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山文昌行祠与安鳌的往事
封建时代各地府州县均建有文昌宫，一般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供人膜拜。文昌宫里供奉的文昌帝君又名文星神，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历代尊奉不衰。
屏山有一处奉祀文昌帝君的地方不叫文昌宫，而是叫文昌行祠。所谓行祠，只是临时的，待以后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再改建为正式建筑。令人意外的是，文昌行祠不是建在闹市区，而是选择修在人迹罕至的临江悬崖峭壁上，这其中有何玄机呢？其建造者又是谁，要费尽心思选在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建造文昌行祠呢？这些谜团，要从马湖末代土知府安鳌说起。
文昌行祠石窟搬迁马湖
文昌行祠默默在福延庙坝存在了几百年，知道它的人，依然是少数。2012年，向家坝电站开始蓄水，不能让这处文物淹没在水底，必须进行异地搬迁。但这是岩壁上的石雕，不比房屋搬迁那么容易，要想不破坏文物本身，安全地移走是一大难题。据文物部门介绍，迁移位于金沙江崖壁的文昌行祠石窟时，施工人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石窟距离道路有七八十米高，搭建脚手架倒是可以作业，但石窟切割后的重量达数吨，没有那么长的机械臂，更没有可以吊运下来的支撑平台，一时间，施工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后来，施工人员想到，库区蓄水，水位就跟着上升，在水位线将淹没文物时，租用趸船进行作业，大大降低了施工难度，石窟里的雕像才安全切割下来，保证了这一重要文物的安全。
文物切割下来后，按原样安置在马湖古城妥善保管。据悉，明年马湖古城有望全面竣工，将为各地游客开放。
文昌行祠的民间逸闻
文昌本是星宿名，古时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其成为中国民间和道教所信奉的文昌帝君，其真身是四川梓潼人张亚子。
文昌帝君身边有两位随童，人称“天聋地哑”。我们看到左右两方的石雕，就是天聋和地哑，可惜头部已经损毁，只剩下半身，但依然可以想见当年雕工技巧，只有文昌帝君还基本保存完好。在右侧，有“文昌行祠”四个楷书阴刻大字，落款为“南昌邹家模”。
不要小看了“天聋地哑”，这二位神仙都是文昌帝君面前的侍奉神。手持书卷的是天聋，另一位手捧印章或戒尺的就是地哑。不管是古代科举，还是今日的各种考试，都要求严格保密，不能泄露考题。古代对科场舞弊一向都是从严从重处罚的，明清时期因泄露考题而被杀的官员不在少数。若是有人来求保佑，天聋听不见任何应考之人的问话，地哑说不出心里的答案，这样两人默契配合，使得文昌帝君主宰的考试和功名利禄具有不可泄露的机密性，才能达到“知者不能言，言者不能知”的效果，这一说法在《历代神仙通鉴》中也有记载。时至今日，对文昌帝君的崇拜依然在民间有很大的根基。
本地人都说，这骑马的人是“安老爷”，因此在福延庙坝便有“安老爷坐庙坝”一说。那这位安老爷是谁呢？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老爷就是末代马湖土知府安鳌（？—1495年），洞窟中骑马者，就是根据安鳌的长相雕凿的，雕凿时间为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于当年底竣工。据《马湖府志》记载，安鳌在任时，热心教育，多次斥资在屏山建立学校，让很多人有了读书机会。在明代，学校和科举是连在一起的，而考科举的人又热衷于崇拜文昌帝君，因此，把文昌行祠和安鳌联系在一起也有它的渊源，结合历史记载来看，民间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民间又流传说，文昌行祠因处在极高的山崖上，一般人不容易发现。想考功名的人，必须攀巉岩拔荆棘，不畏艰险，才能到达。邹家模题了字后，青神县的进士余子俊亲自为文昌行祠撰写记事文。当时余子俊已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有了邹家模和余子俊两位名人的加持，使得隐蔽在山崖上的文昌行祠更加灵验，其声名不胫而走。后来的王常、王必登父子都专门虔诚去拜过，父子先后中了进士，成为一时佳话。后来赵时吉任知府的时候，托余承勋来撰写《马湖府志》，余承勋欣然允诺。他为何要接手编志书的重任呢？这位人称“余翰林”的青神大文人就是余子俊的孙子，他来马湖，不忘去文昌行祠驻足，看看他祖父当年留下的遗迹。不过等他写完这部书的时候，赵时吉已经离任两年了，在任的知府李行简继续支持编志书，直到刊刻出来，目前藏在天一阁。
