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教造像传播：不仅在西域丝路 也在中印度至长江流域
不久前，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美术学院、佛教美术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2018·中国上海·佛教美术源流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荣春就“早期佛教造像的东渐与北上”的猜想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中国佛像的产生、兴起，不仅存在于由西域而东的北方丝绸之路上，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既不在佛教石窟密集的北方丝绸之路，也不在海岸线上的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传播线。“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其大会主题报告《东渐与北上——早期佛教图像传播的猜想》，发表时有删节。
有关佛教造像源流的研究，由于受欧洲学者关于犍陀罗造像研究的影响，又由于大量石窟遗迹分布在中国的北部地区，中外学界大都把研究视点投在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以及由西域而东的北方丝路上，亦往往认为中国佛像的产生、兴起与此有关。
然而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南方（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长江沿线城市）先后发现了大量三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遂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3世纪前后佛教造像集中分布图
即此表明，中国佛教造像先兴于南方，后盛于北方。且在公元三世纪前后，有一条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传播线。
佛教3世纪自中印度东传至日本传播线路图
本文拟在以往资料与近年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就“早期佛教造像的东渐与北上” 作一猜想。
一、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遗存
（一）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川早期佛教造像不断发现，这其中数量较多的莫过于摇钱树佛像，其次为崖墓与陶塑佛像。
1.摇钱树佛像
摇钱树佛像集中在四川的绵阳、安县、三台、梓潼、重庆的忠县、丰都、开县，陕西的汉中，贵州的清镇等地（四省十一县）。
这些摇钱树佛像从类型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1）摇钱树佛像第一类：倚坐式
倚坐式在摇钱树佛像中所占比例不多。于四川丰都县发现的延光四年墓出土的钱树佛像即属这一时期，即公元125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佛像。
丰都县延光四年墓出土 倚坐式摇钱树佛像
（2）摇钱树佛像第二类：“U”字通肩衣纹式
（3）摇钱树佛像第三类：交叉手印式造像
这一类造像目前仅见两例，一件是梓潼出土佛像，一株六尊。右手握左手贴于胸前，作转法轮相。近期浙江省博物馆展出一件与此相类似钱树佛像。
浙江博物馆展品，交叉手印式造像
双手交叠的转法轮印源于犍陀罗地区，这种手印在中国少之又少，但由此可知，在我国早期佛教造像中，已接受到来自犍陀罗造像的影响。
2.崖墓佛像
此处略。
3.陶塑佛像
彭山陶塑佛像意义不亚于延光像，佛像端坐在陶柱础中央，高螺髻，圆形脸，着“U”字纹通肩衣，左手握衣裾，右手施无畏印，结跏的双足为“U”字下摆衣裾所覆盖，左右为胁侍，台座一周塑龙虎争璧图像。螺髻与U字通肩衣，是秣菟罗造像最鲜明的特征。而这种U字衣纹佛像在中国早期佛像中，影响十分广泛。
