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孔子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季氏、孟氏、叔孙氏三家专权,驱逐昭公。此时,35岁的孔子从“十有五而志学”以来,已经学问通达,名声在外,且有志于政。孔子意识到留在鲁国已事不可为,于是前往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提出了在后世成为封建政治生活秩序的著名准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话深得景公君心。然而,也许是晏婴的阻挡,也许是孔子的总体政治观点并不实用,景公最终没有任用孔子。大约两年后,孔子怏怏返鲁。
当然,孔子在齐国并非一点都没有收获。作为一个造诣深厚的音乐人士,闲暇之余,孔子与齐国音乐界相处得如鱼得水,他与齐国执掌礼乐教化的太师们一起鉴赏点评美妙的音乐,互相切磋观点,他特别对相传是虞舜时流传下来的古乐《韶》心驰神往。对此,《论语·述而》有生动的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音乐的魅力太大,竟让孔子长时间陶醉其中而尝不出肉的滋味,对音乐的喜爱竟使孔子忘掉了口腹之欲、物质享受。这里既说明《韶》乐之美,也表明孔子音乐修养之高、鉴赏力之强。
在一般人心目中,《论语》是一部人生大书、道德全书,孔子是一个板着面孔的教育者、说教者,反复告诫人们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细读《论语》,我们发现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孔子,一个浑身具有文艺细胞、充满文艺范儿、也可以说是文艺大师的孔子。
◎王晓阳(绵阳)
一
音乐是孔子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先看两则《论语·述而》篇中的记载。
其一:“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不仅是一个音乐鉴赏家,而且还是一个歌唱家,他经常与同好们一起唱歌,如果有谁唱得好,他会当场学习,请这位高手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唱。显然,孔子与后世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的区别很大,后者往往一心学道、习理,无暇他务,常常过于拘谨、刻板、正经,失去很多人情和人生趣味。
其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音乐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为孔子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离的一部分。从《论语》这则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每天都是要习唱歌曲的,只有在参加别人丧事的那天,限于礼仪,他才不唱歌,因为他是一个坚守礼节的人。
孔子常常与鲁国的专业人士讨论乐曲的问题。《论语·八佾》第23章记载了孔子与鲁国乐官讨论音乐的情形:“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孔子生动地描述了一曲音乐从开始到高潮到结束的过程。他说,开始演奏时,金鼓齐鸣,让人振奋热烈;展开以后,各种乐器合奏,和谐纯静;继续下去,音节分明,连续不断,从而完成一套乐曲。只有既懂乐音、又懂乐理的高人,才能把一首乐曲的起承转合描述得如此生动、如此准确。
即使在恶劣环境下,孔子也没有放弃对音乐的挚爱。据《论语·卫灵公》第2章记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鲁哀公三年(前492年),60岁的孔子仍然在卫、宋、郑、陈、蔡等国之间颠沛流离,寻机问政。在从陈国前往蔡国途中,孔子一行被围困在陈国的一片旷野之中,最后断粮断炊。随从的学生们饿病了,站都站不起来。然而,孔子仍然与大家一起奏乐唱歌,鼓舞士气。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讲诵弦歌不衰。”一向直爽鲁莽的学生子路很不高兴,质问孔子:“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忍受着;小人一遇穷困就无所不为了。”信仰与音乐的力量支撑着孔子任何时候都坚守君子之道。
面对礼坏乐崩的时代环境,孔子的追求和理想是孤独的,他常常无话可说,即使有话也无人听,音乐往往成为他袒露心声、疗治心伤的最佳渠道,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据《论语·宪问》第39章记载:“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
卫国是孔子停留时间最长、寄希望最大的国家,为了接近卫灵公,孔子不惜冒着被学生指责的道德风险去见卫灵公名声不好的妃子南子。即是如此,孔子还是没有得到重用,无处可诉之际,他只好击磬(一种乐器)以自解。恰好被一位背扛草筐、从旁经过的隐士听见,这位隐者说,这个击磬的人有心思啊!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68岁的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结束了14年游历不定的生活。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治国理政之道失败后,没有像他说过的“乘桴浮于海”,也没有“居九夷”,而是回到鲁国,一心从事教育,同时开始“删《诗》《书》、正《礼》《乐》”等工作。他在《论语·子罕》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晚年的孔子让过去比较混乱的《雅》《颂》等诗歌、音乐各归其适当的位置,延续了周公的事业,维护了传统的礼制。显然,如果没有高深的艺术造诣,要完成对音乐的整理、订正是不可能的。
二
孔子不仅是一个高超的艺术家,还是一个具有卓越见识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他提出的许多文艺观点,同他的人生修养、治国理政观点一样影响深远。
他在《论语·阳货》中提出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希望年轻人都要学习诗,因为学诗可以启发思维,可以观察天地万物,可以融入群体,可以讽谏时政。学习诗近可以用来事奉父母,远可以事奉君主;还可以多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
