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与梁山伯》：那时的电影 诚意地拍小人物
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20年前的香港电影和现在的不一样。
1997前后，香港影市面临了逐年萎缩，和1990年代初票房爆炸，风潮席卷东南亚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所有香港电影人都在哀叹，香港电影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可谁又能想到，那时香港电影尚处于最后一波辉煌。到今日香港影人主流北上内地淘金，含有地道本土风味的香港电影，每年一只手数得过来，只有比当年更为惨淡了。
那个时候，青年导演叶伟信，刚刚凭借处女作《爆裂刑警》崭露头角，离《杀破狼》《叶问》的诞生还隔着远；
吴镇宇仍属于型男酷哥的性格演员，还没有成为“费曼的爸爸”；
吴君如仍然是最好最无人可替的港产女演员，没有随着老公陈可辛而淡出幕后；
还有任达华，仍然是银幕黑帮大佬最好的代言人，生活中也绝不可能被人随便捅一刀。
这些都是香港影坛顶尖的精英。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仍然拿着正常的演出片酬，以最为认真的专业精神拍摄了不少小成本电影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谈不上优秀，另一些却足见诚意。不像今天，拿普通片酬的演员缺少老练的演技，形象和演技稍有些特色的青年演员，片酬又被炒上了天，迅速于名望中迷失了自己。影视行业表面的繁荣，却造成了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小成本电影不是越来越容易聘请到优秀的制作班底，反倒是越来越难了。
现在再看，谁能说2000年初是香港电影最艰难的时候呢？大浪淘沙，其实那是电影人们仍具有创作诚意的几年。
《朱丽叶与梁山伯》，就是一部看起来制作粗糙，成本也很小，却研承了关注小人物命运的港片文化传统，悲伤而令人动容的电影。
今天，这样的电影，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几乎都销声匿迹了。
吴君如，绝非以美丽著称的女演员。某些角度，却如小人物般美得不可思议。
《朱丽叶与梁山伯》的故事，看起来有些刻意煽情：
一个患病切除了半边乳房，“不再完整的女人”，姿色平平的酒楼前台大姐，遇到一个近40岁还在混社会，看上去就是一副傻样的马仔。两个本应擦身而过的社会最底层人物，却因为意外为黑帮大佬照顾私生婴儿，而被绑在一起，组成了不协调的“临时家庭”。正是从这场看似奇遇的人生交错中，他们从各自无望的生活里找到了平凡的感动和幸福，而对人生燃起了新的向往。
尚没有肌肤之亲，却因为婴儿，交付了家的钥匙。这就是萍水相逢的“家人”。
从人物设置来看，两位主角的悲惨命运，似乎有刻意卖惨的嫌疑；而从孤家寡人硬变为奶爸奶妈的剧情，也像是不少喜剧电影中常见的桥段。对于主演吴君如和吴镇宇来说，无论是演成苦情，或是喜剧，两人在之前不少港产影片中都有类似尝试。
然而在导演叶伟信的视角里，这个稍显烂俗的故事反而没被演绎得太过通俗，大部分时候显得写实而平淡，部分段落又充满了舞蹈般的诗意。
那个时候，叶伟信还不像今日《叶问》那样，能把影片风格统一为商业化的圆融成熟，掩藏起个人特征。他的作品不是那么工整，很多剧情过于分散，却每场戏都能保留住最大的真诚。
《朱丽叶与梁山伯》的趣味，在于剧中人与人之间最为温情的互动细节。看似简单，却是难得的对小人物的细致描写，也是今日直奔娱乐主题而去的电影中很少能见到的感人光辉。
比如朱丽叶的爷爷，是个脑子已经不太灵光，却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喝可乐的老人家。他把“没可乐，没希望”的口头禅挂在嘴边，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温暖。即使年龄大到行将离世，对生活也始终充满了热爱。