陶塑佛像 四川宜宾汉墓出土
（二）四川早期佛像造像发展阶段
四川为中心的早期佛造像大约经历了三个渐进的发展阶段：
1.传说阶段；
2.佛造像的形象塑造已非常清晰，高螺髻，U字通肩衣，手势，以及左右的胁侍等表现均符合佛像的特点；
3.以绵阳摇钱树造像为代表，数量最多，少数呈现印度犍陀罗造像影响。
为了加强对中国早期佛像的产生发展有个清晰认识，以下我们即以四川早期造像的特点回溯印度秣菟罗早期造像的发展，探讨其源与流的关系。
二、秣菟罗早期造像
（一）迦腻色伽时代佛像产生之背景
释迦在世时，并无造像，直到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时代才出现为人崇拜的释迦尊像，有几点与中国佛教艺术源流相关的议题必须指出：
1.释迦的诞生地、说法地、涅槃地均在中印度一带；
2.阿育王的崇佛在中印度一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大量象征物的崇拜物如桑奇大塔、巴尔夫托玉垣等为佛像产生准备了条件；
3.迦腻色伽晚年崇佛，但其即位后对宗教实施宽容政策，提供了佛像首先在中印度的历史温床上得以诞生；
4.佛教史上“优填王造像”的优填王之国都憍赏弥正是出土佛像最早的秣菟罗地区；
5.从迦王即位开始，秣菟罗地区产生了即有大量纪年铭文佛造像。
（二）秣菟罗纪年造像与优填王造像之影响
1.秣菟罗纪年佛像
这些纪年铭造像主要分布于秣菟罗地区，从时代风格与类型上可粗分为3类。
（1）立像类
秣菟罗憍赏弥出土的“迦腻色伽二年”立像，现藏于阿拉哈巴德博物馆。这是迦腻色伽即位的第二年雕造的佛像，即为公元80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最早纪年铭的佛像。
“迦腻色伽二年”立像
“迦腻色伽三年”立像，鹿野苑出土，这尊造像与迦腻色伽二年造像同为一人造立，是由秣菟罗运往鹿野苑的。此像高达2.7米，佛像身后有3.5米主柱的华盖。
“迦腻色伽三年”立佛像
从迦王的2,3,4,5,6,8,11,14,26的纪年铭造像，到胡维色伽的35,45,51……的纪年铭造像看，所有立佛像其类型大抵相同，有的高达2.9米。
立像类佛像形式，对中国未产生多大影响，这与佛教对外传播尚未达到一定的影响力度有关。
（2）螺髻佛
即与中国四川彭山佛像相关的螺髻佛。此类造像仅有少量完好，纪年铭造像时间依次为:迦腻色伽8年，9年，17年，20年，23年，29年，31年，32年，39年，其中最有名的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为卡特拉佛像与阿希切特拉32年铭菩萨像。
卡特拉坐佛，无王铭，自铭“菩萨”，高71厘米，高螺髻，台座的正面与两侧刻有三尊狮子造像。约刻于迦王八年前后。
卡特拉坐佛像（迦腻色伽8年前后）
阿希切特拉坐佛像，刻有32年铭，是为秣菟罗造像较为成熟的典型作品，这一类作品，其右袒的薄衣贴体佛像形式对中国云冈等地造像产生重要影响。
阿希切特拉坐佛像(迦腻色伽32年铭坐像）
从造像右袒的肩头上可以看到左边袈裟由背后披搭右肩的衣纹。
（3）“U”字纹通肩衣的出现
此类有以下几件重要作品，均为秣菟罗博物馆收藏：A.秣菟罗出土的立佛像；B.安尤尔出土51年铭“菩萨”坐像；C.“佛陀五相”饰板；D．佛陀三尊像与83年铭三坐像
A.秣菟罗出土立佛像：
从造像风格看，立佛像早于51年铭像，高84厘米，圆脸大眼，头部仍见螺髻，身后为圆形背光，背光的边缘仍保留着卡特拉式内弧半圆的花瓣图形。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裾，衣纹随并行上抬的双手形成一个个大U字形线条，因阴刻线衣纹紧贴躯体，形成出水湿衣式样。
U字立佛像——秣菟罗博物馆藏，2世纪前期
B.安尤尔出土51年铭“菩萨”坐像：
即公元129年，这件造像对佛像的通肩衣研究至关重要，头部为螺发，双手上扬在胸前形成一个U字形系列衣纹，并延至下摆遮住双足。尤值得注意的是，台座下结跏趺坐禅定坐佛，亦为U字衣纹。
安尤尔出土51年铭坐像
C.佛陀五相图饰板：
秣菟罗博物馆定为公元二世纪前期，这是秣菟罗地区自出现佛像以来最早见到的佛传故事图像，故事内容包括佛诞、悟道、初转法轮、三道宝阶降下以及涅槃五个场景。从佛像的通肩衣表现看，对U字型衣纹的表达已完全成熟。
佛陀五相图，秣菟罗博物馆藏，2世纪前期
D．佛陀三尊像与83年铭三坐像