孔子提出,诗具体有四大作用:兴、观、群、怨。“兴”,孔安国《论语训解》注为“引譬连类”。“观”,郑玄《论语注》注为“观风俗之盛衰”。“群”孔安国《论语训解》注为“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国《论语训解》注为“怨刺上政”。具体地讲,“兴”是指艺术的联想作用,通过比喻的表现方法来使人产生联想,引发发自内心的真诚感情;“观”指艺术体察民情的作用,诗歌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能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群”指艺术凝聚人心的作用,诗歌可以使人互相交流感情,找到共鸣,加强团结;“怨”指艺术的讽谏作用,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文艺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精华所在,除了谈到诗歌的认识功用之外,还接触到了诗歌的抒情性、感染力等一系列本质特征。这段话的归旨虽在“事父”“事君”的社会政治作用,但孔子能把“兴”放在首位,表明他能从文艺本质特征出发,敏锐地认识文艺作品的感发作用,深刻地注意到文艺的社会作用只能通过美感的心理活动来实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的诗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可以兴”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可以从诗中学到“兴”的方法。在三百篇《诗经》中,有大量被后人称为“比兴”的手法,就是从生活中的某一事物“引譬连类”“感发志意”,从而引发出某一生活哲理或思想感情。如《周南·关雎》的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由鸟的和鸣联想到人的求偶;《齐风·南山》第四章:“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即由劈柴需用斧子联想到娶妻需要媒人,等等。通过对这些“比兴”的学习,举一反三,可以使人们善于从寻常的事物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孔子认为,诗和乐对一个人的成长完善非常重要。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是说,一个人要靠学习《诗经》启发上进之心,要靠学习礼仪立足社会,要靠学习音乐完善人格。
这里孔子提出了他从事教育的三方面内容:诗、礼、乐,也是一个人人格形成的过程。诗、礼、乐三者的作用是不同的。诗启迪性情,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上人性之道;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立足社会;乐则使人格最终得到完成。孔子认为,最能打动人心、最能改变人性的莫过于音乐,所以,以音乐教育为最高层次。
三
孔子在《论语》中还通过评论诗歌、舞蹈表达了很多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芒的文艺观点。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指真诚无假。孔子强调,《诗经》三百篇的最大特点就是“真诚无假”。
《诗经》内容丰富,其中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内容。孔子对《诗经》有深入的研究,他用“思无邪”来概括《诗经》的主题思想,重点在指称其中内容,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露,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的意思。
孔子主张诗歌应该抒发真情实感,不能虚情假意,无病呻吟。后来许多写诗的人恐怕不知道孔子的这个要求,也没有认真读过《诗经》,所以他们笔下的诗真情流露的少,矫揉造作的多,强说爱与愁的多。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论了古代的《韶》乐和《武》乐,提出著名的“尽善尽美”观点,原文是:“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相传是古代歌颂虞舜的一种乐舞,《武》,相传是歌颂周武王的一种乐舞。美,指乐曲的音调、舞蹈的形式而言。善,指乐舞的思想内容而言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讲到《韶》这一乐舞时说:“形式美极了,内容好极了。”谈到《武》这一乐舞时说:“形式美极了,但内容还不够好。”
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谈的是对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内容与形式。他既重视艺术形式的美,更重视艺术内容的善,这二者的关系在实际中很难处理好,往往不是为了内容损伤了形式,就是为了形式而损伤了内容,过分注重内容则失之枯燥,过分注重形式则失之空泛,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艺术作品少之又少。“五四”时期的各种文艺派别对此曾有过激烈的讨论甚至争论。
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他认为音乐不仅仅是怡情娱性,还能反映出一个社会、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风气和政治兴衰。他赞扬《韶》乐尽善尽美,认为《武》乐未尽善。孔子没有说明理由,三国时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孔注曰:“《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伐取天下,故未尽善。”意思就是,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而来,是德取天下,所以“尽善”。而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讨伐商纣王而来,靠的是武力,虽是正义之战,但毕竟有“杀伐之声”,所以“未尽善”。
从这里看出,音乐的作用很大很广。所以,现在许多国家有国歌,军队有军歌,学校有校歌,企业有企业之歌。其目的都是一样,用音乐凝聚人心,用音乐展示精神,用音乐体现追求。
关于《韶》《武》的乐舞形式,具体内容是如何美、如何善的,我们且不论,重要的是,这段话里提出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也是伦理命题:美与善的关系问题。孔子更重善,认为善就是美,以善为美。这样的观点在《论语》中比比皆是,比如:“里仁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颜渊》);“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等等。这些地方的美就是仁义道德,就是善。
如果内容不善甚至恶,孔子是坚决反对的。他说:“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思是,人如果不仁,音乐就对他毫无意义。对于不仁的音乐,如“郑声”,孔子就深恶痛绝。他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郑声”之所以可恶,就是因为它奢侈淫靡,败坏道德风化。因此,孔子主张要“放”,就是禁止。在孔子看来,美与善相比,善更为根本。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不可或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互相统一,才是最为完美的。
(本文内容综合自作者新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的《论语读记》,发表时因篇幅所限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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