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李焕英》提供了一个重思母职与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契机
日前，春节档喜剧电影《你好，李焕英》已突破46亿票房，毫无悬念地成为2021春节档票房之王，并以此成绩跃居中国电影史票房第三名，贾玲也由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说实话，在电影预热阶段，很多人对这部改编自小品的电影并不看好。春节虽然一向是票房必争之季，但一方面全国好几个城市都出现疫情反复，加强了防疫措施；另一方面，实际上这是一部没有悬念也并不炫技的电影——它是贾玲对已故母亲的纪念。因此，尽管是喜剧电影，但也或多或少得带着“眼泪”和“悲哀”的成分。观众是否会在传统阖家团聚的日子里买这个账？结局当然是出乎人意料的。那么，我们需要透过电影本身去思考，观众为什么会买账？到底买了什么账？
《你好，李焕英》电影海报。
诚如多位影评人提到的，《你好，李焕英》在电影语言的运用、技巧甚至故事结构的设计上并不成熟，它几乎毫无特效（如果贾晓玲穿越掉下来的那个镜头也算特效的话），它并不试图去反思什么、解构什么，甚至即便它的喜剧元素非常充沛，却也未必高明到哪里去，它甚至从来没有试图达到“喜剧”最高的标准——讽刺，它浅白得就像一部小品合集。但它还是轻而易举地牵动着人们的情绪，观众随它笑、随它哭，看完后情绪依然久久不能平息。这就是它的成功，这部诚意满满的作品抓住了观众的情感，“喂”的恰到好处。
目前中国舆论上充满了对中国式母职和亲子关系的反思，似乎不够现代，但是依笔者看来，《你好，李焕英》的卖座恰恰需要我们对这些反思进行新的思考，形成新的注解。
一、母女关系：“私人”而又公共的情感
正如之前诸多影评所言，《你好，李焕英》实际上是一部非常私人化的电影。虽然导演贾玲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来表达“母女”这样一种大家都有共鸣的情感关系，但是她也承认，这部电影的构思、表达方式以及她主要想要表达的，都是基于她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她自己和母亲关系的生命体验。比如，电影贯穿始终的是，贾晓玲耿耿于怀于“自己从来没有让母亲满意过”，因此，穿越回去的贾晓玲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要让母亲高兴。在贾玲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自己和妈妈的故事时，也常常流露出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心。再比如，贾晓玲穿越回去之后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去“改变”母亲的命运，从而弥补自己在现实母女关系中的缺憾。
有评论认为，《你好，李焕英》过分局限于李焕英的母亲身份，窄化了“李焕英”作为女性的社会角色及其价值，但在笔者看来，对于这样一部寄托太多私人化情感的电影来说，恐怕它承载不了那么多期待。同时我们知道，“母爱”这样的议题，即便是再“私人化”的表达，都是具有公共性的，这也是《你好，李焕英》能够收获票房大卖的原因之一。无论贾玲在电影中想要表达的情感有多么私人，“母爱”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情感，人们之所以关注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想要透过这部电影来了解贾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而恰恰在于，观众需要通过这部电影来投射他们自身与“母亲”相关的情感和经验，而这种情感的投射是具有公共性的。
二、关于母爱和母职，我们要讲什么？
关于“母亲”“母爱”的影视剧常常被认为是相对狭隘的题材，主要是因为我们大量的作品反映的“母亲”形象带有较为深重的刻板印象，比如，母亲的牺牲精神、母爱的无私忘我、母亲对家庭劳动和子女养育的承担，“慈母”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母亲的认知。就好像电影中的一句旁白：“记事起，妈妈就是中年妇女的样子……。”中年妇女是怎样的？眼角的皱纹、微驼的肩背、粗糙的双手，最重要的是，中年妇女看起来就是围着丈夫孩子家庭而没有了自我的样子。也就是说，孩子眼里的母亲，往往就是“母职”的高度集合体：为了孩子和家庭放弃了自我的女性。母亲的职业是为了照顾家庭，母亲的笑是因为“有了我”，母亲的勇敢坚强是“为母则刚”，母亲所有的选择也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因此，孩子往往是看不到母亲的“自我”内核的，母亲所有的美好，往往都被看作是“母爱”的化身。在很多观众眼里，李焕英也是如此。