据赵玲女士研究，佛陀三尊像造像时代应早于51年铭坐像：理由是三尊像在布局与台座上，完全是卡特拉式，即螺髻佛像系列形式，而立佛上扬至胸前的双手又同于通肩衣立佛。
憍赏弥出土迦腻色伽83年铭的佛坐像
在憍赏弥出土的三件同为迦腻色伽83年铭（即公元161年）的佛坐像，三尊造像均为U字通肩衣残像。国外学者研究认为，此类U字通肩形式，主要流行于公元二世纪，与前列二世纪前期作品比较，有几十年的时代风格差别，因此认为这是由于佛像制作于秣菟罗，运往憍赏弥以后雕刻铭文所致。
本人认为，佛像制作于秣菟罗运往憍赏弥进行题刻也是可能的，因为佛在世时，这里是优填王的憍赏弥国，因优填王造像的影响，这种造像形式延续是很正常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造像的兴起与优填王造像在当时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四川早期佛像均受到这一时期佛像的影响。
2.优填王造像及其影响
优填王造像传说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最为人所知的即是东汉明帝遣使求法的故事。永平10年即公元67年，此时印度佛像尚未出现，在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中，只提到汉明帝遣使求法。优填王释迦倚像之事，就《增一阿含经》的造像故事，当是在盛行佛像崇拜后才形成的。有据可考的优填王造像传入中国的记载是贞观19年（645年）玄奘西行带回的七件佛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憍赏弥地区造像中尚未见有类似龙门石窟70余尊优填王造像者。“优填王造像”与秣菟罗出土的贵霜第二代国王阎膏珍纪念像十分接近。
龙门石窟优填王造像
在这前后的敦煌“优填王造像”佛像感通壁画，经学者张小刚考证后认为都是无据可查的。本人以为，其或许源自中国南方，其图像在公元三世纪后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铜镜上即可见到释尊与佛像相见的场面。
印度白沙瓦出土的犍陀罗风格造像《向佛陀出示佛像的优填王》证明佛像最早出现在印度秣菟罗地区。
3.迦腻色伽一世金币
二十世纪初，犍陀罗地区出土数枚有“迦腻色伽一世”铭文的佛像金、铜币。有认为“这是目前传世最早的佛像”，也有学者以此作为论定佛像起源于犍陀罗的依据。但也有认为，这是迦腻色伽二世或三世时期的作品。
本人认为“迦腻色伽一世”佛像金币属二世纪中后期的产物，犍陀罗地区发现的“迦腻色伽一世”金币的通肩衣佛像的源点在“优填王造像”的发源地——秣菟罗的憍赏弥。论据于本人相关论文中有所说明。
迦腻色伽一世金币
4.秣菟罗纪年造像与中国早期造像的关系
前文已说明印度秣菟罗最早纪年佛像的三种类型分别是：立像类、螺髻佛、“U”字纹通肩衣。联系中国早期造像看，第一类造像尚处于大乘思想萌发阶段，基本上对中国未产生影响。
第三类的“U”字通肩衣，时逢进入弘扬大乘时期，造像方便简洁易于表现，且在佛经“优填王造像”的推导下，率先进入中国。
第二类造像于五世纪前期（420年前后）才第一次于炳灵寺亮相，至五世纪中期（460年前后）在平城大放异彩。
“U”字纹通肩衣造像传入中国，明显由两条道传入，一条由中印度入云南进四川道，另条即西汉张骞所说的由大夏至四川的蜀身毒道。这两条道路是否进入四川合二为一尚待考证，但这两条道路基本上是汉代四川通往印度与西方的主要通道。
汉代四川通往印度与西方的主要通道
“U”字纹螺髻通肩衣佛像之所以率先到达四川，除了造像简洁易行以及有“优填王造像”推崇的因素外，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即与当时?赏弥政府的支持有关。于四世纪初，笈多王朝一统天下，并于五世纪中后期（430-480年），笈多艺术达到顶点。创造了“笈多式”与“鹿野苑式”两种风格的造像。“笈多式” 主要影响中国的炳灵寺与云冈以及龟兹等地区，“鹿野苑式”影响波及阿旃陀及整个东南亚。
三、吴地佛教造像的兴起
就现有早期佛教造像资料统计表明，四川及其周围地区以汉代造像为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则以三国、西晋造像为多，邺城、西秦、凉州一带则以十六国造像为多，这即是早期佛教造像入传中国的时空差。佛教造像进入中国所到之处，表现形式与依附对象各不相同。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造像则大致显现出四个特点：
