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的商业大片不是电影的唯一
□新时报记者 江丹
7月26日—8月3日，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在青海西宁举行。比起为市场量身定做的商业大片，参加FIRST展映的作品很多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更加注重个人表达，也更加渴望被看到、被接受，在社会和思想方面有所影响。事实上，这也正是很多人对电影艺术情有独钟的原因，它不只是一段流俗的光影，还是一种观点表达、一场思想实验。前不久，资深电影学人罗杰·伊伯特的《伟大的电影》和詹姆斯·纳雷摩尔的《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上架，它们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细细品味光影，理解电影并不热闹却又独具魅力的那一面。
电影被当作艺术
《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的翻译者是青年导演徐展雄，如果没有什么变动，他导演的院线长片《荞麦疯长》将在这个月底公映。《荞麦疯长》讲述的是几个年轻人背井离乡的故事，他们以为远方就是希望，却低估了到达的艰难。这是否是一部黑色电影不得而知，但从公开的预告片和部分剧照来看，颇具一些黑色电影的光影元素，比如深沉忧郁的情绪、“罗曼蒂克的孤绝”，以及雾气缭绕并不明亮的场景。
据《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的介绍，黑色电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国人发明了美国黑色电影，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当地的条件使他们倾向于从某些特定的角度来看待好莱坞。正如R.巴顿·帕默所说的那样，战后的法国拥有相当发达的电影文化，这种电影文化是由剧院、杂志、电影俱乐部等组成的，在这些地方，电影被当作艺术，而非商业娱乐。”
在那时候的法国巴黎风行一种被称为黑色感悟力的东西，探讨社会的黑暗隐喻，强调现实主义，剧情中有犯罪暴力，当然也有硬汉。黑色电影的话语是由知识分子塑造的，在对社会的思考和表达方面，他们要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和先锋，电影信徒和大学电影社团推动了这个概念的流行。它很快被纳入电影工业，受到好莱坞的欢迎。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就曾参与过黑色电影作品《蓝色大丽花》的编剧，在其中塑造他所擅长的硬汉角色，“并设法把他对战后美国的犀利评论包含其中”。据《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蓝色大丽花》的上映并不顺利，“钱德勒的问题并不是才思枯竭，而是来自美国海军，他们拒绝批准这部电影，因为杀手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退役军人。”
最终，《蓝色大丽花》从一部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黑色电影作品变为一部常规的“谋杀推理片”，但纳雷摩尔认为，其中对腐败问题的保留依然“提示了钱德勒对这个已经变质的世界的消遣、愤怒和罗曼蒂克式的着迷”。伟大电影自有伟大之处
“识别一部黑色电影总是比定义黑色电影这个术语来得容易。”纳雷摩尔写道。的确如此，尽管他介绍了黑色电影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结构、场景和美术设计，甚至表演风格等，但他并没有就黑色电影是什么而给出答案。《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的翻译者徐展雄也认为，“‘黑色电影’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旅行的术语”，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中发生着衍变。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境遇下，黑色电影以黑暗批评黑暗的精神内核是不会变的。
伟大的电影向来不避黑暗，并试图揭开黑暗，那些流传已久被我们视为经典之作的莫不如此。美国影评人、电影学家罗杰·伊伯特就在他的《伟大的电影》系列中，细述伟大电影的伟大之处，其中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有针对性地揭开了被我们忽略掉的社会暗角。
比如《十二怒汉》，“除了一个简洁的开场设定和一个更为简洁的尾声之外，整部电影都发生在纽约‘今年最热的一天’中的一间小陪审室内。……十二个男人就一位年轻被告的命运展开争论，他被指控谋杀了他的父亲。”中国电影《十二公民》便是根据这部电影改编而成。
《十二怒汉》呈现了一个人的命运如何被另一群人所决定，在围绕证据而进行的辩论过程中，不同个性、背景、职业的人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见解，其中不乏偏见和情感倾向。制度规定了社会的行为规范，法律提供了判断的准绳，这都是应当遵守和执行的，但是电影却可以提供一个让我们思考的空间，截取庞大社会的一个小片段，通过个体命运的呈现去讨论一些另外的可能，去观察制度下的个人。
在伊伯特看来，《十二怒汉》也是电影镜头艺术方面的教科书。导演西德尼·吕美特“通过渐渐降低机位，阐释了另外一种构图的原则：高机位趋向于产生支配，低机位趋向于形成支配。在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们俯视着角色，这个角度暗示着他们是我们可以理解和掌控的。到片末，我们仰视着他们，我们觉得被他们的激情之力压倒了。吕美特很少使用特写，但是一旦使用，便效果显著：尤其是用在一个人身上时——第九号陪审员（约瑟夫·斯文尼饰，陪审团成员中年纪最长的一位）——他的脸部特写常常占满整个镜头，原因是他的话能够一针见血，指出被其他人所忽略的明显事实”。面对他者审视自我
伊伯特在《伟大的电影》中评论了我们熟悉且引以为傲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我们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对张艺谋通过光影呈现的这个故事深有共鸣。由巩俐饰演的年轻学生颂莲被送入陈家做四太太，她与前三位太太的生活在看似一潭死水的大宅里波澜起伏、勾心斗角、互相伤害。从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封建制度对人尤其是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
电影的伟大打破了艺术的地域壁垒，显然伊伯特也看懂了张艺谋。“宅子上的大多数事务遵从家族传下来的规矩。规矩一成不变，且将一直延续下去，当然，仆人比主人更严格地遵守着这套规矩。片中的主人因此很少露面，家族作为他个人意志的延伸，使得他在缺席的时候似乎也在场的。”伊伯特写道，“影片丰富而美丽，而不是荒凉贫瘠的——故事呈现的是奢华的生活，而不是当时那些不堪的妓院。我相信，这暗示着那些男人错误地原谅了自己对女性的歧视，因为‘他们被服侍得很好。’”
另一位美国著名荧屏人乔纳森·罗森鲍姆在为《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写的序言中也列出了12部他最喜爱的中国电影，包括费穆的《小城之春》、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关锦鹏的《阮玲玉》、贾樟柯的《站台》和《三峡好人》等。他写道，那么多最重要的中国电影关注历史的发现，“它们代表了打捞某段失落过往的各种尝试”。只有打捞上来，它们才有机会被铭记，才能引发后人的反思。
中国电影史上不乏《小城之春》《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伟大之作，人们也期待类似FIRST青年影展这样的平台能走出伟大之作，而《八月》《暴雪将至》《老兽》《四个春天》等作品的出现或许堪称是这种伟大的萌芽，青涩遮掩不住它们生猛的气息。这些电影有时候很难直接通过院线与观众见面，也永远无法激起大众的狂欢，它们却会让我们意识到那些在生活中忽略掉的人和事，让我们去面对他者的同时也审视自我。
我们欢迎电影带来的狂欢氛围，但也不应刻意排斥它的深沉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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