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获高分评价，新京报专访导演，回忆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等大师学生时代生活细节西南联大《九零后》的青春，离我们很近
1957年，李政道（左图）和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章与证书，这段影像资料是首次在国内披露。
许渊冲正在翻译。
杨苡至今仍然记得自己的学号。
影片《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
讲述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传奇故事的纪录电影《九零后》于5月29日在全国院线上映，豆瓣评分高达8分。
作为5集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姐妹篇，纪录电影《九零后》从片名到画风，从故事到人物的铮铮风骨，透露出来的都是青春的气息。该片导演徐蓓在跑过几次成功的路演后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希望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电影，“这些天我的深刻感受就是，学生或是更年轻的观众在观影后得到的震撼，每当看到这样的反馈，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有些细节资料第一次在国内披露
《九零后》从西南联大学子个体生命的角度进行叙事：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业，他们各自如何到了联大；他们眼中的学校，包括校园、课程、教授、同学；他们的学校生活：读书、泡茶馆、恋爱、跑警报；他们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如何参军，如何牺牲；西南联大这一段岁月对于他们每个人的影响；他们在九十多岁、一百多岁的高龄，如何回忆自己的母校。
“我们采访所有的联大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多大，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老师、校园、同学甚至自己的学号记忆犹新，那我想这一定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徐蓓说，谈到西南联大，很多文章都喜欢报出一段数字，说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8年，却诞生了172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元勋，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所存在不过8年的“最穷大学”，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无需赘述这所大学的了不起，在这里诞生的每一个个体即使已经年老，但他们的经历依旧值得被讲述。这些年，这群“九零后”陆续有人住院、甚至离开人世，徐蓓感觉到给她的时间越来越紧迫，她意识到记录的这些影像或许是这些老人最后的影像，这些一生在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付出的老人，是值得拥有一个仪式——用最好的音响，在最好的环境里，放他们的故事。“除了此前17位联大校友的采访，我们新增了4个采访。有参加过湘黔滇步行团的吴大昌，有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胡邦定，有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还有影片《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同时，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劲，找到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得诺贝尔奖时的影像资料，这段资料是第一次在国内披露。”
对于片中的细节处理，徐蓓花费了大量的工夫，因为她认为这些细节会合成一个很有真实感的整体。“片里呈现的每个细节都是亲力亲为、真实拍摄的，比如杨振宁的学籍卡、李政道的考卷，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一手资料，也是我们去清华大学，申请发函再去档案馆统一拍摄或是扫描的。”
大师还记得学号，也会羞涩
徐蓓在采访马识途先生时，已经105岁的先生每天接受采访的时间不能太长，但他对联大的历史、过往如数家珍，记忆力惊人。当时采访和拍摄都结束了以后，剧组请马老题字，他说的是“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就要看你怎么生活”。这句话虽然没有最后用到片中，但其蕴含的哲理和激励，可以作为马老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徐蓓说，多数老人的身体已经不允许第二次拍摄了，只有杨苡和许渊冲两位先生，继《西南联大》后，我们拍了第二次：“时隔两年，我再次见到许渊冲先生。那天早上，我一进他家门，看到他正在吃一块奶油蛋糕，围着一个围脖。他苍老了很多，但同时又像一个婴儿。他的妻子过世了，生活发生了大变故，但不变的是他对翻译的专注，莎士比亚翻完了，现在开始翻王尔德的作品。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在他讲起自己爱上的4位联大姑娘时，还会羞涩且得意地笑。”
杨苡先生今年102岁了，但每天还会看书写字，要“Makethemostofeveryday（把每一天过到最好）”。徐蓓记得，在采访的间隙，杨苡一个人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她问她在听什么，原来是《Onedaywhenwewereyoung（当我们年轻时）》，那时，杨苡很天真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小快乐。”在影片的结尾，曾经的联大学子们挨个报出自己的学号，杨苡说：“我的学号是2214，我一辈子都记得。”
“九零后”现在干得不比年轻人少
影片中出现的一个个璀璨的名字——杨振宁、邓稼先、许渊冲、朱光亚、杨苡、李政道、巫宁坤、汪曾祺、王希季、马识途……这些大师年龄加起来一除，都是一群“九零后”。
尽管这些老人们的平均年龄到了96岁，但无论在电影里还是电影外，似乎都在记述他们的青春故事，谈及此，徐蓓都不禁哽咽，“这或许是第一次，观众在新闻、课本之外看到这么多科学家，第一次在大银幕去了解他们的功勋和人生，也是传说中的科学家，第一次离普通观众这么近。《九零后》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是一场‘文化抢救’，现在我们想做的，就是拼命地做一切努力，想让这些重要的历史回忆抵达更多观众之处，给我们这辈人一些启迪。”
说到这里，徐蓓逐一讲道：
93岁的院士潘际銮，每天骑着电瓶车去办公室，干得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少；
96岁的院士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帮后辈们解决爆炸方面的技术难题；
99岁的杨振宁，前不久给清华捐出了一间资料室；
100岁的许渊冲，翻完了莎士比亚，正在翻王尔德；
103岁的吴大昌，还在研究《华为工作法》；
102岁的杨苡，依然践行着“Makethemostofeveryday”的准则；
106岁的马识途，去年还出了新书，仍想要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
采写/新京报记者周慧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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