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山车”般起伏 张献忠的哪面是真？
“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现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金牌饰。 
金纽扣。 
永昌大元帅金印。 
银手镯。 
被木鞘包裹的银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金锭。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郝飞 摄
张献忠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百余年来，张献忠研究历经起伏涨落，有关他的评价也呈现出“两极化”。
“张献忠的是非功过、历史褒贬经历了几多变化，呈现了‘过山车’似的起伏涨落。”回顾历史上对张献忠的研究，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苏东来总结了几个关键时期。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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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研究：“过山车”般起伏
清初以后，历代政府、文人和广大民众，都给张献忠贴上“流寇”“屠夫”“贼”的标签。翻开当时的正史和方志，大多是关于张献忠屠蜀、嗜杀的文献记载和传说，甚至将其杀人数量夸张为“六万万人”。
民国时期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以张献忠为代表的历代农民起义，只有“混乱破坏”，缺少社会建设。
不过，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在《张献忠屠蜀辨》中称，张献忠“粗识文字，知人善任，颇有志略，轻率易怒，好用谲计，个性强毅”。他认为，“蜀人绝灭之原因，死于饥馑十分七八，杀于献忠者十分一二。”苏东来说：“任乃强是较早对张献忠持肯定立场的学者，他后来出版的历史章回体小说《张献忠》影响深远。”
1949年以后，史学界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空前高涨，张献忠的相关研究也随之迎来热潮。四川学界出现为张献忠正名的声音，他开始被视为反明抗清的农民军领袖。1957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发表《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认为张献忠在成都所杀皆是“地主阶级的贵族和官僚”；而且造成四川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清军、明军、吴三桂军的相互攻杀，只是“清初的官僚，都知道掩盖自身罪恶的办法，把破坏四川的责任，诬加到张献忠身上”。
1979年，史学家胡昭曦在其《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有关张献忠起义的新见资料——简介〈五马先生纪年〉》中，将张献忠研究与湖广填四川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研究思路。
上世纪80年代，进入张献忠研究的高峰期。1980年，四川省社科院主办了“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张献忠在四川“杀人”问题的真相、张献忠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张献忠失败的原因等三个问题。“这是张献忠研究最为活跃且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苏东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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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形象：是英雄还是恶魔？
2017年，随着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学界和民间迎来了“张献忠热”。当时，著名文化学者袁庭栋在其著作《张献忠传论》应邀再版时表示，如果真的对张献忠问题有兴趣，不要根据某一本书的某句话下结论，古籍上有关张献忠事迹的分歧实在太大，必须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张献忠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可能不是英雄，但也不能以‘恶魔’二字盖棺定论。”
在过去的研究中，张献忠一直以“英雄”和“恶魔”两种截然相反的面貌出现。苏东来说，在明清政权、农民起义队伍、地方官绅和普通老百姓等不同利益群体眼光中，张献忠的形象是不同的。同时，明末清初社会势力盘根交错，农民起义在前期和后期表现不同，也让张献忠形象呈现动态的变化。
在官方史料和文人著述之中，张献忠多是嗜杀的形象。苏东来认为，明清两朝为反击张献忠，建立了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清朝建立政权后，在官修正史《明史》中形容，张献忠“黄面身长、虎颌，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则悒悒不乐”。同时，在清朝廷主导的地方志中，也将张献忠描述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由于清政府和文人的利益关联，在文人所写的野史笔记里，张献忠同样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比如，在四川丹棱人彭遵泗所著的《蜀碧》里，大量记载了张献忠残忍、变态的杀人方式。
不可否认的是，张献忠肯定是杀了人的，但真的杀了如此多人吗？在《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民间文学卷》中，苏东来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材料，记录了老百姓眼里的张献忠。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四川省蓬溪县张烺所写的《烬余录》。《烬余录》在总结四川人口的损失原因时，估算三分之一是张献忠及其起义军，三分之一是瘟疫、虎患、饥饿等，另三分之一是反朝廷的地方武装。“这个观点比较客观，基本得到四川学界的认同，没有完全将四川地区人口损失归结于张献忠。”苏东来说。
