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德克讲稿 | 李敬泽
思无止境 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汉德克讲稿
作者 李敬泽
本文刊载于《花城》2020年第1期“思无止境”栏目，责编 杜小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2019年10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了2018年和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是波兰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奥地利的彼得·汉德克。
这两位，汉德克我们比较熟悉，他2016年来过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九卷之多，洋洋大观。托卡尔丘克呢，我感觉大家都不太熟，反正我不熟，这几天总是把她说成“邦达尔丘克”，一边说着一边知道我说错了，邦达尔丘克我熟啊，那是苏联的大导演，我看过他导的《战争与和平》。然后一边想着一边说：波兰女作家邦达尔丘克……
一个文学奖评出来，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别的什么奖，只要这个奖有影响力，大家关注它，就一定会有或大或小的争议。相比之下，比如诺贝尔化学奖或物理学奖就没什么争议，国际数学界还有一个奖，叫菲尔兹奖，那就更没争议，评出来我们只能膜拜。为什么无争议？原因很简单，那都是最强大脑啊，哪儿轮到我们插嘴，我们都不懂啊。物理学、化学、数学，搞到那个段位，都不在常识范围之内，公众不能也不必参与。文学就不一样了，很少有人会谦虚地承认自己不懂文学，文学事关人类生活、事关经验和情感，提供想象和言说，人是什么样、人应该和可能是什么样，这几乎不存在什么唯一的真理，大家都有发言权，大家的感受和想法和判断肯定千差万别，在千差万别的对话中逐步形成相对的公论。所以，关于谁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很难有绝对的答案。比如，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瑞典学院那些女士们先生们，他们把这个奖都颁给了托卡尔丘克，偏不肯颁给阿特伍德。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我紧急补课看了一本，《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的感觉是，阿特伍德是女巨人，托卡尔丘克相比之下还是个文艺青年。
当然，我的看法也可能是偏见，我很羡慕那种人，他们把自己搞成小宇宙，他们的偏见就是他们的真理和科学。这很好，但我做不到。当我们确认谁是好作家、哪一部小说是好小说时，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有限性做出判断。什么是有限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禀赋，有自己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你的趣味和偏好。我就是个钢铁直男，我就喜欢《三国》《水浒》，受不了《红楼梦》，有问题吗？没问题，你喜欢就好。但另一方面，文学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找到和认出我们自己，它还是我们住宅之外的一条街道、村子之外的一片原野，让我们去结识陌生的人，见识那些超出我们感知范围的事，让我们领会他人的内心、他人的真理，由此，我们才不会成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囚徒，我们去探索和想象世界和生活的更广阔的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可能性。什么叫不可能性？就是在你的小宇宙里你认为这不可能，想都没想过，但是，现在，你打开这本书，看着不可能的事物，如何被想象、被确切地展现出来。
▲彼得·汉德克
所以，现在，就谈谈汉德克。本来还应该谈谈托卡尔丘克，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她对我来说不是“不可能性”，她是令人厌倦的“可能性”，这样的小说我读上几十页就知道大致如此、不过如此，而读小说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希望能靠它抵御人生的厌倦。
汉德克是奥地利人，生于1942年，今年77岁了。关于他的生平，这些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介绍，我就不细说了。汉德克曾经嘲讽诺贝尔奖，说该奖的价值不过是六个版的新闻报道。现在呢，他自己也变成了刷屏两三天的新闻人物。在突然激增的关于汉德克的知识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他的身份。
身份政治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新的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中，“我是谁”成了一个很纠结、很尖锐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启蒙话语中个人的自我意识问题，它还涉及族群、政治、权力关系。对于全球化体系的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来说，身份政治尤为重要，比如女性、女权。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一个焦点，就是要有女作家。有没有女作家，不仅是文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政治正确”，这个压力很大，所以瑞典方面赌咒发誓，昭告天下，一定要评一个女作家出来，结果就是托卡尔丘克。