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中)

华西都市报 2021-05-24 03:18 大字

成都武侯祠。

武侯祠中诸葛亮塑像。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举家入川。经艰苦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成都。杜甫初到成都时,就写下《成都府》,赞美这个城市:“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在成都万里桥边、百花潭北营建的草堂落成。一直漂泊流离的杜甫终于迎来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时常游览成都风物。

锦官城外寻丞相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在成都万里桥边、百花潭北营建的草堂落成。一直漂泊流离的一家终于有了一处栖身之所,杜甫迎来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时常游览成都风物。他游览武侯祠时,创作了感人肺腑的咏史怀古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题曰“蜀相”而非“武侯祠”,可知诗人之意在人不在祠。首联以问答起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一问一答,形成了浓重的感情氛围。“丞相祠堂”直切题意,语意亲切而又饱含崇敬。“何处寻”,并非到哪里去寻找的意思。历史记载,诸葛亮颇受民众爱戴,尤其在成都地区,祭祀他的庙宇很容易找到。诗人用一个“寻”字,巧妙刻画出其追慕先贤、虔诚造谒的执著感情。“柏森森”生动描绘出位于成都郊外的武侯祠柏树成荫、静谧肃穆的画面;同时,通过柏树葱郁、苍劲、质朴的形象特征,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不禁肃然起敬。

颔联写景:茵茵春草,铺展到石阶之下,映现出一片绿色;数只黄莺,在林叶之间飞跳穿行,发出婉转清脆的叫声。一幅色彩鲜明、音韵清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的自然画像,无限美妙地勾勒出春意盎然的武侯祠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国家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惆怅不已,因此以“自春色”“空好音”借景传情,反映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颈联区区十四字,字字千钧重,尽诉诸葛亮的一生。上句写其出山之前,在隆中为三顾茅庐的刘备谋定统一国家之策;下句写其出山之后,辅佐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治理国家。十四个字,将人们的思绪带到战乱不已的三国时期,刻画出一个忠君爱国、济世扶危的贤相形象,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一腔敬仰钦慕之情。回想当下,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四分五裂,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诗人忧心如焚,渴望也能有一位像诸葛亮一样的忠臣贤相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诗人怀古伤今,在缅怀诸葛亮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思。

尾联惋惜诸葛亮功业未成就病死军中的历史不幸,但他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诗人不禁感叹缅怀到泪流满襟。诸葛亮的精神境界在此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产生使人奋发兴起的力量。

前两联记行写景,洒洒脱脱;后两联议事论人,忽变沉郁。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情景交融;在内容陈述上,蕴藉深厚,叙议结合。这首诗使人余味不绝,将名相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展现在读者面前,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典型代表。后世的人们每每吟诵此诗,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特别是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人间锦城几回闻

杜甫初到成都时,就写下《成都府》,赞美这个城市:“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后写下《赠花卿》,称颂成都的音乐为天上才有,人间罕闻。

花卿,即唐朝武将花敬定,曾是西川节度使、成都尹崔光远的部将。卿,是唐代对地位或年辈较低之人的一种客气称呼。上元二年(761年),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刺史段子章谋反,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袭击东川节度使李奂,自称梁王。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花敬定斩杀段子章,平定叛乱收复东川。在花敬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杜甫写下了《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字面上看,这俨然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锦城丝管日纷纷”,锦城,即成都;纷纷,本意是既多而乱的样子,通常是用来形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此处却用来比状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乐曲,这就从听觉和视觉的通感上,化无形为有形,极其准确、形象地描绘出弦管那种轻悠、柔靡,杂错而又和谐的音乐效果。与白居易《琵琶行》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有异曲同工之妙。“半入江风半入云”采用同样的写法: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从花卿家的宴席上飞出,随风荡漾在锦江上,冉冉飘入蓝天白云间。两个“半”字空灵活脱,给全诗增添了不少的情趣。这两句诗,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乐曲的那种“行云流水”般的美妙。

面对如此美妙的乐曲,诗人不禁慨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天上的仙乐,人间当然难得一闻,难得闻而竟闻,愈见其妙得出奇了。

全诗四句,前两句对乐曲作具体形象的描绘,是实写;后两句以天上的仙乐相夸,是遐想。因实而虚,虚实相生,将乐曲的美妙赞誉到了极致。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认为,将杜甫这首《赠花卿》作为赞美成都音乐的诗句来读,表明成都在唐代就是音乐之都。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认为,杜甫的这首诗生动描绘出了唐代成都音乐繁盛、歌舞升平的景象。

然而,对于这首绝句的主旨,历来注家颇多异议。除了认为它只是赞美乐曲之美妙,并无弦外之音的,还有人认为它是一首委婉的讽刺诗文。明杨慎《升庵诗话》说:“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也说:“诗贵牵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分析,杨、沈之说是较为可取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礼乐制度极为严格,对音乐的使用有异常分明的等级界限。据《旧唐书》载,唐朝建立后,高祖李渊即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订大唐雅乐,“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这些条分缕析的乐制都是当朝的成规定法,稍有违背,即是紊乱纲常,大逆不道。

史料记载,平定绵州叛乱,花敬定功不可没,但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滥杀无辜,放纵士卒大掠东蜀,引起百姓诸多怨愤;并且他目无朝廷,僭用天子音乐。以此来看,这首诗的主旨其实不是要描写宴会上的曲调多么优美,而是在委婉指出这个骄恣不法的武将在家宴上演奏的音乐,乃“天上之音”,是朝廷的庙堂之音,只有天子才能享受,以此讽刺花敬定僭越天子礼乐的行为。

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花卿明言指摘,而是采取一语双关的巧妙手法,其弦外之音意味深长。

这可以从“天上”和“人间”看出端倪,二词是封建社会极常用的双关语。“天上”者,天子所居皇宫也;“人间”者,皇宫之外也。诗中说乐曲属于“天上”,且加“只应”一词限定。既然是“只应天上有”,那么,“人间”当然就不应“得闻”。此时,不应“得闻”而竟然“得闻”;不仅“几回闻”,而且“日纷纷”。于是乎,作者的讽刺之旨就从这种矛盾的对立中,既含蓄婉转又确切有力地显现出来了,寓讽与谀,忠言不逆耳。正如清代杨伦所评:“似谀似讽,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

参考资料:《唐诗鉴赏辞典》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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