这恰恰与两个无望的主角，对生活无所谓的鲜明态度形成了对比，也对他们有了启迪和感染。而最后主角的死，也是和可乐瓶刻意相关，留下了一笔令人唏嘘的命运的无奈。
No coke，no hope。透明的可乐瓶，《阿飞正传》里也有出现，是种好看、文艺又常见的道具。
又比如任达华扮演社团大哥，在银幕上已经是稔熟于胸，没有一百回也有几十回了。本片中他扮演的大哥却没有派头，更像是处事稳健的小商人。和两个主角之间的故事，也更像是普通人与人之间奇妙的人情际会。
一个永远戴着耳机接听手机的大佬。是的，这个大佬不耍酷，只是很忙。
吴镇宇扮演的小混混最初因为在酒楼冒名混座，得罪了这位大佬，眼看就要被一群小弟堵住，逃不了被一顿毒打。然而他又傻傻的，遇到事情不躲硬抗，甚至还和黑帮老大孩子玩猜拳，展现出人物傻气的幽默感和骨气，反而引黑帮大佬一笑，也就不和他计较了。
而之后吴镇宇欠债被堵，或是医院再次撞见大佬受伤输血，也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偶遇。虽然按江湖规矩，躲债要打，欠债要还，然而同属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之间却没有丝毫恶意，反而心中产生了“挺有缘分”的亲切感，也正是在这种“江湖救急”的氛围中，才会变成了欠债的帮助债主照顾婴儿，甚至被卷入了债主男女家事之中。这些江湖恩怨，在导演的处理下，都成了颇有人情味的家长里短，足见香港社会中各色底层市民的生活困顿与交集。
文艺而有趣的一幕。一边是黑帮大佬和孩子吃饭，一边是主角用血拼出“医院”的单词。他颇有童心地向孩子求救。江湖规矩之中，也有某种人与人的幽默和温情。
和之前《爆裂刑警》类似，看似影片表现的是警匪、黑帮的暴力争斗，其实内核描写的都是颇有侠气的主人公，为照顾孤老寡女，拼上身家性命铤而走险，最后变成横尸街头的结局——听起来是挺惨的，过程中却处处体现着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达观与努力。
很奇怪，叶伟信的影片主题都有一种于绝境中励志的氛围。如果主人公们参加的是更为正统的体育竞技，那么这些影片几乎都可以被归为标准的体育励志片了。然而角色们是在为自己最为无望的生活打拼，努力挣得一份尊严，不惜押上生命，就显得更为写实而非励志。发展到《叶问》系列，主人公代表了坚持民族气节、不辱外敌的中华武术精神，虽显得说教和民粹，其精神内核却是和早期的小人物影片一样息息相通的。
和小朋友划拳的眼神，都那么犀利。这就是演员的魅力。
而本片一些特别设置的细节，则流露出导演特别文艺的野心。
比如片名《朱丽叶与梁山伯》，一西一中，甚至影片中我们都不知道男主角的名字叫“梁山伯”，乍看之下无厘头得莫名其妙，细细品来却让人体会到其中悲剧性的爱情元素，更体现着小人物“错位”而带来荒诞喜感的生活境遇。
又比如开头和结尾女主角男主角的两段黑夜奔跑，像是黑夜中的独自舞蹈，首尾呼应都展现了对自由的向往。而最后不知为何被男主角带走，又挂回门上的笑脸钥匙链，也像是主角游魂寄往一般，虽死却对家恋恋不舍。这些抒情段落，几乎没什么故事性，却像是摄影机在刻意起舞，描绘了生活在泥淖中的小人物，也会有片刻的美好和希望。
主角因为想要抓住钥匙链而死。如一片暴力的红色之中，也有某种微小的希望。
这不是一部特别出色和完整的影片。其实在当年也并非大红大紫，算是气质特别，而难以评价的文艺小品。然而时隔二十年再看，却会让人觉得非常奢侈，原来当年还有这样文艺得不知所谓的影片存在。
在电影市场中有这样的尝试，只能用“奢侈”两字来形容了。
其实表现的主题，仍然是香港底层市民的艰难生活。可贵的是这种现实主义题材，不去刻意卖惨，也不用所谓“现实批判”的眼光高高在上地看，只是平视地还原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加以文艺抒情的美好向往。总结来说，就是对观众和生活都颇有诚意的创作视角，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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