（一）“行像”及其汉化
汉至三国间，在徐州、建康一带先后笮融行像浴佛、康僧会设像行道等的热潮，笮融“黄金涂身，衣以锦采”的童子像，山东沂南汉墓中的童子项光像等，均表现佛诞故事的内容，表明吴地支谦或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在当地产生的影响。
（二） 丧葬中的来世天堂
联系笮融崇佛的记载，一次活动即达万人参加，若是每年进行浴佛节，加上僧人平时的说法颂佛活动，必然在百姓心中产生巨大影响，推动了“江左大法遂兴”。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丧葬仪式把佛教推向一个民间“崇仙尚佛”的热潮阶段，佛像逐渐进入了百姓自觉供奉的阶段。
与四川一带佛像以摇钱树为主体一样，江浙一带可以魂瓶为代表。我们从云南、四川至江浙等长江沿线诸多博物馆中发现大量尖顶帽俑。而梁慧皎的《高僧传》中，有大半高僧活跃于江南，而其中于北方丝路南下的高僧人数并不多，或大多就在这长江沿线尖顶帽东行的人流中。
湖北一带出土的佛饰器
云南、四川、江浙等长江沿线胡人俑
湖北鄂城出土的西晋瓷佛像为单体，单独佛像的出现，表明佛像已由黑暗的墓塘步入了宫中书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三）佛像步入宫中书斋
佛教由表及里，真正渗入中国人心中，或有赖于魏晋玄学的兴起。名士孙绰《道贤论》将七位僧人与竹林七贤相比，即表明这些僧人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由是大量文人崇佛，除三国间被孙权召入宫中作画的曹不兴外，卫协、顾恺之、陆探微、戴逵等具擅佛画，甚至连晋明帝司马昭也“最善佛画”。
曹不兴见“西国佛像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佛画之祖”“曹衣出水”，这种特点实质上就是印度秣菟罗风格的“U”形通肩衣式样。于二世纪前期，三世纪初送达吴地，这在时间上是相通的，曹不兴是U字型通肩衣在中国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曹不兴的弟子——西晋卫协，亦是冠绝当代，被称为画圣。“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其尤擅《七佛图》。卫协是绘画史上最早画七佛的画家，表明七佛思想已在吴地流行。
花纹带佛兽镜 日本古墓出土
顾恺之“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己忘言之状。”其壁画从内容、形式及其风格均具有开创意义。
顾恺之 维摩诘壁画
戴逵喜好书、画、雕塑，在建康瓦官寺作五躯佛像，与顾恺之维摩诘像，狮子国玉像，共称“瓦官寺三绝”。到戴逵手製佛像五躯，至顾陆的褒衣薄带、秀骨清相…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成就，中国的佛教美术，由于他们这些文人的参与，对南北方均产生重大影响。
（四）金铜佛像的兴起
汉末三国间的设像行道，给佛教刚兴起的中国南方产生巨大影响。这前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集聚着大量高僧，且大多有团队相随，随着信众与僧众的增多，供奉或“行像”的佛像迫于需要，由是佛像造制兴起。从陶塑佛像到木雕像乃至金铜佛像，形式品种不断增多，特别是用于家中供奉的小型金铜佛最为流行，寺庙中流行的则达到丈六甚至丈八。
刘宋元嘉十四年韩谦造鎏金坐佛
四、南传北上
十六国时期是战争频发、统治地域不断变换、人口大量迁徙的时代，佛教造像的传播也因人口的流动等不断扩散。北上因素，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西晋而后，大量豪门与文士纷纷南下，南方由是成了汉文化的中心，被视为“正朔所在”，而此时的北方即成为一片文化荒原；二是三国康僧会时已“江左大法遂兴”，佛教造像在江南已掀起过小小波澜，南方的思想文化包括佛教艺术必然对北方产生一定影响。
（一） 后赵的“略皆奉佛”
中国北方佛教最先隆盛之地首推后赵。原因为一方面是吴地佛教影响的北上（曹植的“鱼山梵呗”就是根据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在东阿鱼山所作）；
