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不是电影是一场运动

澎湃新闻 2020-03-04 07:50 大字

原创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本文源自深焦DeepFocus 柏林前方对DAU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采访，并根据媒体资料、映后交流和Berlinale Talents对谈进行增补。

文丨圆首的秘书_及深焦编辑部

编丨往事如烟

DAU是一场运动。（DAU is a movement.）

——《列夫·朗道》联合导演

伊利亚·珀尔马科夫

未来一年之内，也许是十年之内，《列夫·朗道》都会是影迷中间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这话看上去有点危言耸听，但真正体验过的观众会知道，这样的表述并不算夸张。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DAU Project，中文译名“列夫·朗道计划”。该计划由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发起。赫尔扎诺夫斯基原本的意图，只是想拍摄一部关于前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196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传统传记片，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制作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集电影、表演、建筑、科学、社会、信仰、艺术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庞大综合项目。单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整体故事发生在1938年到1968年之间，其中主要人物有400余个，全系列共拍摄了700小时的35mm胶片。

2009年9月起，DAU项目开始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市（Kharkiv）一个荒废的游泳池周围搭建实景“物理和技术研究院”（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Physics and Technology）。

机构之所以选择在哈尔科夫市周围建造，主要是因为这座城市被认为是“最苏联的城市”，除了当地的苏式建筑之外，那里的居民也保留着某种苏联时期的感知。整个研究院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数以百计的真实的科学家、艺术家、服务员、秘密警察、普通家庭将自身经历植入历史背景，通过严格繁琐的试镜进入到DAU计划和机构当中，并在这里生活、工作，甚至相爱、生育，扮演着普通居民和电影演员的双重角色。在机构当中，从服饰到食物、货币、词汇全部参照故事发生时代苏联的物品和习惯进行复原，机构还印发专门的报纸，以对DAU的内部时间和历史事件进行提示。

本届柏林电影节展映的其中两部作品，即主竞赛单元的《娜塔莎》（DAU: Natasha）和特别展映单元的《退化》（DAU: Degeneratsia）是在700个小时素材中剪辑出的14部作品里的第12和13部，前者用两个半小时时间叙写了餐吧服务员娜塔莎在机构中的生活，故事主要发生在1952-53年之间，后者则用六个小时（无幕间休息）时间描绘了机构中所有人的精神和道德堕落以及整个机构走向毁灭的过程，故事主要发生在1966-68年，而真实世界里列夫·朗道的去世时间也是1968年。

电影节期间，《列夫·朗道》两部作品饱受争议，不仅在媒体和影迷当中引发激烈讨论，而且也让评委为之打得不可开交。由于分歧实在太大，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娜塔莎》最终只收获了最佳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然而我们知道，有关《列夫·朗道》这个项目的一切争议，其实才刚刚开始。

《列夫·朗道：退化》

应该说，外界对《列夫·朗道：娜塔莎》的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方面，为了制造高度真实的历史时空，整个机构实行封闭式管理，出入均需严格手续，尽管随着影片的展映、主创的对谈和整个项目的公开（DAU项目作为艺术装置已在2019年1月于法国巴黎进行展出），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项目的运作方式，但外界对其中的实际情况依旧知之甚少。

另一方面，从影片《娜塔莎》的实际呈现来看，片中出现了一场恐怖的审讯戏，在这个场景中，审讯员阿基泼（Azhippo）对娜塔莎展开了残酷的身心虐待，以至于让人怀疑此举是否已经不是“演员阿基泼”在进行表演，而是现实生活中确曾有过克格勃特工背景的阿基泼和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一道对演员娜塔莎进行凌辱。

这样的电影到底是在戳破艺术的天花板，还是击穿人类价值的底线？事实上，这个问题目前还很难给出简单的结论。根据《娜塔莎》在电影节期间提供的媒体资料看，在DAU运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机构内部是没有电影拍摄的，人们在其中带妆生活，为的是形成持续性的历史感和信念感（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超长时间的排练），比如娜塔莎每天就是负责在餐吧给包括拍摄人员在内的机构人员提供餐食。