而汉德克，他看上去好像没有这个敏感的、边缘的身份问题，他是白人男性，奥地利是欧洲和西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按说他应该很知道自己是谁，不会为此而焦虑。但其实，他的生父和继父是德国人，至于他怎么就成了奥地利人我也懒得追究，反正德国和奥地利搞成一家历史上也不止一次；我要说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的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就是大部分在斯洛文尼亚，一小部分在奥地利，汉德克的母亲就属于这一小部分，所以才认识他父亲。那么斯洛文尼亚在哪儿啊？就在奥地利南边，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十几年前的民族主义狂热，把南斯拉夫打成了一片血海。这件事对汉德克的身份意识、对他的创作乃至对其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 1914年，奥地利皇太侄在波斯尼亚被塞尔维亚人刺杀
关于汉德克，还有一点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除了剧作家、小说家，他还是“世界蘑菇大王”。据他自己说，他是世界上蘑菇知识最丰富的那个人，是不是吹牛我也不知道。蘑菇还不是可吃的蘑菇，茶树菇、猴头菇、平菇、松茸什么的，不是，汉德克并不是专精蘑菇的吃货，他感兴趣的是不能吃的、吃了要发疯死人的毒蘑菇。据他说，世上的毒蘑菇有二百多种，他都认识。他为此还写了一篇带点儿自传性的《试论蘑菇痴儿》，一个人痴迷于蘑菇，寻找蘑菇的故事。顺便说一句，除了蘑菇这一篇，他还写了《试论疲倦》《试论点唱机》《试论成功的日子》《试论寂静之地》，这个“寂静之地”就是厕所，我读的书不多也不少，很多年前在《阴翳礼赞》里读过谷崎润一郎写厕所，然后就是汉德克这一篇。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博物学兴趣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中外皆有，比如纳博科夫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不研究蘑菇，他研究蝴蝶。写作这件事，上班下班没法分得清楚，作家整个的生命都会放进去，蝴蝶蘑菇也会不知不觉地进去。纳博科夫的小说就有蝴蝶之美，汉德克呢，他的写作也有毒蘑菇的风格。毒蘑菇艳丽、妖冶，一点也不低调，这艳丽和妖冶是危险的，它是诱惑，也是攻击，骗取你的注意，抵达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你的中枢神经啊，麻醉、致幻、休克等等。所以，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的影响。——前几天，我正这么聊得起劲，有个家伙在旁边嘀咕：那个，毒蘑菇也有不艳丽的。我一下子就熄火了，啊？是吗？那好吧，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影响，比如毒蘑菇的低调、家常，它不会引起我们的警觉，它欺骗我们，潜入我们的神经，控制我们的意识，就好比语言…… 这时，又有一个小家伙在旁嘀咕：汉德克说的是二百多种蘑菇，不是二百多种毒蘑菇。——好吧，算我没说，下次他来我请他吃云南菜。
瑞典学院对汉德克有一个简短的评价：“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关键词是“语言”。语言问题是我们理解汉德克的那把钥匙。汉德克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奥地利同乡：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启动了哲学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关于人、关于人的存在，两千年来众多哲学家苦思冥想，提出无数说法，到维特根斯坦这里，他说，你们都想多了，都没想到点子上，关键在语言，人存在于语言之中。他的论述很艰深，这里不必细说，总之，他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哲学和文学，比如在汉德克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汉德克在中国最有名的作品是《骂观众》。2016年他来中国，所到之处，大家跟他也不是很熟，没有那么多话题可说，所以，一搭话就是请您谈谈《骂观众》。老头儿后来都有点烦了，说我1966年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骂观众》，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又写了那么多东西，你们老提《骂观众》，这么些年我不是白活了吗？
▲ 《骂观众》演出照
但《骂观众》确实重要，从《骂观众》入手，我们可以理解汉德克的根本想法和根本姿态、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那时起，他已经写了四十多年了，他的风格当然有变化，但是，这个根本似乎没有变。
《骂观众》很简单，但是惊世骇俗。这是一个剧本，和我们所熟悉的戏剧完全相反，它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舞台上也没有布景，甚至就没有传统的舞台与观众的区分。从头到尾，就是四个人，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夹枪带棒地骂观众。你们这些蠢货，你们要看的所谓戏剧，不过是“用语言捏造出一桩桩可笑的故事来欺骗观众，将他们引入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你们“心甘情愿地受愚弄，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地接受一种虚伪的、令人作呕的道德判断”。