民间传说，大凡与文昌行祠有交集的人，都在科举上一帆风顺。到了清代，崇拜文昌行祠的热度依然不减。古人说，“心诚则灵”，因为太隐蔽，一般人无从知晓，知道的人仕途顺畅了往往又秘而不宣，这就是民间信仰的奇特之处。
安鳌家族的结局
安鳌这个人具有多面性，除了发展教育外，又因做了一些事情被朝廷抓住了把柄。先是明中期皇族越来越庞大，他们不仅不纳税，还广占良田，加上内忧外患，朝廷对赋税的催缴徭役的征调愈发沉重，通过层层加码，最终还是要摊到地方上。据说安鳌将收上来的铜钱集中在府城对面的天宝山天宝寺（在今绥江境内）铸成了一尊铜像，并命工匠参照自己的样貌铸造。新安平夷长官司《王氏族谱》记载，“鳌又令人杀平夷官司长官王大庆，大庆闻讯而避之，乃杀其弟”，安鳌曾追杀平夷长官司长官王大庆，王大庆吓得逃出，安鳌仍穷追不舍，最后把王大庆的一个兄弟杀了才罢手，王大庆逃出多年不敢回来。最终安鳌被弹劾诛杀，朝廷借此迅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安鳌的儿子安宇并未受祸及。
安鳌的一生，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尽管史书列举了他的各种恶行，但考察余子俊刻写在文昌行祠洞内的文字，实际上与官方定论完全不同。“今太守安鳌，字载坤，雅好文学，治民事神，克尽爱敬。尝以神生有孝友愷悌之行，及有祈祷保嗣之功。乃于郡之五峰山悬岩之下，命石工镌刻风洞镜像祀之，高数丈，及绘事如式。始于成化二十年春二月，落成于是年冬十月。远而望之，俨乎如生……安公取其神之笃伦理，崇孝友，有裨于风教而肖之”，这篇《风洞记》里展现的安鳌，是个笃信宗教，尊崇孝义的士大夫。安家自西汉算起，到安鳌已经传了52世，且世代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根基庞大，朝廷为了扩张直接统治范围，才找机会除掉安鳌，好进行改土归流。因此可以说，安鳌的覆灭，除了自身问题外，更大的问题是处在改土归流的大形势下，势必成为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自此，安家土知府被废，改由流官程春震充任，结束了自安济起五代七任120年的世袭统治，马湖开启了与汉地文化接轨的序幕。跟随安鳌的王大经，也一并获罪，最终全家被流放充军，不得赦免。
因此安鳌修建专门奉祀文昌帝君的处所为何取名为“文昌行祠”隐约有了答案。安鳌命人按自己的相貌雕凿文昌帝君，在封建时代是一个很冒险的举措，此事一旦被不满他的人散布出去，必定招来祸患。因此，安鳌选择在险峻而高僻之处建造，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在明代，倒是有对道教很支持的永乐皇帝朱棣，在铸造玄帝铜像的时候命人参照自己的样貌。但朱棣身为帝王，这样做是可以的。安鳌只是土府的土知府，这样做未免心存忌惮。
正德十二年（1517年），四川筠连数万夷人攻城，巡抚都宪马昊、总兵吴坤调集官兵万余人征讨。“翌年七月，吴坤令安鳌之子安宇从征。安宇效义领兵五百余人，从征诸夷，招抚白水江四十余寨，投诚就抚。巡抚都宪马吴，总兵吴坤向奏请，授安宇土巡检，后为黄琅巡检司。”此后，安宇的儿子安兴也承袭了黄琅巡检司一职。后来参与撒假和杨九乍的起义，又被朝廷剿灭。
现在屏山本地尚有少量安氏后裔，据蒋益良先生所著《马湖府志校注》一书介绍，新市境内的文氏土司，在明代以前为安氏分支，后改姓文。新安平长官司王家也与安家保持了几代人的姻亲关系，这也是当时的政治需要。自安鳌被杀以后，安家族人一部分迁徙到云南绥江，大部分迁徙到大凉山，与其他家支慢慢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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