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德（四）

广安日报 2020-07-05 00:35 大字

□雷盛成

A. 修身为本

——中国古代对官员个人修养的重视

清廉

即清正廉洁。清廉是为官者的道德底线。

儒家经典《尚书》中说：“无教逸于有邦。”不教人们贪图安逸（滋长私欲）国家就会强盛。《旬子·儒致》又说：“志忍私然后能公。”意为意志上能抑制私欲然后才能为公（公正）。廉和公总是连在一起的，廉洁才能公正，公正必须廉洁。《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古人认为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这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欧阳修也论道：“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孙中山创中华民国，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其所寓意是很有意思的：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服饰的设计中寓有治国的大道理。

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建国初年就开始惩治腐败，曾说过这样的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属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诗经》中有一诗《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为何？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意为：请看老鼠还有皮，人却不讲礼和仪。人若没有礼和仪，为何还不早早死？请看老鼠还有牙齿，人却不知廉和耻。人若不知廉和耻，还等什么不去死？请看老鼠还有肢体，人却没有礼和教。人若没有礼和教，那就快死莫迟疑！这是一首人民斥责卫国统治阶级荒淫无耻、不守礼法的讽刺之诗，诗中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些卑鄙无耻的统治者的深恶痛绝和无比愤慨。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暮夜却金”，故事的主人公是汉代的太尉、大儒家杨震。他50岁以前一直在家学习修养生息，50岁后才出来做官。《后汉书》记载：杨震从小没了父亲，生活贫苦但爱好学习，精通《尚书》，眼光透彻，知识渊博，儒者们都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他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州郡长官聘请他去做官，他都一一谢绝。人们都说他年纪老了，想出来做官也迟了，而杨震却更安心他的教书生活。后来被邓骘召请做官，虽逾五十，但为诚意所动，遂出为官，屡次升迁，升至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往东莱郡上任时，路过昌邑县，原先他所推荐的秀才王密，这时做昌邑县令，当天晚上，怀揣十斤金子赠予杨震。杨震说：“作为老朋友，我是了解你的，你却不了解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王密说：“老师旅途劳顿，学生孝敬您是应该的，这是晚上，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走了。后来杨震又调任涿郡太守，为人奉公廉洁，子孙常常吃素菜，出门步行，从不浪费钱财。老朋友中有人想让他为子孙置办产业，让后代继承，杨震不肯，说：“让后代人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把这个产业留给他们，不也是很丰厚的吗？”

诸葛亮既是修身的典范，又是廉洁的楷模。他在《自表后主》中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意为：为臣最初事奉先帝，一切开支全靠官府俸禄，不自己治理生计。如今在成都有桑八百株，微薄的田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已经有富余。至于为臣在外面任职，没有另外的财物征调收取，随身的衣服食品，都依靠官俸开支，从不经营产业，以谋取丝毫私利。如果为臣有一天死去，将不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家外有多余的财产，从而辜负陛下的厚望。

中国古代官吏能做到像杨震、诸葛亮这样的实属不易，古代官场贪腐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很难从制度上根除，至少很难根除大面积的贪腐现象。笔者在研究中看到一则资料，说的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版的四川《江油县志》记载了当时江油县的官吏们的灰色收入。县志记载，那时县级政府中，被称作官的，仅有知县、巡检、典史、教谕、训导等人（大多县未设巡检司）。知县年俸45两白银，加养廉银600两白银，计645两白银；巡检年俸31.52两白银，加养廉银90两白银，计121.52两白银；典史年奉31.52两白银，加养廉银80两白银，计111.52两白银；教谕、训导年奉各40两白银，这二位文教官员也许是没有腐败的条件而没有养廉银。除这几人外，县衙“四大班子”共有衙役（小吏）77名，其中8名重体力劳动者和6名技术兵，每人年薪8两白银；其余63名占衙役总数82％，每人每年仅有6两白银，且无养廉银。按当时中等水平每人每年10两白银的生活水平，这些人连自己都难以糊口，更何谈供养父母妻儿。那怎么办呢？县吏们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执行公务。因此，只有搞“潜规则”，搞“灰色收入”，甚至乱搞。有史为证。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2月6日川北地区潼川知府阿通先生一份书面报告说：“访查该县（三台县）词讼，一经准理，差役持票下乡，往往择肥而噬，不论案情之重轻，先讲差规之多寡，千方恐吓，万计刁难，必随其欲而后已。迨至押带人证进城投到，又有房书开单等项使费，种种弊端，悉难枚举。”原来，县吏们除6两白银的年薪外，另外还有工作中的“规费”收入。这“规费”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定额标准，是一种按“潜规则”收取的“灰色收入”。收多收少，视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差役们满意度而定，也可视为一种津贴吧。阿通说道：“汰之，则不敷驱使；去之，则民累难堪。”两难之际，阿通知府采取了折中办法，把过去实行了两百多年的“差规”公开化、合法化、数字化，制定出《三台县书差规费条规十八则》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大堂前，体现出办事收费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粗略统计，仅民、刑案件每件各个环节收费至少17两白银。江油县亦按照三台县标准收费，每年办案200件收费就可达3400两白银，再加上契税、公证、下乡检查等其他收费，估计有五六千两白银之多。这一大笔收入，从《江油县志》看，未纳入省、中央财政预决算上缴，三分之一用作办公杂费，余下约4000两白银作为77名衙役工资补贴，每人再分配五六十两白银是可能的，供养一家五六口人是没有问题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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