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话鼻祖
抗战时期自行车租赁风靡一时
成都民国时期自行车租赁票据
1962年成都自行车租赁商行工商登记证
张建/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近几年，成都的“共享单车”如潮涌至，遍布大街小巷。有人对此说，这个模式是个大发明，让几乎消失的自行车出行又风光起来。其实“共享单车”的本质还是一种自行车出租的服务模式，只是今天加上了智能手机的强大功能，让租用和退租可在大街小巷的任何地方实现。但其服务模式本质还是自行车出租。而这种自行车租赁服务模式，成都人早在近百年前就已经有了。谁是“共享单车”的鼻祖呢？
苏道璞带来第一辆自行车
成都的第一辆自行车是由英国青年苏道璞带来的。他于民国2年（1913年）从英国到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化学系主任、理科科长，以及大学副校长，履职时间共有17年。
在成都，他最爱的出行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这是他从英国带来的一辆黑色涂装的“三枪牌”自行车。苏道璞成都出行不坐轿子，靠的就是他的自行车，一次他与成都公谊会代表去三台县，一行人都乘坐长途轿子，但苏道璞却骑自行车往返300余里路。《成都掌故》的作者之一李英老先生，在《清末民初的成都市井风情》中说：“记得是民国12年（1923年），我在成都初见自行车，当时《川报》有文字介绍，‘西人有骑技，能以钢铁制两轮两角怪兽，人乘其上，行走如飞。’”果然，李英老先生当时所见自行车的时间，比苏道璞把他的三枪牌自行车带入成都的时间，整整晚了10年。
马运隆 成都第一家自行车经销店
其实，李英老先生所说的“民国12年初见自行车”，是指在那个时候，成都有了第一家卖自行车的经销商店，这家商店就是成都当时的著名商号“马运隆”五金洋货店。店铺坐落于青石桥街与下东大街的拐角处，专销从英国邓禄普公司直接引进的自行车。不几年，成都陆续又有五金店开始售卖自行车，分别有售美国、英国以及日本的“红手”“三枪”“菊花”等品牌自行车，其销售手段是各出奇招。最受经销商店推崇的就是现场骑车表演，大都是请来杂技演员，做自行车车技表演，引发市民围观，义务收徒，直接教授学骑自行车。那时的“马运隆”商店，可算是成都售卖自行车的第一商号。
何嘉谟 开设“洋马”出租车行
那么是谁在成都创办了第一家自行车出租车行呢？成都又是如何创新自行车租赁模式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成都“共享单车”的鼻祖。
民国12年（1923年），成都青年才俊何嘉谟放弃华西协合大学的学业，赴法国勤工俭学，于民国14年（1925年）学成回蓉，一心想实业报国。民国15年（1926年）底，他从上海批发了36辆德国飞马牌自行车，并经水运辗转带回成都，在少城支矶石街，开设一家专销德国飞马牌自行车商行。后因销售无力，故而创办了自行车出租的服务模式，极力降低市民接触自行车的门槛，唤起市民的新意识，逐步接受新型交通工具，能像上海等城市一样，在中产阶层和学生中流行骑驾自行车。
其实，何嘉谟当初是以成都华达汽车公司创始人的身份去上海，并不是专程采购自行车，而是为了成都华达汽车公司开办成都公共汽车线路，定向采购上海美商怡昌商行福特汽车的底盘总成。但他见当时上海街头已有自行车流行，骑车人大都是中产阶层和学生，便萌发此次到上海，借机也把自行车引入成都的念头。于是他便顺道采购一批德国飞马牌自行车，运回成都开设商行。何嘉谟这一临时之举，可算是一次去上海，给成都搬回了两个“车项目”。看似何嘉谟去上海买汽车却意外买回自行车之举是偶然的，但也是必然的。偶然是何嘉谟在上海街头有意外发现，必然则是他留法回国后，心头常揣有实业振兴成都的新思想。
何嘉谟在忙于成都华达汽车公司筹备公共汽车运营期间，同时忙碌着他的“洋马”商行开业。在成都，对当时鲜见的进口自行车都叫“洋马”，与之前的火柴叫“洋火”，肥皂叫“洋皂”如出一辙。但谁知当时成都的风气仍不开放，对这个新型交通工具的优越性也无认知，故而何嘉谟的“洋马商行”自行车并未受宠，自行车未售出一辆。但这也难不住何嘉谟，他索性把全部自行车开设成“洋马出租车行”。之后，何嘉谟心中深感安慰，成都的学生们对此很感兴趣，前来学骑自行车的人不断增多，令成都市民对自行车的认知效果甚好。但不出数月，租出的自行车因骑车人技术差，几乎被损坏，况且当时也无自行车的配件供给和维修，何嘉谟的“洋马出租车行”最后还是歇业了。
何嘉谟从未心疼他的自行车被损坏，反而让他高兴地看到成都的学生们对新型交通工具的接受和喜欢。何嘉谟开设的成都第一家“洋马”出租车行虽未成功，但它犹如一颗种子，坠落于成都的土地。
抗战时期 自行车租赁风靡一时
十余年后，成都的自行车专营车行多了，自行车的租赁业务也是风生水起。抗战时期，内迁成都的沿海企业和大学院校更是成为自行车租赁的消费人群，其中大学生们尤其喜欢租用自行车。这样风光起来的自行车租赁服务，何不是当年何嘉谟创办自行车租赁车行时的最大愿望。
笔者有幸收藏了几份成都民国时期的自行车租赁票据。从票据内容显示看，成都城区当时的自行车租赁业务较好，同时也传播到了成都周边区县，收藏的自行车租赁票据更有灌县（今都江堰市）等地的。民国37年（1948年）8月31日，成都长顺上街92号的治平工业社给都江电厂开出票据，“承租：自行车八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共租叁拾捌点零贰拾伍分，金圆壹元壹角陆分正。”此票据正面贴有中华民国印花税费三张。国民37年（1948年）8月5日，灌县公园内一家自行车租赁行打出收条：“都江电厂自行车租金贰日每日肆角柒分，共合金圆玖角肆分整。此据。收清。张庭金条”。读完这些自行车租赁票据，于是深信，何嘉谟当年在支矶石街投下的那颗自行车租赁模式的种子，确实在成都生根发芽了。
2014年3月，笔者发现了两张自行车租赁发票，一张是1958年10月9日由成都市东城区圣灯寺出租自行车合作商店开出的租车费0.24元；另一张则是遂宁县自行车修配合作社于1973年9月28日开出的发票，自行车租车费0.85元。两张发票开出时间相距15年，两个租车点的地理位置相距上百公里。2015年3月，笔者再次收藏到一份成都上世纪60年代的自行车出租和修理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证，该证由时任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张人均签发，证号为004008，企业名称为“肿东自行车租修合作店第一门市部”，签发时间是1962年8月24日。两次关于自行车租车票据和工商证件的发现，足以说明，在成都解放后，自行车的租赁业务仍在持续发酵。
其实，早在1957年，当时的成都市公安交通大队就把全市58个自行车出租店业主及807辆自行车纳入了交通安全管理，协助店主订立安全制度，定期检修车辆，规范自行车租赁安全手续等。其后数据显示，生产效率提高38%，事故率下降8.5%。可见，何嘉谟当初创建的“洋马出租”是多么具有生命力，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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