仅在结束的最后一期，印有“子畅译”。
《美国电影分析》结束后两日，在22日，发表了一则“预告”，“本刊日内即将刊登《幸福婚姻讲座》连载，该文为法国著名作家安德莱·莫洛亚所作……本文已由子畅先生译出，不日刊登”。两天之后，自1954年10月25日起，即开始连载，共连载七十四期，至1955年1月10日结束。
《幸福婚姻讲座》
这是“子畅”这个笔名的最后一抹余晖。
（十六）金庸
千帆过尽，乱云飞渡，最伟大的笔名“金庸”登场，是在1955年2月8日《新晚报》开始连载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这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本名查良镛的“镛”字一拆为二，金庸自承没有什么特殊意思，恐怕当时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无心插柳，如果他能够想到将来会因武侠小说而获得巨大成功，是不是会好好想一想，起个更武侠一点的笔名呢？
除了武侠小说，“金庸”还与百剑堂主、梁羽生三人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1957年6月30日和7月1日发表的一篇杂文《在广州看武术》，也署名金庸，是个罕见的异类。
（十七）林欢
与金庸名字同期相伴的笔名，除了姚嘉衣，还有一个新笔名：林欢。
林欢是仅次于金庸而广为人知的笔名，又因为传说与两位美女有关，一直受到关注和争议。
一说与金庸当时的妻子杜冶芬有关。按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在《杭城一段情》的说法：“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但该文又说，“直到1953年初，查哥（指金庸）才到上海和姐姐（指杜冶芬）办了离婚手续”，从时间顺序来看，金庸取名“林欢”的时候，是在他俩已经离婚之后，再确切地说，是金庸已经关注夏梦的时候了，至于此时金庸与夏梦是否已经相识，不在本文考证之列。
另一说就是与夏梦有关。金庸以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笔名写的影谈，谈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外国电影，鲜见香港本土电影。但是，林子畅的最后两篇影谈，即1953年2月13日和16日，连续两次谈电影《孽海花》，而该电影正是夏梦主演，可说是夏梦的成名作，金庸甚至注意到“单是夏梦唱歌时，脸在水缸中的水中反映一个镜头，就足足拍了七个多钟头，而在银幕上，只出现三四秒钟的时间”。
其后，已经逐渐成名的金庸纡尊降贵给长城公司做编剧写特稿，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目前发现在《长城画报》最初一篇署名“林欢”的“特稿”，是1953年5月第二十八期的《古装电影的要旨》，林欢的笔名一直用到《新晚报》1958年10月5日发表的《给新晚报送礼》，甚至1959年9月10日上映的电影《午夜琴声》，编剧署名还是林欢。如果“林欢”的名字与杜冶芬有关的话，估计早已遭到废弃了，此时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已结婚好几年，总不至于还在用一个与已经离婚的杜冶芬纠缠不清的笔名。
“林欢”与夏梦有关，更令人信服。夏梦原名杨濛，“查”与“杨”二字的部首也恰好组成“林”，至于“欢”，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吟到恩仇心事涌——谈庆顶珠》
“林欢”除了在《长城画报》写“特稿”和编剧署名，还在《大公报》写各种影评剧评和文艺批评。1956年10月由长城画报社出版了署名林欢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结集的文章，分歌舞、京剧、电影三类，都曾以姚嘉衣或林欢之名发表在《大公报》或《长城画报》上，其中歌舞和京剧的文章，是1956年6月和7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时所写的急就章。电影部分则选自1954年到1956年的影谈。
（十八）徐慧之
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办《明报》，除了继续以笔名金庸发表武侠小说，姚嘉衣、林欢等笔名均再未见报端，江山更替，继之而起的又是一批新贵。“徐慧之”是其中之一，这个笔名用于写“明窗小札”专栏，评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共写了六年，从1962年12月1日起，直到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将近半年时间，几乎每日一篇。
目前香港明河社出版公司正在陆续整理出版《明窗小札》系列，目前已出三辑，2014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3》（上下），辑录了一百九十三篇社论时评及漫谈等杂文，2015年10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4》（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2016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5》（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均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慧之，应该又是取自母姓，也许是为了纪念母亲。
（十九）黄爱华
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以“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
在这篇短文开头，他却写道：
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
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
可见，武侠小说虽大，“自由谈”虽小，但无论大小，金庸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
金庸在“自由谈”专栏，所用笔名是“黄爱华”，在1970年7月《明报月刊》连载署名“黄爱华”的《七十年代的中共》，金庸在“编者按”中又故弄玄虚，说“黄爱华先生是海外一位著名华侨的笔名，他关心中国事务，对中共问题深有研究”云云，结果下一句“数年前在《明报》发表《论祖国问题》一文”，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的确，《论祖国问题》早已出版了，真正的作者是金庸，也不是秘密。《论祖国问题》收录的是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谈”第一百一十七期始，至1964年3月9日止的六十四篇文章。
黄爱华，笔名有如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估计就是字面上的炎黄子孙热爱中华的意思吧？
（二十）华小民
“自由谈”在1962年6月和7月间的随笔，又曾改用过“华小民”的笔名。金庸说“那时正是大陆上民食不足，大批农民涌来香港之后”，这是金庸在1966年10月的《明报月刊》所载《随笔读史五则》的前言所记述的。金庸自谦是“华小民”，时刻在替生活艰难的小民担忧呢。
结语
从查理、白香光、乐宜、温华篆到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林欢，再到金庸、徐慧之、黄爱华、华小民，金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笔名，扮演不同的角色，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在不同的文字领域，均取得不同的非凡成就。虽然有些笔名已经难以知道由来和准确含意，但是它们都分别代表了金庸的一段生涯，勾勒出彼时金庸的心路历程，从初中生到记者，再到报人、小说家，终成一代传奇。
鉴于目前掌握和挖掘的资料有限，难免在重大时间节点上出现一些错误或遗漏，希望同好补充指正。也特别感谢严晓星先生的指点、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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