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年》：姜文曾经只是一个观众
本文不是一篇关于姜文的传记或访谈，本文只是一篇影评。但姜文的作品里融入的个人印记实在是太深了，某种意义上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生，而这一点我们从戏里戏外的访谈也好、解读也好，都能感受一二。
因为姜文活得明白，所以他气场很强。
本文要聊的电影是1990年上映的由谢飞导演、刘恒编剧的电影《本命年》。
《本命年》的底色是刘恒的，是悲悯的、是小人物的、是逆时代的，重构是谢飞的，是社会化的、是个人化的。但《本命年》的呈现是姜文的，是应该还没彻底明白怎么回事儿的姜文的。
《本命年》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蹲过牢房的社会青年李慧泉回到社会，却始终格格不入、最终彻底被社会抛下的故事。电影不是强情节性的，而是更多地在诉诸于李慧泉这个人的内心深处。谢飞导演通过影片的构图、色调和部分象征画面，在一出现实题材的电影里勾画出了主角复杂、迷惘、没劲的情感世界。
姜文于1963年出生于河北唐山，十岁的时候就跟着大人们来到了北京，住在内务府街。影片《本命年》的故事是在1988年，那会儿姜文已经拍了《芙蓉镇》和《红高粱》，前者是姜文的处女作，更多是在谢晋导演的表达下完成自己的任务，后者是张艺谋的成名作，电影充分运用色彩，姜文第一次彰显了他的粗犷豪气。
但这都不是姜文的时代。
《本命年》中的姜文
姜文的时代要从《本命年》说起，这部电影发生的背景与他的过去是吻合的。胡同里长大的大院子弟/老北京人，“文革”一代的阳光灿烂，到了1980年代，面对光怪陆离的新世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自己过去的世界观忽然不对味了，就好像在父母的管教下十分乖巧的高中生突然去了大学，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干嘛了。
这是那一代人最明显的特征，他们在最需要树立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候，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十字路口，该如何做出抉择？
米家山和王朔在《顽主》里给了一个方向，那些青年们用戏谑、痞性和随波逐流来消解与抵抗新时代带来的冲击，他们听任生命的骚动，游戏人生。
《顽主》中的梁天、张国立和葛优
在《顽主》里扮演马青的梁天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在《本命年》里同样饰演了类似的角色，但《本命年》想要表现的是他的对立面——姜文扮演的李慧泉。
李慧泉是一个想在这个找不着方向的时候坚持住自己价值底线的人，这使得《本命年》有点儿像罗伯特·德尼罗的经典电影《出租车司机》，它讲述了一个从越战中退伍的老兵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在纽约开出租车为生，由于寻不到人生的方向，他开始变得愤世嫉俗、痛恨社会。
《本命年》多次表现出这种无根性，越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越是自己的人生有过大变化的人，就越能在影片里那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正如上文所说，谢飞导演尽可能保证了这部电影的现实性，因此并不会出现幻象与回忆，但影片中依然有着两处这样的表现，其一是李慧泉独自一人喝醉了酒时，模模糊糊中回到了入狱前的时候，让观众和李慧泉一起重温了他入狱的经过。
注意到这时的背景音乐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这首发行于1987年的音乐，尽管创作背景是思念情人，却很能贴合无根之人的内心迷茫：“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的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编剧刘恒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无论是这部《本命年》的原著《黑的雪》，还是他后来的剧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少年天子》，尽管看起来像喜剧、正剧，但实际上刘恒所探讨的依然是生的意义与死的奥秘，在刘恒的作品里有一种宿命感的意味，这种宿命感同样贯穿在《本命年》全片中。
《本命年》的片名就是姜文提的。导演谢飞在后来的一次访谈里说，本来想用原著名字，剧本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漫天大雪，但因为拍摄季节不对，始终没有雪景，这时姜文提出不如就叫“本命年”吧，谢飞想了想觉得这名字很有宿命感，就同意了。
姜文对《本命年》的“干涉”还有很多，有一幕本来是李慧泉发火，原剧本就一个“滚”字，姜文琢磨着觉得这样不对，不对味，于是非得在现场骂了一长串：“你回去告诉你妈和你爸，你哥是王八蛋，不是人养的，石头眼儿蹦出来的，本来就不该活，滚！”