《骂观众》骂的仅仅是戏剧吗？不是的，从根本上说，汉德克是在骂语言。汉德克的创作起于对人类语言的质疑和批判。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人存在于语言之中——我们之所以是个人，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学习了、使用了语言，离开了语言，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语言是外在于我们的，是异化之物。语言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你发明的，是我们学来的，是一整套社会的和文化的知识、传统、能力，强制性地传给你、教给你，你不学行不行？当然不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存在都受语言的支配，这种支配是根本的，是你自己意识不到的，越意识不到越根本，我们都以为是“我说话”，实际上，我们想想，大部分、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话说我”，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我们意识不到。
▲维特根斯坦
所以，就要“骂观众”，就要通过这样的冒犯性行动，迫使你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对汉德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灵魂深处在哪里？就在语言里。语言绝不仅仅是被使用的工具，也绝不仅仅是指涉及客观事物的符号系统，不是中立的、透明的，它自带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一种语言，它都积累、生成着复杂的意义，正是语言所携带的这些意义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曾经谈到，恋爱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它植根于一套恋爱话语，不是指向生殖的，而是指向精神的、隐喻的、游戏的这么一套话语。《阿Q正传》里，阿Q面对吴妈，有话要说，又说不出来，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要和你困觉！这就不是恋爱，这是生殖和找打。阿Q不是五四青年，他没有一套恋爱话语，他如果说，我想和你度过每一个夜晚，那会怎么样？也许不会挨打，没准还能谈下去。电影里、电视里、小说里，凡恋爱言情，必须是普通话，用地方方言一定笑场，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恋爱话语本身就是用白话、普通话、书面语建构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语言提供的现成剧本中演戏。
如果仅仅是谈恋爱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种语言的力量，它会变为统治权力和统治秩序，它会从生命的根部驯服人，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就认为女人就是低男人一等，穷人就该永远受穷，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汉德克的作品，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都是从对语言的这种警觉和批判出发的，由对语言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到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从最初的小说《大黄蜂》开始，他就从根本上质疑传统的西方文学，认为那些小说，不过是为人们提供理所当然的、骗人的世界图像，小说作为一种语言方式、话语方式，是虚构的，但渐渐的，这种虚构入侵乃至支配和替换了现实。在汉德克看来，要造反、要革命，就是要从语言干起。
语言是如此重要和基本，它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和根基，也是文学的条件和根基，在这个问题上干革命，肯定会带来很复杂、很严重的后果。
首先一个后果，就是汉德克认为，所有那些我们以为是小说的小说，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命运等等，都是骗人的，都体现着语言造就的统治秩序。那么现在，你为了让人们觉醒过来而写小说，你怎么办呢？你必须写不像小说的小说、不像戏剧的戏剧。所以，读汉德克，你得准备好，你如果是一个19世纪小说爱好者，那你肯定会很生气，你倒不一定觉得他在骂你，但你肯定会觉得他在浪费你的时间。
另外一个后果更为根本，就是，你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牢笼，使我们既无法认识自己，也无法认识世界，但同时，人又不得不在语言中存在，汉德克还得用德语写小说，那么怎么办呢？这不是无解的悖论吗？
▲ 《卡斯帕》海报
在汉德克看来，这正是人的悲剧所在。在他的另一部戏剧《卡斯帕》中，一个人生下来，喘气儿，活着，当然这还不行，他得“通过语言真正地生下来”，于是就开始学语言，但是，“当我学会第一个词，我便掉进了陷阱”。卡斯帕这种进退维谷的命运就是人类命运的象征。可以说，汉德克的写作就是为了应对、反抗这个命运，把人从作为一种统治秩序的语言中被解救出来，让人身上、人心里那个沉默的、无言的“我”活过来，发出声音，获得语言，不是“话说我”，而是“我说话”。
但是，“我说话”何其难啊，一个人去掉现成话语的遮蔽和支配，把自己、把这个所谓的“主体”呈现出来，这是很难的事。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现在忽然发了疯，“惟陈言之务去”，排除所有现成的话，看见今晚的月亮你不要想李白苏轼、不要想嫦娥玉兔，你只把今晚的这一轮月亮说出来，赤条条无牵挂地说出来；然后同样的，关于你的生活、关于你自己，你不要小说化、鸡汤化，你排除所有现成的意义话语，你说吧——我估计绝大部分人就无话可说了，反正我是无话可说，一台电脑卸载了系统，那还怎么运行？