不过，影片的虚构性是从头到尾坚决贯彻的，在拍摄开始之前，所有机构内部成员和拍摄参与者都会被提前告知，导演也会与演员提前就拍摄进行讨论，确保他们对拍摄计划有足够认知，对周围环境有足够的安全感。机构本身也并非是一个人们想象中或者媒体报道中那样的集中营式的封闭场所——娜塔莎每天“下班”之后就并不住在机构当中，而是会返回哈尔科夫的家里。

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列夫·朗道》整个系列的全部情节都是虚构的，演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有充分意识和叫停权利的，尽管它看起来过于真实。

DAU项目的核心，或者说它与普通电影制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创造了一个足以以假乱真的封闭虚构空间，人们在这里经历漫长的时间，彼此熟悉、相互了解，用真实的、自我的生命经验相互碰撞、产生化学反应，将其带入到电影拍摄的过程中，最终结果呈现在银幕之上。在这个环境里，真实与虚构高度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矛盾、含混、微妙的综合体，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电影伦理、表演体系等各个方面。用《退化》的联合导演伊利亚·珀尔马科夫（Ilya Permakov）的话来说，“通常电影制作不会持续很长时间……DAU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可能100年才能遇到一次，而且看上去并不太可能发生。”

从很多层面上讲，《列夫·朗道》系列都把真实和虚构的含混性发挥到了极点，这使得DAU项目极端迷人，同时也无疑引人非议。

从空间环境来看，机构中真实虚构界限是近乎消弭的，一方面建筑必须完全可供居住，尽量消除电影存在的痕迹，另一方面也必须满足拍摄要求。在这里，《列夫·朗道》全系列摄影师于尔根·俞格斯（Jürgen Jürges）下了很大功夫，为了不让其中的居民/演员感觉到任何虚假成分，他引入了一套1931年奥地利发明的定日镜（heliostat）系统，这套装置通过在屋顶上安装镜面，将太阳光线以固定方向反射到下面的房间当中。

除此以外，俞格斯还与建筑设计师、同时也是DAU项目的制作设计丹尼斯·施巴诺夫（Denis Shibanov）共同商讨了很长时间，因为后者不愿意配备更多室内灯具干扰或牺牲建筑结构。二人最终达成一致，增加了数以百计的隐藏式小型卤素射灯，最大程度营造了真实可信的氛围。

《列夫·朗道》

与此同时，在摄影方面，导演和摄影力图减少对演员的干扰，使用了两台较为轻便的Aatons摄影机。由于一盘胶片只能拍摄五分半左右，两台摄影机通常同时出现在拍摄现场，一台使用一台待命，轮流对演员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不间断拍摄。俞格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导演并没提供剧本和现成的对话，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娜塔莎》在拍摄过程中通常没有任何重拍机会，而他自己完全不懂俄语，只能完全依靠捕捉现场的能量来进行抓拍。也恰恰因为如此，影片呈现出很强的纪录质感和高度的真实感，摄影机不仅非常完整地捕捉了演员的身体造型，也能够极其精准地记录下表演者外化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高度的真实感固然来自于拍摄手法，但演员本身的作用也绝不容忽视。由于在DAU中的人物设定通常以演员自身经历为基础，因此演员和角色之间的偏差极小，扮演感极弱，真实的人物性格连同他们的职业、生活习惯极易在拍摄期间喷薄而出。娜塔莎本人就表示，其在机构中生活时“95%时间是她自己，拍摄之后不需要回到真实的自己。有些时候很可怕，有些时候很受伤，有些时候很有趣，有些时候很愤怒。”

而拍摄过程中，“只有5%左右的表演来自导演伊利亚的指导，剩下的95%完全依靠自身即兴发挥。”在娜塔莎给她的同事奥莉亚（Olya）灌酒的一场戏里，事前没有人知道演员本人会喝到烂醉如泥，正是这种不可预知的疯狂激发了娜塔莎的厌恶和仇恨，也将她的表演带到了另一个境界当中。

