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文昌武帝三会碑记》石碑:清代民间信仰的珍贵物证
《至圣文昌武帝三会碑记》拓片。
□唐云梅 文/图
民间信仰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即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这种信仰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比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更具有民间特色。随着当今社会科技和文明的进步，许多民间信仰行将失传或消失。
广安境内一处不可移动文物保存有一块清代石碑，上面刻有《至圣文昌武帝三会碑记》，见证着广安民间举办孔子、文昌、关帝庙会的信仰。该石碑宽0.95米，高1.5米，楷体，阴刻，竖书，20行。原文如下：
“至圣、文昌、武帝三会碑记。天宝古刹，向僅一小石庙耳，湫隘嚣麈甚，非棲神之所。道光□□□□□□倡首募修，另闢基址而扩充之，宏敞壮丽，焕然一新。第中龛供□□□□□文昌、关圣於偏隅，觉儒、释莫别，每逢春、秋祭祀，瞻仰者心常耿耿焉。屡欲于庙后□□□殿，奈功程浩大，有志未逮，谆谆嘱午者有年矣。今同志赞勷，移建告竣，□□□至圣先师孔子，觉高居一等，而庙貌愈显莊严。用是以妥神庥，神其享之□□。棲神既有其地，而敬神不可无资。先大人创庙时即约曾程、僧□笁□□劇金成会，历年生息，陆续获买斑竹園、黄姓田业贰契，载粮壹升九合，用□□献，稍有赢余。佥曰：斯地非周君无此庙，斯庙之神非周君无由显。迄今香火络绎，庆祝绵延，得以永荐馨香于不替者，皆周君隗始所致，与诸公和衷共济之力也。午不敏勉承先志，因泐颠末于贞珉，惟望在会子孙互相保守祀典，□修俾亿万斯年，此会与此庙相终始焉，则幸甚。爱莲居士周治昶□□。在会姓名：周如钟、李士智、周如铭、李任亷、曾铭贤、程泽滋、僧普□□。一议每岁添办，成明厚施谷一石八斗，除让免仅收钱伍钏正□。至圣先师一会，其期定于八月二十六日，仍归值年，辦理会期酒席照旧，一棹如□会，有余钱可以另添神会，不增酒席。一议每岁钱谷，不许会内人揆借，应归值年掌管，应酬公事余项存公，但值年亦须殷实之户，方可接当失误议赔。一议每会敬神，务须衣冠整齐，礼貌严肃，如亵渎酗闹者，议罚。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新正月中浣建立。”
碑记由爱莲居士周治昶撰写，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中旬立。碑文记载的是一个低湿狭小的佛教小石庙天宝寺，道光年间（1821-1850）倡捐募资扩建后，在僻角供奉上文昌、关圣二神位。因儒、释不分，祭祀之人总不释怀，多次拟增修上殿，因工程浩大而作罢。光绪年间（光绪九年前）大家捐资移建上殿竣工，文昌、武帝二神像移至上殿，并在中间增加孔子神像。为了筹集敬神资金，周治昶之祖父建庙时约人聚资办会，历年生息，陆续买了斑竹园、黄家田业，香火不断。为让在会子孙保守祀典，寺庙永远兴旺，特对办会日期、添置物品、经费开支、钱谷管理、敬神衣着等事项进行议定，形成办会制度。
天宝寺本是佛教小庙，后期成为民间祭祀孔子、文昌、武帝的场所，定期举行三大祭祀盛会。然而，祭祀孔子、文昌、武帝不仅是民间信仰，也是国家祭祀。
至圣会，是祭祀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至圣先师孔子的活动，也称孔子会、夫子会、大成会。早期祭孔在孔子故里，唐武德二年（619年）各地开始立孔子专庙进行祭祀。清初定制，凡祭有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祈谷、太庙、社稷等为大祀，天神、地祇、日月、帝王、先师、先农等为中祀。清光绪末，改祭孔为大祀。广安从宋代开始有孔庙，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祭孔升为大祀后，每年的春、秋两季第二个月份的上丁日（上旬第四日）作为祭期，政府颁发祭银三十二两用于祭祀活动。天宝寺作为僻壤之地，民间百姓为表达对孔子的尊崇，以自己的方式举行孔子的祭祀，定期于八月二十六日办会。孔子倡导的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其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几千年来已经被广大民众自觉接受和遵循。因此祭孔既是对圣哲贤儒的尊重，更是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
武帝会，即祭祀三国时蜀汉名将、关圣帝关羽的活动，也称关圣会、关帝会、磨刀会、单刀会、大刀会，在武庙举行。儒家把关羽称为“忠义、仁勇、理智、诚信”于一身的圣人，清雍正三年（1725年）加尊帝号为忠义神、武大帝，乾隆五年（1740年）颁定祭品祀节，乾隆九年（1744年）颁定祭文，道光四年（1824年）升入中祀，咸丰四年（1854年）颁行了乐章、乐谱等新制。广安州每年春、秋第二月上辛日（上旬第八日）为祭期，五月十三日还增加一祭。关羽的忠义、仁勇、理智、诚信等品质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民众的社会愿望和理想人格，故千百年来得到了世人的拥戴。
文昌会，即祭祀主管人间读书、考试、功名和文运的文昌帝君（又名梓潼帝君）张亚子的活动，在文昌庙进行。清嘉庆六年（1801年）列入祀典，咸丰七年（1857年）升为中祀。祭期定在每年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祭祀，春季在二月三日，秋季商定吉日。其祭祀规格和制度与关圣会基本一致。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科举、孝道、神灵文化的代表，历代帝王对他不断加封，到元代已经形成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格局。“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其劝善思想对劝化世人、引导社会人心向善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清中后期的广安，时局动乱，自嘉庆元年（1796年）达州白莲教起义，到咸丰九年（1859年）云南李永和、蓝朝鼎起事进入川东，再到光绪末年（1908年）的广安大饥荒、红灯教侵扰，这100余年间，兵痞、流贼、乱匪数十次肆虐广安或犯境周边，乡民流离失所，难民日匿山洞、夜宿草间，民众长期处于恐慌混乱、居无定所的状态。因此，天宝寺周围乡民祭祀孔子除了祈求功名和富贵，更是希望以孔子之道来教化宗族乡里，使得民风淳朴；祭祀武帝除了祈求关帝护佑平安，更是希望关帝驱灾阵魔、除暴安良；祭祀文昌，除了祈求文运科举、金榜题名外，更是祈求神灵净化人心，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天宝寺的三大庙会体现的是清中后期在广安动乱的社会背景下，百姓对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等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渴望。
如今，广安民间祭拜孔子、文昌、武帝的习俗依然在延续，但昔日盛大隆重的祭祀场景已不再现，清《至圣文昌武帝三会碑记》成为清代广安民间信仰和举办至圣、文昌、武帝庙会的珍贵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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