民间文学更多来源于老百姓口耳相传的讲述，比如流传甚广的“端午挂艾叶”，这个故事说张献忠入川时，在路上碰到一位老太婆，因为儿女都被杀害，只能独自带着孙子。虽然一路艰难，她还在路上捡了一个孤儿。张献忠被好心的妇人感动，让她回家后在家门挂上菖蒲和艾叶，并传令部下，凡挂有这两种草的人家一律不杀。
以后每到端阳，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挂上了菖蒲和艾叶。从宜宾、乐山、自贡、成都、奉节等地收集的民间文学中，这个故事流传着不同的版本，都是在讲述张献忠不杀善人的故事。
关于张献忠的民间歌谣更是不胜枚举。张献忠屯兵凤凰山以及他死后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些民歌和民谣。其中有一首民歌唱到：“小麦青青大麦黄，男女焚香迎西王。盼西王，迎西王，西王来了不交粮。”还有一首《庄稼汉子想大王》，流传于广元剑阁一带，“八大王，本领强，打富绅，分钱粮。分田分地谁不爱，庄稼汉子想大王。……扬起鞭，跃骏马，为民除害人敬仰。”
“从这些侧面来看，张献忠来到四川，还是受到一定拥戴的，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残暴，相反很多故事呈现了他正义、劫富济贫、保护百姓的英雄形象。”苏东来认为，在正史、方志和野史笔记之外，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个多元多面立体的张献忠。“民间传说和故事不等于历史，但有历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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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王剿四川：四川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对张献忠形象的不同认知背后，主要争议在于张献忠屠川的真伪。苏东来说，张献忠被视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推翻了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明王朝，这是农民起义研究的重要结论。故此，对于正史中张献忠屠川的记载，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
对于《明史》中记载张献忠杀了六万万人，胡昭曦在《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中认为，屠杀四川人民的真正刽子手，应当是明末清初四川经济问题，满汉地主的反扑与斗争，清军对起义军余部的集中镇压，以及吴三桂叛乱对人民的残害。
“既然明末清初乱川者非张献忠一人，为何有清一代延至民国，上自统治阶层、文人雅士，下至普通民众、村野匹夫众口一词，共同将蜀地残破的原因归结到张献忠头上？”苏东来认为，张献忠可能是四川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四川通史》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人口统计，四川省人口仅剩9万余户。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
《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按理说，张献忠只在四川支撑了两年多，外省移民与张献忠并无瓜葛，不应该对张献忠有所仇恨，但为何官、绅、民将矛头一致指向张献忠？
“这与政府和文人对张献忠形象的建构有关。”苏东来认为，移民入川需要合法性。为了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需要说辞。四川经过张献忠的屠杀后，一片荒芜，需要外省移民入川垦荒，这个说法成为移民合法性的最好解释。
在后来大量移民的族谱开篇里，都能看到张献忠屠川惨烈场景的记载。这些人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族谱很可能是根据地方志和先辈描述。而地方志都由当地政府编撰，于是清朝的官方统治者、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三者合力推动了张献忠屠蜀的历史形象建构。
在苏东来整理的一篇《献忠乱蜀与湖广填川》中提到，如今访问一些四川地区老人，十有八九的祖辈都是外省移民。如果问他们为何会来填四川，往往都会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可见这种说法在四川影响颇深。
“这种建构背后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但更多是当时历史环境的需要。”苏东来认为，研究张献忠应该回到历史的现场，而民间文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梓潼民间一直流传着张献忠“立太庙”的故事。张献忠率军北上梓潼，老百姓发现“八大王”完全是个庄稼人，对人和气，不像官家说的“杀人不眨眼的凶神”。张献忠在梓潼不过3天，不仅杀赃官惩恶霸，还开仓济贫。老百姓眉开眼笑，称赞是他们张亚子的后代。张献忠听说后，到敬奉张亚子的灵应祠祭拜，老百姓从此把灵应祠认作大西王的太庙。
张献忠死后，梓潼人为避清朝祖庙之名，将“太庙”改为“大庙”，还在庙里为他立像，直到百年后被地方官破坏。“如果张献忠屠川，为何当地人还给他建庙塑像？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反例。当政者希望将张献忠列为屠杀者，但老百姓在维护张献忠惩恶扬善的形象。而对于张献忠研究来说，彻底走向任何一个方向都是片面的。”
苏东来说，如今，以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以往对张献忠的研究过度强调国家视角，更多是“从上而下”的分析，忽视了张献忠研究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因此，从区域史出发，对张献忠研究纳入区域社会史研究视野，进行“从下而上”的研究，才能将张献忠研究引向具体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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