《列夫·朗道》

DAU表演系统的强大力量，在全片最让人感到震撼和感动的段落，也就是娜塔莎在把奥莉亚灌醉之后发挥到极致：她一个人坐在地上，痛苦地质疑自己每天都在干什么？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电影真正走进了一名女性的内心世界，它也许让人想起香特尔·阿克曼执导的《让娜·迪尔曼》，但它更让人想起俄罗斯文学中追问生活的契诃夫，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中各种各样痛苦不堪的女性。这种对生活本质的追寻，是一个“人”的瞬间，也是整部影片最深刻之处。

当然，更重要的是，观看《娜塔莎》和《退化》（尤其是第一部分）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总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叙事似乎一直停滞不前，但却又让人看得如痴如醉——《列夫·朗道》中每个角色的一举一动已经足够精彩、生动、真实，这些人物与环境的互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几乎彻底剥离情节的、完全基于具体动作和情境的纯态影像，仅从这点上说，《娜塔莎》就足以跻身年度最佳影片之列。

不仅如此，娜塔莎的这个问题或许还指向DAU的元层面：如果说娜塔莎在机构中始终扮演着自己，那么影片中的她到底是在以何种身份发出疑问？到底是质疑自己现实中的生活，还是质疑自己在机构中的生活？是透过这个角色发出疑问，还是质疑这个角色本身？同样，摄影机和观众也都面临着类似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在观看什么？是一个关于演员的纪录片，还是一个关于真人的剧情片？一系列问题背后，是一连串值得深入思考的电影观念，至此我们确乎可以说，DAU是一场关于真实的运动，也是一场关于人的运动。它再一次向我们指出，真正的艺术绝不会简单粗暴地体现某种特定的价值，而是试图将一种混沌和盘托出，甚至直接体现为一种争议形态。

《列夫·朗道：退化》

虽然于娜塔莎而言，DAU意味着95%的自己，但她对身上所肩负的演员使命仍然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在媒体资料中她就表示，“从没有真正忘记过摄影机的存在，因为旁边总有一个大摄影机，机器后面还有一群人，胶片拍完之后还会换机器，所以不可能视若无物。”《娜塔莎》的联合导演叶卡特琳娜·奥特尔（Jekaterina Oertel）也认为，“一个人无论身心哪个层面在摄影机前赤裸，他们都必须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才行。像娜塔莎和阿基泼的审讯室这样的场景里，信任和诚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审讯戏本身并没有向我们呈现一个单纯的受害者故事，相反，作为女性的娜塔莎一直对审讯人的身体和精神控制进行着抗争，直到最后她意识到，阿基泼背后还有一架更加庞大的机器，于是改变了策略，开始笑脸相迎。

相比起《娜塔莎》对生活意义和人性善恶的拷问，《退化》更加关注制度和信仰层面的问题。在6个小时的时间里，人们逐渐腐化堕落，先是酗酒乱性，直到后半部分，几个“超人”试验品开始大肆传播社会达尔文观念，并且最终演进成为种族恐怖主义，对整个机构进行了一场疯狂的大清洗。在一个极其骇人听闻的场景中，“超人”在科学家集体宿舍中和镜头前斩杀了一头猪，随后举着斧头唱起了“我们爱科学”的赞歌。诚然，除了杀猪以外，所有骇人听闻的事件无不来自赫尔扎诺夫斯基的虚构（很大程度上也是不愿意相信目之所见的真实），但观众还是被眼前发生的一切震惊到失语。

然而这些事件又并不虚假。无论是人类历史上，还是现在进行时，观念性的歧视及物理上的暴虐始终没有任何消减的趋势。DAU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创作者撕下人类社会和平安好的伪装；它照亮了人性最深处的角落，那里既有哲思的果实，也有丛生的欲望，二者交合之时，悲剧便宣告诞生。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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