第二方面是佛图澄积极推导。
后赵地图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79岁的佛图澄来到洛阳，此后成为石勒、石虎兄弟的国师，在佛图澄的影响下，“中州胡、晋略皆奉佛。”这是继三国吴地在康僧会“设像行道”“江左大法遂兴”后，中原一带佛教流布之盛况。后赵与东晋隔水（淮水）相望，汉地佛教文化自然对后赵有一定影响。
邺城（临漳）与徐州相去不远，江淮一带早期的佛教传道如笮融、康僧会等的“设像行道”方式或陈思王的“鱼山梵呗”对佛图澄有一定影响。在《高僧传·佛图澄传》中经常提到佛像事项，表明当时的邺地已流行金铜佛。就后赵建武三年（338年）金铜佛看，明显受到吴地西晋陶塑佛像的影响，后赵政府335年下诏“各族人等均可信佛，佛教由此易盛”，338年金铜佛期间正是河北金铜佛流行时期，随着后赵政权的扩张，佛教在整个后赵统治区内蔓延。大夏胜光二年等一批造像也由此出现。无疑，这对凉州一带金铜佛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意义。
金铜佛 刘宋元嘉十四年
金铜佛 刘宋元嘉十四年
（二） 炳灵寺的南上因素
炳灵寺造像的发端 ，从题材以及艺术表现而言，是对南方造像的延伸。炳灵寺所在的西秦，从其诞生起，战争从未间断，先是降服邻近诸部落，此后则与后凉、吐谷浑等连年征战，且其四面敌国压境，西有后凉、南凉，南有吐谷浑，东有后秦，唯与南方政权相对安宁。这自然成了东晋与西秦民间交往的有利条件，这也使得南方佛教文化有条件北上炳灵寺、凉州，并随之西行楼兰与吐鲁番等地。
汤用彤先生认为：“西域陆道东传，必至凉州，由凉州东下至长安进洛阳，是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位，但在东晋南北朝时，东来者常有凉州来往巴蜀，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高僧往往移锡其地。”
西秦位置地图
炳灵寺现存龛窟两百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建弘元年题记的169窟以及位于炳灵寺寺沟窟群南一公里姊妹峰下的一号龛立佛像。
炳灵寺U型通肩衣源自秣菟罗，这种通肩衣在南方早期造像中较为普遍，炳灵寺一号龛立佛像，或受南方丈六佛像影响，造像高4.6米，高螺髻，作为该窟主像供奉的。从造像风格看，该窟当早于169窟，明显具有秣菟罗早期造像风格特征。
U字立佛像，秣菟罗博物馆藏（左） 炳灵寺立佛像（右）
炳灵寺最值得重视的是169窟的无量寿三尊，这应是北方最早出现的无量寿佛。无量寿主尊的右袒式袈裟，在右肩头搭着左袈裟的衣角。这种“右袒左搭”的形式为北方云冈、敦煌北魏造像所沿用，这种“右袒左搭”的形式是来自源点秣菟罗，我们在秣菟罗阿希切特拉坐佛右袒肩头即可看到。
在造像左侧，排列的供养人已清楚告诉我们无量寿三尊佛像的来源，那种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的服饰，一派东晋南朝风格，这与顾恺之的画风完全一致。
其实，炳灵寺中有许多造像题材源自南方，综上述之：“U”型通肩佛像（曹不兴、卫协）、佛像五尊（戴逵）、无量寿三尊（戴逵、道安）、七佛（卫协）、维摩诘像（顾恺之）……这些题材，连同“衣冠江南”的仕女服饰壁画，均在炳灵寺石窟中有所展示。
169窟的笈多立佛塑像是受到秣菟罗地区笈多式造像风格的直接影响，不排除南方或印度工匠参予雕造或指导的可能，时代定在五世纪后期比较符合。因为在印度，笈多式造像的盛期主要在五世纪中期以后。
炳灵寺169窟无量寿主尊
就壁画而言，11号早于12号、13号，12号、13号与凉州造像风格相近，即此明显可以看出，南方北上因素与凉州西来因素于此混流的状态。
炳灵寺无量寿佛供养人像及局部
（三）凉州现存早期遗物与弥勒造像
西晋灭亡后，河西地区为五凉政权先后统治，生活安定，前后历八主76年，而此时的中原地区杀伐不断，内地避乱来凉州者“日月相继”，凉州由是成为丝路重镇。
故而前凉而后，西凉、北凉一直与东晋、刘宋政权往来，至敦煌开凿前后，交往更加频繁，根据史料记载，柔然与吐谷浑相继统治敦煌，南朝对敦煌的影响仍在继续。同时，柔然、吐谷浑凉州以西诸大国大多与南朝的交往密切。很自然，作为京师建康的文化，西渗凉州、敦煌等河西地区。随着凉州相对安定的环境由西域而东的佛教文化随着大量僧人在凉州一带的活动也由此得到弘扬。所以，可以认为凉州是中国北部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接受西域文化最早的重要地区。