这既是逃避和反抗，反抗语言的规训，同时，也是探索、发现，你不得不最直接地注视自己和世界，并找到、发明相应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你实际上是要成为自己的上帝，要有光，靠自己的光照出自己、创造自己，你自己把自己生出来、长起来。在生活中，真要这么干，跟疯了也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没必要这么干，我们读汉德克的书就行了。
但汉德克的书真难读啊。说老实话吧，我把他的九卷本摆在那儿，一本一本翻，每一本都没翻完，读不下去。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深刻地接受了语言规训的人，而汉德克是“骂观众”的，是“骂”我的，他的小说不是回音壁，不是音乐会，他一点儿都没打算让我舒服，我舒服了他就失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好奇，想看看他如何通过语言把自己生出来，但在这里，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瑞典学院所夸的语言当然是汉德克的德语，而我读的是翻译过来的汉语，从德语到汉语，等于过了一遍筛子，故事、情节、人物、命运，那还可能剩下不少，而这些在汉德克那里本来也没有多少，他有的是“语言”，但偏就是这个语言，过完筛子就基本不剩下什么了。我读汉德克，总觉得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咱也不敢说翻译有问题，而且我相信，汉德克的德语原文很可能也是结巴的、缭绕的，不会那么流畅，他本来就是要表现意识和主体的原初的生成，这种生成肯定是不熟练的，不可能顺口。这种语言瑞典人能看出好，看出创造性，汉语读者能不能看出来我就不敢说了。从译本来看，我读得最舒服的是《骂观众》，精确、流畅，是好汉语，但是我多少又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翻得太好了，少了一点原本的狂乱、粗暴？总而言之，我不能对你说我喜欢汉德克的作品，由此而来的一个教训是，人还是应该学语言，除了汉语，最好还要学外语。
事情就是这样，我认为我理解汉德克的理念，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他的作品。而且，就理念来说，虽然看上去很本质、很尖锐，但我总觉得那近于屠龙之技，杀龙的技术，技术很高很新，但龙在哪里？或者说，在欧洲语境下，他的批判缺乏真正的政治性。我就是爱看个传统戏，虽然照你这么说，确实也有问题，但说到底是多大的事呢？值得你这么撒着泼地骂？来都来了，看你骂了半天了，那就鼓个掌呗，又是多大的事呢？人固然是生存于语言，一竿子插到语言上去，能搞出五花八门精致的理论，也能搞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当代艺术，但也很可能回避了现实的和结构性的社会政治疑难，沦为无关痛痒的撒娇。这不仅是汉德克的问题，也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文学的问题。我在别的场合说过，西欧小说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它的意识封闭掉了，自以为“真理在握”，它不再能面对真正的问题，不再经受人类生活严峻复杂局面的考验。
然后，考验来了，正好掉在汉德克头上。我一开始说了，他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虽然属于奥地利这边，但毕竟斯洛文尼亚民族的主体是在南斯拉夫。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的、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南斯拉夫土崩瓦解，发生残酷的内战，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发生的唯一一场战争，而斯洛文尼亚率先宣告独立，投向西方阵营，为这场战争拉开了序幕。后殖民后冷战时代造成了世界上很多人在身份上的纠结、危机，忽然南斯拉夫打起来了，换了别人也就是看新闻看热闹，而汉德克，他妈妈也是斯洛文尼亚人啊，能说没关系吗？没关系也有关系了。由此，我们也看到身份问题的复杂性，身份可不是身份证上的照片和号码那么简单，人有层层叠叠的身份和认同，比如我，是中国人，是山西人，是山西运城人，是山西运城芮城人，像个俄罗斯套娃，但我要是碰见河北人，我又马上变成了河北人、河北保定人、河北保定完县人，因为那是我母亲的家乡。我的认同可能随境遇而变化和变换，认同与认同之间、身份与身份之间，很多时候并行不悖，你是个山西人一点不妨碍你同时是个司机、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是个中国人，但有时会发生冲突，会撕裂和断裂，特别是，在严峻的社会历史局面中，人很可能会陷入身份危机，某些自然的、休眠的身份可能被唤醒，人甚至会脱胎换骨，为自己发明新的身份、建构新的认同。比如汉德克，他身上流着斯洛文尼亚人的血、斯拉夫人的血，对他来说这未必是多大的事，但现在，在眼前的这场悲剧中，他忽然意识到他不是看戏的人，他不是新闻的看客，他的批判性理念，过去是运行在语言层面、个人的日常经验层面，现在，他面对着大规模的杀戮、仇恨，面对历史和现实矛盾的总爆发，他身在其外，心在其中，他觉得斯洛文尼亚的事、南斯拉夫的事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事。
▲《痛苦的中国人》封面
于是，他来到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一路走过去，写了三篇文章：《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还有《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这三篇文章在中文版中收入了《痛苦的中国人》，据说这本书卖得不错，因为大家看书名觉得和咱们有点关系，实际上没什么关系。这三篇我认真读了，对我来说，汉德克此前的作品如果是飘着的，那么这三篇就是他的锚，扎到了泥泞的、迫在眉睫的人类的困境和苦难中去，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境遇里艰难地探索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义。