《你好，李焕英》剧照。
如果《你好，李焕英》仅仅是在讲述母爱，那它所引发的共鸣也就仅仅停留在“怀念”和“祭奠”。但电影通过“穿越”，通过贾晓玲对母亲的期待，呈现的恰恰是很多孩子内心向往、疑虑、渴望但几乎从来没有讲出来过的，想对母亲有更多的了解——“母亲年轻时长怎样？特别是母亲没有结婚的时候是怎样的？她和爸爸恋爱的时候是怎样的？”这种对母亲进一步的渴望，在于孩子已经并不仅仅把母亲当成母职的符号，而是想要更多去了解母亲作为一个女性，在尚未成为“母亲”、尚未背上“母职”之前，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是一个经历了什么、有着怎样的个性和喜好、有着怎样的情感经历的生命体？女性对母亲的渴求了解，是女孩对自身性别最早的体察和认知，这是非常可贵的成长，而女孩成长经历中所有来自性别的烦恼、痛楚、焦虑和伤害，亦渴望在“母亲”身上追寻答案。因此，在贾晓玲梦一般的穿越中，专门安排了一个“冷特”来解决自己在性别魅力问题上的焦虑。
也正因这样的渴求，《你好，李焕英》带来的“少女李焕英”是一种对“母亲”焕然一新的表征，至少在剧情反转前是这样的。贾晓玲和李焕英演绎了一对年龄相仿、亲密无间的表姐妹、闺蜜。这种对母女关系及其情感的演绎几乎是全新的，在这场关系里面，至少贾晓玲过瘾了，她可以从孩子变成能够帮助母亲“让她开心”、“让她过的更好”的一位“先知者”和“策划者”。在这一阶段，贾晓玲时不时透露出来的得意、欣赏、自豪，都源于她是李焕英的帮助者，她知道怎样能让李焕英“高兴”。
“个人即政治”，女权主义在谈母职的时候，强调的是当女性桎梏于“母亲”身份时（而男性从未被“父亲”身份所束缚），她的生命是被窄化、压缩、限定的，她以此而丧失作为女性和人的主体价值。而现代社会“密集母职”的表达连接着更多人的自我批判和投射，“母职”在女权话语体系下既有批判的一面，但又难以消解为人母者与非为人母的两种女性之间的张力。我们看到，近年来网络上呈现出这样一种话语现象，（中产阶层）妈妈们强调对母职的认同，通过对优渥生活的展示来强调作为女性的自我人生的“圆满”。而另一方面，非为人母的女性们则需要面临因“无法履行母职”而成为“异类”的社会目光，她们的生命，也因为前者的“凡尔赛”而压力倍增，因此，她们开始在舆论空间中，通过批判中产阶级母亲所张扬的“母职”及其与父权制的联结，强调自己生活方式与父权制的决裂，来表达这种生活态度和观念的“进步性”。
但这样的以是否生育来划分女性身份所形成的沟壑，并无助于女性地位的总体提升，她们同时落入了“生育就是女人生命完整的意义”的父权制陷阱。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究竟该如何看待“母职”？在这部电影中需要面对的是，如何看待“母亲李焕英”这个问题。由于文章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加赘述，仅在此引述周恩来总理在1942年写的《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中所提倡的观点以期进一步拓宽视角。
周恩来在文章中指出，不要“空口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文章还写道：
妇女于尽母职的时候，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且是分工的必须。但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
有女性主义者由此强调不能将“母职”这一话语拱手相让，笔者对此表示认同，更重要的是，母职不应该成为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身份沟壑，而应该在现代个人主义愈发凸显的今天，成为女性之间更加重要的联结。
三、和解之道：是“为你好”，亦是“改变自己”
《你好，李焕英》剧照。
《你好，李焕英》在很多人看来更像是贾玲通过电影的方式让自己与母亲实现的一场和解，更重要的，也是她与自己的和解。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女儿贾晓玲的企图——作为女儿，我们希望母亲能过得更好，希望她能高兴，哪怕没有“我”。因此，当贾晓玲意识到李焕英如果参加了排球比赛就可能改变她的婚姻时，即使意识到这样自己就不会出生，贾晓玲也要试一试，这是作为女儿的尝试和努力：希望妈妈过得过更好，哪怕你不再是我妈妈！贾晓玲的努力在这个层面上，追求的并不是功利主义的好（沈光林日后的发达对贾晓玲来说是不真实的，她的生命经验中没有体验到这种物质的富足所带来的幸福，她实实在在体会到的是王琴“母凭女贵”的风光和自己因“不争气”给母亲带来的苦恼），实际上贾晓玲想要弥补的，是作为女儿的自己从来没有让母亲高兴过的遗憾，而也恰恰是这一点戳中了观众的情绪：在“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下，集聚了太多的追悔莫及和自我谴责，尽管明知其中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但“给予”（就是人们在理性状态下会反思的“为你好”）依然是唯一可以宣泄情绪的通道。
