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一次就够了
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讲述了艾滋病患者的故事 □新时报记者 江丹
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少读者对病毒的存在又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即使在医学昌明的今天，有些病毒依然是无法消除的；再比如，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扩散有时会充满戏剧性，在被引起重视之前便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美国作家兰迪·希尔茨的纪实作品《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讲述的便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艾滋病病毒的发现过程，这一过程漫长而且曲折，并让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未知病毒潜伏传播
1983年5月2日的黄昏，美国旧金山卡斯特罗街，一场烛光游行开始了。这是一群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家属，他们举着写有“为我们的生命而战”的横幅，或是内容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像是墓碑的标语牌，或是离世之人的照片。
同一天，疾控中心发布数据，“美国确诊的艾滋病患者新增36%，达到1366例。其中大约38%的人，或者说520人，已经死亡”。
可这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1980年6月29日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烛光游行的同一地点，正在进行另外一场游行，气氛全然不同。彼时美国的同性恋者刚刚在政治上争取到一场意义重大的胜利，他们终于开始获得认同，来自自我的，还有他人的。
“在这一天，所有的同性恋聚集在这美丽的城市，尽管他们形形色色，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想法：我们无需再隐藏自己。”他们将之称为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人潮五彩斑斓，挤满了旧金山市中心，看不到尽头”。
站在阳光下兴奋奔走的这个群体，尚未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除了敏感的社会偏见，还有一种让他们付出生命代价的病毒。
其实，就在这场热闹的游行队伍中，便已经有人隐约感到身体不舒服，但这没有影响他们对之后那场更加热闹的派对的期待。病毒已经寄宿人体，并开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病毒终于把一些人逼到了医院。他们中的一些人首先来到的是皮肤科，因为身上长了一些奇怪的紫色斑点或者凸起，而与之相伴甚至更早出现的腹泻、恶心、疲惫等，这些没有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毕竟肠胃不适是常有的事。
这些症状一开始被诊断为卡波西肉瘤，或者弓形虫病，尽管有医生也发现了一些异常，但他们还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比如肺囊虫在患者的肺里以惊人的数量繁殖，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白细胞数量骤减。
1980年12月23日，那场狂欢大游行半年之后，37岁的瑞克·威利考夫在纽约的一所公寓里死去。“他是第4个死于后来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美国人。”兰迪·希尔茨在《艾滋病的故事：世纪的哭泣》中写道。
零号病人
接二连三的“神秘”死亡，引发了医学界的警惕。他们意识到，一种新的疾病正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中间传播，他们遇到的患者不仅症状相似，而且都是男性。
流行病学家玛丽·桂南走访患者，在纽约大学非卧床病人的公寓中遇到了年轻英俊的盖坦·杜加斯。他是一名生活在美国的法裔加拿大空乘，后来被研究者称为“零号病人”。
盖坦·杜加斯本人也是一名患者，可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其他同类型患者的叙述中时，对这种新疾病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次柳暗花明的激动时刻。借由盖坦·杜加斯，他们理顺了洛杉矶第一批19名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了疾病传播的路径和方式。
这已经是1982年的春天，病毒依然在传播，不只是在美国，欧洲的5个国家也出现了相同的病例。
盖坦·杜加斯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他甚至倔强且愤怒地认为他得了这种病，他们也可以得，他一次次与别人发生关系。这一度造成了一些恐慌，可是除了投诉，人们对盖坦·杜加斯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同性恋群体的意识里对一些可怕的东西有了模糊的认识。”《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中写道。一些人开始自救，比如成立组织，募捐筹款，为疾病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传播群体的特殊性使得这种疾病一开始很难受到媒体的关注，也很难获得大额的政府拨款。
“政客对此无所作为，商人却抓住了机会。”一种名为“男子健康与免疫力提高剂”的天价维生素合剂在各地热销，“其趁机敛财的意图显而易见”。
病毒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让研究者倍感压力，截至1982年8月，“艾滋病已席卷美国26个州及12个国家”。警钟已经敲响，可却未能收到真正有效的反馈，兰迪·希尔茨在书里写道，“但事实上，随着夏天转为秋天，1982年没有任何希望出现。有的只是那些官僚，他们认为自己既能节省国家开支，又能阻止这种邪恶的新疫病；还有那些报纸编辑，他们不肯为同性恋瘟疫奔走，也不在乎报道是否真实。”
对新疾病的研究并未因为这些困难而停止。研究者们陆续发现，患病群体不仅是男同性恋，还包括一些女性和幼儿，而这扩展了他们对疾病传播路径的认识。
阻止病毒蔓延
直到1985年，电影明星洛克·哈德森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并因此去世，这种疾病在美国甚至西方世界真正变得家喻户晓。
“很多人听说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但这听上去似乎又事不关己，……可是突然之间，就在1985年的夏天，当一个电影明星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报纸上无休止地讨论此事时，艾滋病疫情忽然变得触手可及，而这种威胁无处不在。突然之间出现了要上学的艾滋儿童，要工作的艾滋劳工，出现了需要经费支持的研究人员，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威胁。”兰迪·希尔茨写道。
一位电影明星的诊断真正引发了某种改变，可就在洛克·哈德森确诊的过去一周，美国的艾滋病患者已经超过了1.2万人，死亡人数累计6079人。艾滋病已经在这个国家流行了5年，正处于潜伏期的人数或许是一个更可怕的数字。
也有一些人为阻止艾滋病的蔓延做出努力，从他们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的时候。“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声誉乃至工作的危险，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医生和护士对感染者的看护远远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一部分公共卫生官员拼尽全力争取疫情得到妥善处理。少数同性恋团体的领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同性恋团体对这种疾病作出明智的应对，并游说议员为研究提供了第一笔关键的资金。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与排斥、恐惧、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预后抗争，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情，关心病情。”
兰迪·希尔茨是美国全职报道艾滋病的首位记者，遗憾的是，他于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是兰迪·希尔茨对艾滋病从发现到流行的一次复盘，内容来自他积累多年的采访信息，于1987年首次出版，被认为具有编年史的意义。书里有大量的细节，从各个角度呈现1980年代艾滋病病毒的发现过程，其中很多曲折让人感到似曾相识，比如人们对病毒最初的无知以及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扩散，与1918年席卷全球的那场大流感以及后来的一些疾病流行不无相似。
此外，它或许还会引发一点反思，一种疾病的流行并不只是关乎疾病本身，有太多疾病之外的考量阻碍了人们及时采取必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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