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归处是敦煌》 编者按
编者按
樊锦诗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樊锦诗首度直面读者,亲述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该书的基础,是樊锦诗与撰写人顾春芳长达十天的访谈内容,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全景式地展现了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深度解读敦煌艺术之美,全面呈现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地开创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深入诠释了责任和坚守。
第一章人生的不确定性
初见人世
我的祖籍是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我出生于北平。
那年北平已经沦陷,日军司令部就设在铁狮子胡同。但是华北之大,日军根本无法控制。日本政府决定“以华制华”,在占领区扶植各种傀儡政权,以达成征服中国的目的。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日军接管并垄断了华北的交通、邮电、钢铁、煤炭、电力和纺织等行业,还强行发行了联银券。华北的粮食、棉花等物资被运往日本,导致食品奇缺,物价飞涨。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去了上海。北平沦陷后,绝大多数北平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宁愿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到大后方为抗战尽力。由于种种原因走不了的,也宁可隐居起来,过着清贫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决定带着全家去南方谋生。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按照家谱,我们姐妹是樊家的梅字辈,大姐的名字中就有个“梅”字。但是父亲希望女孩子也要饱读诗书,于是分别以“诗”“书”为名,给我们姐妹俩取了名字。我的双胞胎姐姐叫“樊锦书”,我叫“樊锦诗”。
我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我和姐姐是早产儿,出生的时候才六个半月。听祖母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大腿就只有她大拇指那么粗。由于我们严重不足月,医院不让出院,需要放在暖箱里观察。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在协和医院,以当时一般的医疗条件,估计我们早就没命了。
因为有两个孩子,母亲的奶水又不足,等我们出院的时候,她就雇了一个奶妈。姐姐由母亲亲自喂养,我就交给奶妈喂养。因为奶妈的奶水很好,很快我各方面的指标都超过了姐姐。过了一阵子,我们到协和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这两个小孩,怎么一个胖一个瘦,是不是妈妈偏心。其实并非妈妈偏心,而是奶妈格外偏爱我,照顾我特别细心。
但我和姐姐毕竟是不足月的早产儿,又是双生子,从小体质就比较弱。特别是我,小时候多病多灾。因为先天不足,背也有点驼,就是一个“丑小鸭”。
我父亲名叫樊际麟,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
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平的工部局工作,后来我们举家搬到南方,他一度改行经商。他的外语特别好,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因为我很小就离开了北平,因此对小时候在北平的那一段生活并没有特别的印象。
南下上海之后,因为家里孩子多,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我们家本来已经有了三姐妹,后来又陆续有了两个弟弟,一共姐弟五个。因为家里还有爷爷奶奶,父母的负担比较重。于是,母亲把我和双胞胎姐姐放在外婆家里寄养,我们就和外婆住在上海愚园路的一幢公寓里。外婆家的生活条件很好,她会做西餐,我很小就会吃西餐。
父母带着大姐和弟弟住在舅舅家一个石库门的房子里。那个房子位于现在的静安区新闸路。后来我们全家又搬去了虹口区,租住在一个租界时期的西式房子里,家里还有壁炉。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家人都从那里给轰了出去。
老人的观念比较陈旧,外婆总说女孩子念什么书,将来能识字,能看丈夫的家信就行了。所以我弟弟六岁就能去读书,而我和姐姐直到八岁才进正式的学堂。幸亏我父亲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他觉得女孩们也应该去上学,于是说服了外婆。正是由于父亲,我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
我先后上过三个私立小学。我的第一个学校是愚园路的彼得小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彼得小学转到了当时的求德小学,第二年又转到了海宁路的善导小学。我们家有五个孩子,要供五个孩子读书,父母的负担可想而知。直到后来公私合营,中学都是公立学校,没有私立学校了,这时候我才进了公立学校读书。
每逢新学期开始,我和姐姐们领了新书回家后,父亲总要和我们一起包书皮。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现成的漂亮包书纸。当时就是找些干净的牛皮纸,把课本的封面包上。之后,父亲就会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在书封写上“樊锦诗”三个字。父亲练过书法,字写得非常漂亮,他对孩子们也是言传身教,从小要我们练书法。他还找来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让我们临摹。我小时候也喜欢模仿父亲的字,潜移默化地,我的字和他的很像。
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听评弹、看戏,特别喜欢跟随家人去听戏,因为到了戏院就可以吃到许多点心。我现在还喜欢评弹和昆曲,最喜欢听刘天韵的《林冲踏雪》。
路有冻死骨
我从小目睹过什么是“十里洋场”,也目睹过城市贫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市区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还有英法等其他国家控制的租界。大家都害怕日本人,有时候小孩子哭闹,只要大人一说:“日本人来了!”小孩子连哭都不敢哭。所以我们小时候对日本人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我记得每家每户的玻璃窗上都贴着米字格纸条,怕轰炸声把玻璃震碎了,我的印象中连窗帘都是黑的。
在我的记忆里,大人们会给孩子们讲文天祥、岳飞、戚继光的故事,当时的儿童读物主要是这样一类鼓励爱国的书,连积木上也印了这些个英雄人物。在父母和家人的呵护下,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的印象中,父亲还时常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带我们去看电影。静安寺愚园路附近有一个百乐门影院,我就在那里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和《绿野仙踪》,后来还看过苏联电影《第三次打击》。
下期看点: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来,上海各界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那一刻,整个上海兴奋得不得了!中国胜利了!上海人简直高兴得都狂热了!我那时候已经七岁了。在这七年里,我虽然年幼无知,但受到大人的影响,和所有人一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绝不当亡国奴!”我们当时看的书,看的图片,听的故事,虽然也有白雪公主、美人鱼,但更多的是精忠报国、抗击倭寇。这些教育对我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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