南斯拉夫问题，确实极其复杂，上千年的一团乱麻，如果在这里说清楚，就不是谈文学，变成讲历史了，而我对此也毫无准备。简单地说吧，在当时，在西方舆论中，在西方知识界、文学界，关于南斯拉夫的内战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剧本，牢不可破，在这个剧本中，塞尔维亚是邪恶的，是进行种族屠杀的一方，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几乎就是一个小号的希特勒，美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西欧人、德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知道，汉德克对这种写好了的剧本根本不信任，那往往只是意识形态的统治秩序的产物，而就南斯拉夫来说，这套剧本显然是冷战的延续，不仅因为南斯拉夫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因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是“斯拉夫”，北边还有一个“斯拉夫”，就是俄罗斯。现在，汉德克来到昔日的战场，从冬日到夏日，他面对着阴郁、沉默的人们，那些塞族人，那些被指认的罪人。给我的感觉，他的行文、他笔下的人依然是迟疑、艰难、不连贯的，但我想，这未必完全是翻译的问题，这也不仅是从空无中自我生成的艰难，这是一种被专横的话语暴力压制着、压制到沉默之后的艰难，是面对世界无话可说、知道说了也白说的无望和凄凉。在这里，汉德克对语言和文学的批判落到了土地上、落到了焦土和废墟上，扩展到对媒体语言、信息语言的政治批判，他发现西方媒体围绕南斯拉夫发生的事制作了一套远离真实、漠视真实的非黑即白的图景，深刻地控制着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控制和改造了现实。在这里，虚构就是这样变成现实的，语言就是这样抹去声音的。汉德克面对着这片土地上活生生的悲剧，他忍不住想象，一切本来可以不这样，原来的南斯拉夫或许能够构成第三条道路，各民族可以在其中和平相处，但是，在西方的推波助澜下，南斯拉夫被毁掉了，他说：这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进而，他站出来说：我们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塞尔维亚人的正义。
也就是说，汉德克并没有简单地站在斯洛文尼亚这边，实际上，就像刚才说的，斯洛文尼亚率先独立，迅速完成了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转换，不再是“斯拉夫”，而是属于中欧、向着西欧。我的感觉是，汉德克对于这个民族如此轻率地转身是痛惜的，在他的眼里和笔下，这个新的国家如此轻佻，他一点也不喜欢德国化的斯洛文尼亚。他的认同经由斯洛文尼亚转向了原来的南斯拉夫，这使他的批判意识获得了一个支点：人们站在审判者和成功者一边，为什么不听听被审判者和失败者的声音？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公正的、追求真实的法庭？
然后，汉德克就闯祸了，就被骂惨了。在大街上骂观众是要付出代价的，背叛他的西方精英身份和认同的结果是，汉德克成为西方文学界和知识界公认的“混蛋”。这厮获得诺贝尔奖，他们气炸了：你们怎么能把奖给了这么一个家伙，他说塞尔维亚也有正义，他甚至参加了米洛舍维奇的葬礼！
在这件事上，我佩服瑞典学院。他们艺高人胆大，他们敢于发一回疯，以此证明他们没有失去语言和精神的弹性。虽然以我的知识，无法对南斯拉夫问题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但这样一个作家，他一直力图自己把自己生下来，离群索居，艰难地让沉默化为语言，然后，在命运（对不起，他不喜欢这个词）来临时，他忽然发现，所谓“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在越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经验之后原来竟是不可触碰的，他走过去了，决意把自己放到困境中去，走进被放逐的人群之中，至此，被他生下来的那个自己，才真正走进世界。这个欧洲老炮儿，他让我想起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加缪，我因此喜欢汉德克，尽管他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混蛋，尽管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其实看不下去。
▲《柏林苍穹下》电影海报
汉德克，他也是吉姆文德斯的著名电影《柏林苍穹下》的主要编剧，在那部影片里，有一首诗一直回响：
当孩子还是孩子时，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幻想小溪是河流，河流是大川，而水坑就是大海。
当孩子还是孩子时，不知自己是孩子，以为万物皆有灵魂，所有灵魂都一样，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2019年10月14日初稿
11月23日改定
11月27日再改定
【全文刊载于《花城》2020年第1期"思无止境"栏目，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 者
简 介
李敬泽
批评家，散文家。著有评论集《为文学申辩》《致理想读者》《会议室与山丘》等，散文集《咏而归》《青鸟故事集》等。2004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2016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奖”，2017年获首届"十月散文双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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