这场戏特别对味，这场戏之前，李慧泉一直压抑着自己，他刚出狱，发现和这个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他找回了过去的朋友，他开始试着做小本生意，他开始喜欢上一个姑娘，他想认真地拥抱这个新时代。
但新时代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
新时代不需要他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人，姑娘很快就有了新欢。在这个档口，遇到一档子事，自然就爆发了。
没劲。
对他来说，可能这一切都挺没劲的。
梁天演的那个角色在片中对李慧泉说：“工作没劲，不工作也没劲。找对象没劲，不找对象也没劲。要钱没劲，不要钱也没劲。都没劲。”
“没劲”
在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下，李慧泉会显得非常的压抑。
影片中没有挑明的一点是，李慧泉从始至终是一个没有过性接触的人，这一点在刘恒原著里写得很多，但影片没有直接表述，而是用了几组画面含蓄地说了出来。
谢飞导演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说：“在探索如何用电影手段表现心理时，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如何在电彩中表现性心理。刘恒说现在许多青年没有什么理想和精神寄托，就是追求人性最初始的食色满足。但有些人又受阳萎性传统文化的影响，虽有性的冲动和要求，却愚昧地把这些正常的生理现象视为羞耻而自卑。他们不敢正常地去追求爱情，而是采用手淫等方式进行发泄。这种性压抑和性扭曲，在文化层次较低的青年身上普遍存在着。李慧泉卖黄色书刊、在崔永利倒卖给他的一堆货里拣出一条女用三角裤权弹着玩、卖货时紧盯着两个少女的臀部、他家小屋墙上贴着肌肉发达的男人画片等等。影片中还有两处隐喻地表现了他的手淫。一处是泉子读方叉子信的时候，信上最后说，对了你是不是该结婚了？他微微苦笑，拿起一本健美杂志，躺到了床上。杂志封面上是儿乎赤裸的女人照片。他猛地合上杂志，拉灭灯，用被子蒙住头，镜头慢慢升起，摇到火车，配上比较含蓄的床动和喘息声。赵雅秋送他照片的那个晚上，镜头从挂在墙上的这张照片摇下来，他没有性的烦恼，睡得非常安稳。当赵雅秋又找了个伴唱的男友送她回家的那一晚，镜头在飞驰的火车声中缓缓摇下，墙上赵雅秋的照片已被衣服挡住了。泉子在床上蒙着被子辗转反侧，呼吸急促，表现他又手淫了。”
因为没有理想与寄托，所以生活中只剩下了原始冲动。所以在影片中，马叉子因为这件事杀了人，李慧泉也被牵连进了监狱，崔永利色欲熏心，放弃了标准。
但李慧泉毕竟是一个还有自己的道德标准的人，所以他在迷惘的同时，会显得非常地矛盾，他只能一直压抑着自己。
这样的人，是不容于这个时代的。
影片的最后，他被另外的两个青年捅了一刀，就要死了。这时谢飞用了一个长镜头，在镜头里，他逆着人群，独自一人往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有人评价说，在洪流中只有他在逆流，孤单而错误。
因为孤单，所以显得那么独特；因为错误，所以他注定不会成为时代舞台上的演员。
这就是《让子弹飞》里最后看着昔日小弟乘着火车远去的张牧之，这就是《一步之遥》里死于民国的大清老贵族马走日。
一个观众。
他自始至终是一个观众，他静静地看着人们在舞台上唱他们的大戏。
影片最后一句话是：“一个观众，他走了。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
拍《本命年》时姜文经常会“指手画脚”，按照姜文的回忆，谢飞当年对他说：“你老是这么提意见，将来自己导戏得了。”
之后的姜文，接拍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的歌声中跑去了大洋彼岸寻找着自己的面孔。
再然后就是石破天惊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像到了他这个年纪却还在人生价值上拧巴的一些大导演，姜文早在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就已经把自己是谁想明白了，他活得透，所以他后来的几部电影一以贯之，明白一部就能明白全部。
【展映信息】
《本命年》
导演：谢飞
6月19日星期二18:30-20:14 上海电影博物馆
《股疯》（评介请点击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7675）
导演：李国立
6月16日星期六13:30-15:01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6月22日星期五18:30-20:01 上海电影博物馆
更多展映信息请点击www.siff.com/app/schedule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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