按照《魏书·释老志》所传，凉州在前凉张轨当政时的公元四世纪初佛教即已流行，至北凉沮渠蒙逊的晋隆安元年（392）前后为最盛，是时，蒙逊在凉州州南百里开凿石窟安置佛像；并为其母亲造丈六石像一躯。学术界认为，此石窟即是武威天梯山石窟，也有学者认为其中应包括张掖的金塔寺、酒泉文殊山石窟等，因年代久远，凉州十六国时期的佛教造像，所存不多。主要有北凉石塔和收藏于省博物馆的天梯山壁画遗物和周围的金塔寺、童子寺、文殊山等石窟造像遗物。
1.天梯山、童子寺壁画
武威天梯山第四窟壁画——弥勒菩萨像，（现存甘肃省博）是最具“中外交叉”影响的艺术特点，公认为其与炳灵寺壁画相近。采用的即是炳灵寺12号的湿笔法，眉横鼻梁间与眼上睑以及肌肤突起部均在色未全干时略施白粉，并与底色混染出深浅，使之肌肤有起伏感觉。在线条的使用上，则以江南顾恺之程式化的衣纹，起伏有致，劲健有力，这种画法在西域龟兹等地未见。
童子寺早期石龛壁面上仍然遗留着十六国与北魏早期的残迹，有些壁画，则显露出炳灵寺169窟第13号壁画干画法的特点，眉拱与鼻梁的白粉与炳灵寺的一样发光透亮，这种白色的应用与后面将要提到的金塔寺相同，时代或较晚。
炳灵寺169窟壁画（左1，左2）童子寺壁画（右）
2.北凉石塔
北凉石塔是凉州地区唯有纪年的石刻佛造像，主要分布于武威、酒泉、敦煌、吐鲁番等地，北凉石塔“U”字通肩更具南方主脉的特色。根据殷光明先生的统计，这批北凉石塔共发现有14座，时间集中在公元426至436这10年间。
马徳惠 承阳二年（426）酒泉/高善掺 承玄元年（428）酒泉/田 弘 承玄二年（428）酒泉/白 雙 具缘禾二年（434）酒泉/索阿後 缘禾三年（435）敦煌/口吉德 （干支丙寅）426？438？敦煌
程段兒 太缘二年436 酒泉/无纪年残损者/武威石塔/酒泉石塔/敦煌沙山石塔/敦煌王煛坚石塔/吐鲁番宋庆塔（柏林印度博物馆藏）/吐鲁番小石塔（柏林印度博物馆藏）
北凉石塔
石塔的主要题材是弘扬七佛与弥勒思想。七佛题材在中国美术史上出现最早见于西晋卫协，其最擅作“七佛图”。卫协作品今已不存，但他是曹不兴的学生，卫协的七佛图样或与曹不兴“曹衣山水”式的“U”字纹通肩佛衣相似，因为就北凉石塔的七佛形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江浙一带魂瓶上的七佛像。而其塔式造型，则有类荆州博物的魂瓶。七佛图像在早期佛教造像中基本上采用U字通肩衣形式，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早期佛像传播的主脉。北凉石塔的传播范围，西涉敦煌，并经敦煌传到吐鲁番。
3.凉州弥勒造像与敦煌275窟
北凉石塔“七佛一菩萨”之菩萨像，以单独形式出现比较早，重要的是转法轮印的出现，转法轮印的佛像在中国南部最初出现在四川钱树佛像上，这种交迭双手的形象在吴地魂瓶上多见，在炳灵寺169窟11号壁画上也出现双手交迭的交脚弥勒佛像，这种双手交迭的转法轮印，在三至四世纪犍陀罗地区的佛像上最为流行，但很有意思的是，紧邻犍陀罗的我国西北地区诸石窟中一件也未发现。就北凉石塔交脚弥勒，其形象与炳灵寺弥勒基本相近，其冠式可追溯至秣菟罗2世纪思维弥勒像。而敦煌口吉德塔的弥勒立像，以及诸石塔上的神王的披帛，其源点则在秣菟罗地区这种上身近似赤裸披帛的图像，秣菟罗地区较为普遍，且经吴地留下痕迹。如湖北莲溪寺铜带饰，西晋佛饰镜上均可看到。
炳灵寺（左一）；北凉石塔局部（左二）；敦煌，吉德塔弥勒立像线描图（左三）；印度秣菟罗（左四）
七佛图像在早期佛教造像中基本上采用U字通肩衣形式，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早期佛像传播的主脉。北凉石塔的传播范围，西涉敦煌，并经敦煌传到吐鲁番。
另外，我们在炳灵寺看到的无量寿主尊“右衽左搭式”，首次在北凉白双石塔（434年）上出现，此后又在金塔寺雕塑中出现，预示着这种服饰将要在东边的平城与西边的敦煌以及吐鲁番等地产生巨大的影响。
值得学术界注意的是，约当此时弥勒信仰正悄然在凉州一带兴起，并波及全国，其中尤值得重视的是金塔寺与敦煌275窟286窟等弥勒上生和下生造像的造凿，带动了云冈及至全国诸多石窟弥勒造像的兴起。或可认为，中国弥勒造像的兴起主要在凉州地区。
敦煌275窟弥勒上生兜率造像