“为你好”代表的中国式家庭关系在电影放映后被大量讨论，激发了很多年轻女孩对母女关系的反思，其中也谈到了“和解”。近年来，随着心理学对我们生活的不断介入，关于“原生家庭”“童年经历”对个人成长的影响的讨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倾向于“原生家庭决定论”：人成年后所形成的创伤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带来的童年伤害。我们承认，实际上在心理咨询的实务中，原生家庭理论用于解释人积淀已久的心理创伤，帮助人们打开已经内化、自责的心理症结是有效的。这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心理救赎——有些错，不是我的错，我也是受害者，他们可以不再背负沉重的心理包袱。但在笔者看来，对个体成长而言，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抱持一个理论不放，那不是真正的救赎，也无助于个体成长。且不说网络流行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对精神分析法有多少片面的解读，而将自己的人生归责于父母和出生，这样的论调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荒唐？我们不禁要问，你自己到哪里去了？所以今天，一些人如果认为自己不幸福，是因为缺少一个像“李焕英”这样的母亲的话，那么我更想问的是，你有付出贾晓玲那样的努力吗？你有试图像贾晓玲那样认真去了解你的母亲吗？
成人之后，随着我们的知识更新和经验获得，很多人都会发现父母高大的形象开始逐渐坍塌，父母变得越来越普通，甚至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与不足，很多时候，年老的父母有着他们特有的固执，让人觉得难以沟通、非理性等等，很多人觉得无法和父母讲道理，并将此看成是两代人的“代沟”。我们当然承认，加速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拉大了两代人对社会认知的距离，也形成了差异更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和”实际上就是一种融合差异的文化，讲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人因此发明了很多不冲突、不对立的人际关系的哲理，到今天也依然适用。比如，我们的家庭人际关系中除了倡导对老人的孝和尊重，民间也会告诉老人“要做老，先做小”，就是要翻转家庭权力关系，民间还有一句话，老人如孩童，要“哄”。“哄”这种方法看似“和稀泥”，但实际上既坚持原则，又不伤感情。“哄”的深层智慧在于，把人和人的情感放在是非对错之前，把“为你好”式的强调某种价值观变成“只要你高兴就好”的尊重人的感受和体验。《你好，李焕英》后半部的反转中，我们看到的正是李焕英对女儿的“哄”，配合你的种种小心思，知道你是为了让我高兴，那我就高兴，这样你就高兴了，实际上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和解”哲学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同时，李焕英依然有自己的坚持，选择贾文田就是。遗憾的是，贾晓玲对李焕英的“哄”还是太单薄，也许这也正是贾晓玲内心的遗憾吧。
“原生家庭理论”除了带给我们一开始对自己心理创伤的安慰，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我认为还有反思。如果停留在“我今天的不幸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或者“我父母的不堪都是因为他们从小没有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这不叫反思。而反思是促人变得更好，是改变自己，而不是仅仅追责他人。所以，正确的打开“原生家庭理论”的方式是：既然今天我的创伤是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既然我看到了父母当时身上的不足，那么我自己可以怎样改变自己？我要怎样看到我所可能继承的不足，以及可能给我的家人带来的伤害？我要如何努力去改变自己，改变这样的传承？”这才是“原生家庭伤害论”指导生活的高阶版。
四、李焕英的幸福是什么？李焕英又在坚持什么？