金塔寺雕塑那种“U”字通肩交脚弥勒以及笈多式的通肩佛像形式与炳灵寺一样，在金塔寺方柱上同时出现，显示出早期的南方特色，但下生佛像的通肩衣与右袒左搭衣衫式显示出5世纪中后期至6世纪笈多造像的特点。
与金塔寺中心方柱构造相近的还有酒泉文殊山等。
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注重佛教艺术的东传，特别是倾向犍陀罗艺术经丝绸之路传入问题，而往往忽视了南方佛教造像伴随着汉文化一起西渗的事实。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东晋南朝政府与西域诸国通好的史料，我们也了解到吐鲁番、高昌、交河、楼兰等地发掘的大量汉文化西渗实物资料。同时，我们就北凉石塔从酒泉敦煌到吐鲁番石塔的西渗轨迹，均表明了佛教造像向西影响的态势。因此，本人以为在北方丝绸之路上中国佛教艺术的西渗影响远大于东传。
五、西渗与东渐
（一）汉文化的西渗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虽由沮渠京生从高昌带来凉州，并不意味着高昌此时已有弥勒佛像的传播。根据1980-1981年吐鲁番地区发现的1000余件古代文书研究，学者们认为此处丝路北道的高昌，其早期的佛教与东侧河西地区的北凉交往较多，这一信仰首先在凉州等关内流传，而后才反馈回到古称高昌的吐鲁番地区。至九世纪，弥勒信仰在汉传佛教中已日趋衰微，但西迁的回鹘在皈依佛教后，包括上生和下生的弥勒信仰才在高昌很快兴盛起来。
雅尔湖供养人（左） 佛立像-6世纪-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右）
(二) “沙门佛事俱向东”
1.云冈石窟的开凿
就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传播过程看，佛教造像主要发展趋向是以四川为起点，沿江而下，顺势北上。由此先后，形成了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四大基点，即成都、建康、中山、凉州。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九月，攻下凉州，从而结束了沮渠氏北凉政权，同时也开启了佛教史上“沙门佛事俱向东”的历史进程，预示着以国家主导的佛教中心正逐步建立。北魏政权通过征伐大量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与文化。我们可以从《魏书》获悉，从公元386年北魏建国不久开始，政府即开展大规模的徙民工程。这即为460年云冈石窟的开凿采取的最重要的手段——大量徙民。
从以上徙民来源分析，其人数主要是河北10万，凉州3万，宋6万（含淮南1万），这三地均是佛造像最早的地方。但是，从年龄看，河北徙民距云冈开凿42年，凉州徙民距云冈开凿21年，而宋则为9年。无论人数或年龄，宋降民在其中占有绝大优势。更重要的是，正平元年，即文成帝复佛的前一年，南方的佛教如火如荼，佛寺、佛像的滥造达到了顶点。这6万余宋降民中，自然也有擅长佛像与佛画制作者，或是云冈工程的重要担当者之一。
2.北方造像的南式化
回溯晋室南下至拓跋氏统一北方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原本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据地的中原，在诸胡铁蹄蹂躏下，十六国时期，北方即成一片文化荒原，南都建康由是成了东亚世界文化的中心。北方的实力和军威虽胜过南方，但却一直视南朝文化为“正朔所在”，并以南朝文化为崇尚榜样。北魏统治北方后，大批官员以及工匠的入北，随着汉朝官僚的抬头与南朝的频繁接触，形成了以南方美术为目标，以南朝崇尚为趋向的风气，云冈中后期佛像服制发生的“南式化”的变迁，即昭示出这一时代风潮的开端。此后，随着孝文帝强烈推行汉文化的政策和迁都洛阳，遂使佛像样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了极端的南朝化倾向。
龙门宾阳洞石窟造像 麦积山北魏造像 甘肃北石窟寺造像 甘肃南石窟寺造像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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