电影后半段对“为你好”进行了反转，我们由此看到，李焕英不是被“为你好”所塑造命运的客体，她有着自己对人生的坚持，人们动容于“你以为你有多爱母亲，都比不上母亲爱你”，贾晓玲乃至观众们都认为，李焕英的坚持在于要生下贾晓玲，搞半天一切依然是妈妈在主导这场“穿越”，这完美诠释了“母爱”。但在笔者看来不仅仅如此，李焕英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被女儿改变的坚持，而不再是“贾晓玲”用以满足自身的纪念对象，才成为了对命运有着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主体。
我们经常反思所谓“中国式亲子关系”，认为中国的父母常常以“为你好”为理由对子女的人生加以干涉甚至控制。但是在这场反转中，我们至少看到两个点：第一，试图“为你好”的恐怕不仅仅是父母，很多为人子女者也如贾晓玲一样出于“为你好”的想法，希望改变父母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他们往往也难以对父母的选择表示理解和认同。和父母的“为你好”不同的是，他们更常常以进步者的姿态自居，认为父母（传统）的很多习惯、做法和认知是“不科学”的，是“落伍”的。贾晓玲穿越回去之后充满善意地去“让母亲高兴”，但她也从来没有问过母亲理想中的伴侣是怎么样的，相比之下，挟“进步”自重的网络“年轻人”在讨伐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时，更容易高高在上，热衷于批判老人的节约是“小气”“没过过好日子”，认为老年女性的广场舞是“扰民”“不文明”，甚至对老年人在智能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与无助充满嘲讽。对此，《你好，李焕英》以极大的善意，用一句话表达了很多老年人的坚持与自信，“其实这辈子我过得挺幸福的，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好，李焕英》剧照
事实上，李焕英最终还是没有告诉贾晓玲，她为什么选择了贾文田，她为什么会在那个看起来贫穷、禁锢的集体主义时代，收获情感和精神上的满足及自由，她为什么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不会告诉子女“我当时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真正在自己的人生中做到每个选择都是理性的，但是很多时候，未经周详算计的人生一路走来，确实有其特定的幸福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们也承认，电影依然留有遗憾，比如它没有表达1980年代之后的李焕英是否在接下来的市场化过程中被迫与大集体工厂分离？在后来的市场经济中她是如何丧失“工人阶级”主人感的？80/90年代之后作为女工人的李焕英又是如何被资本裹挟着进入“妇女回家”论的？她的一生还有怎样远比选择贾文田更有意义的选择？电影对李焕英后来真正成为母亲之后的种种幸福和艰难都没有再进一步言说。
对于不太年轻的观众们而言，虽然电影烘托的时代氛围是超现实的，但对于很多对那个时代仍保有浅薄记忆的人们来说，影片中的集体主义时代的工厂生活依然带有一份热烘烘的人气，就像我们怀念儿时春节的万家灯火，巷子弄堂的烟火气，学校边上的路边摊以及家乡有牛的田埂一样。这些气息不仅让今天的步入中年的贾晓玲们依然感觉熟悉、温暖，同时，它所承载的情感更可能是支撑李焕英们生命幸福非常重要的内在。贾晓玲们所记取的、李焕英整个青春时代所生活的那个城市、那个大工厂可能不太发达，物质也不够丰富，有一位假模假式的厂长，但还有王琴、沈光林、包玉梅、冷特以及铁娘子排球队和打铁娘子排球队……因为有着这些朝夕相处的同伴，辛苦的日子回忆起来并不算太难熬，多年后，留给中年、老年李焕英的，除了见面时的炫耀、拌嘴，亦有当年共同经历的青春。而这些之所以让人觉得热腾腾的，是今天90后“打工人”们已无法想象，但内心或许同样向往的，一个“有江湖”“有计较”但也“有人味”的“职场”，而这些都不是能用薪水来计量的。
《你好，李焕英》剧照。
时代演进到可用金钱来衡量幸福的今天，贾晓玲已经无法理解为什么李焕英就算重来一遍也依然会选择贾文田而不是沈光林。那并不是因为李焕英为了要生下贾晓玲，而是因为选择的标准变了，幸福的标准也变了。我想，李焕英如果能够活到今天，最让她欣慰的恐怕不只是有了事业有成的贾玲，也不会因为战胜了王琴而更骄傲，而是老了能有健康、孝顺的女儿和那些能够一起跳广场舞、一起旅游、一起斗嘴的老姐妹们，年轻时的积累最终都成为了生命的能量，支撑着惬意的晚年生活。
最后想提一个电影中的Bug，那就是当镜头切换到贾晓玲去车间找李焕英的时候，站在机床前的李焕英依然是梳着两个大辫子的模样。笔者想说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国企虽然充满着生活气息，也没那么效率至上，但对劳动安全的强调是十分严格的，为了安全，车间女工必须把头发全部包在工作帽里面。这个细节上的小疏漏，也透露出今天的贾晓玲对母亲的理解依然是有缺憾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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