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孤 必有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德，《大学》开篇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弘扬彰显光明正大的德。德也是《论语》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对德也有诸多论述，从中体现出孔子对德的理解及德在为政、为人、为学中的重要地位。
◎王晓阳（绵阳）
一
按《说文解字》，德，从彳（chì），惪（dé）声。其本义是攀登、升高，后来引申为德政、品德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覆盖政德、公德、私德多个方面。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提出：“德不孤，必有邻。”
意思是，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立的，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与他亲近。但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有德的好人往往被孤立，成了没有“邻”，因为无德者太多了。所以，“必有邻”的前提是社会崇尚公德，人人讲私德，有德者居多，是主流。如果，有德者是少数，社会摒弃了道德，有德者当然就“孤”了。所以，必须人人修明私德，崇尚公德，达到梁启超所言“由个体人格之独立，进于‘合群之德’”。
修不修德、有没有德是孔子一生之忧。他在《论语·述而》中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这里孔子提出了四种担心、忧虑：品德不修，学问不讲，好的不从，坏的不改。孔子强调，品德靠修养，学问靠钻研，也就是说，他所推崇的东西是可以靠自己努力达到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同时，他提出，躬身实践、改正缺点的重要性。这说明孔子的人生观也是很具体的，都表现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如何修德、提高道德水平？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回答学生子张问什么是“崇德辨惑”时说：
“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以忠信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义，这就可以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了。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起来就恨不得他立刻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这里孔子谈的主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他希望人们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为人处事，这样就可以提高道德修养。同时，正义感也不要发展到偏激，那样就会不理智，就会迷惑。就像爱与恨的感情一样，爱憎强烈，就会偏激走极端，就会陷于迷惑之中，也不符合孔子一贯主张的中庸思想。
同样在《论语·颜渊》中，孔子学生樊迟也向孔子请教“崇德、修慝、辨惑”的问题，但孔子的答案却不同，再次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解答的教学特点。他说：
“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先事后得”指先致力于做事，把得放在后面。全句意思是，先努力做事，然后才考虑收获，不就是崇尚品德了吗？批判指责自己的缺点，不要去批判指责别人的缺点，不就是去除恶念了吗？由于一时气愤，就忘记了自身的安危，甚至连累到自己的父母亲人，不就是迷惑吗？
孔子是在借回答樊迟的问题谈个人的道德修养。樊迟提了三个问题，即如何提高道德修养、去除恶念、辨别迷惑。孔子认为，要提高道德修养水平，首先在于踏踏实实地做事，然后才考虑是否有收获，如果这样就达到了《雍也》篇中所说的“仁”的境界：“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去除恶念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多反省自己，不要过多地去指责别人；辨别迷惑就是要做好情绪管理，要克服感情冲动、随便发脾气的毛病，如果一味愤怒冲动，就会失去理性，做危害他人和有害社会的事情，不但影响自身安危，可能父母也要受到连累。
孔子对自身的德是很有自信的。他在《论语·述而》中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公元前492年，孔子从卫国去陈国途中经过宋国。宋国司马桓魋听说以后，带兵前往，想要加害孔子。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的仪式，桓魋砍倒大树，要杀孔子，孔子在学生保护下连忙离开了宋国，在离开途中，他说了这句打气的话。他认为，自己是有仁德的人，而且是上天把仁德赋予了他，所以桓魋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桓魋为什么要去为难孔子？《孔子家语》中有一则记载可以帮助说明这个问题。孔子在宋国的时候，听说桓魋生前就在为自己打造石头棺椁，做了三年都没有完工，做到工匠都累病了的地步。孔子就批评说：这样做太奢华了，人死了尸体很快就会腐烂，何必浪费在做棺椁这件事上。桓魋可能因此对孔子怀恨在心，想要报复。
“天生德于予”显示出孔子坚强的自信力，有一种大无畏的大丈夫气概。孔子的德有别于一般人的德，它是一种文化大德，一种使命担当。正是这种使命担当，成为他度过次次险境的精神力量。《论语·子罕》记载，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列国路过匡地时，被当地人围困，孔子无所畏惧地说出了类似的话：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认为自己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肩负上天赋予的使命，一般人是杀他不得的。
但是，无德者不能有如此自信，如有则是盲目的。以儒家正统自称的新朝皇帝王莽面对包围他的汉兵也直接套用这句话壮胆，他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但他说的显然无效，上天并没有赋德于他，当然也就不会保佑他，汉兵把他杀了。
二
德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孔子把教学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在《论语·先进》中分别列举了这四科的代表: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德行”是指个人修养，主要内容是讲究孝弟、安贫乐道、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等。“言语”是指口才和外交等才能。“政事”是指治国管理才能。“文学”不是现代意思上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而是指文献知识、典籍。孔子以德行为首要，文学排在最后。后来，以审视人物为主的《世说新语》在安排内容时也把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列于卷首。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里列举了其中十个，也就是许多书上讲的“四科十哲”“孔门十哲”，当然，孔子弟子中出色的不止这十位。他们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
在《论语·述而》中也讲了孔子教学的内容，但与上述又有不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文献、古籍、技艺等。“行”指德行，也指社会实践。“忠”指忠诚。“信”指诚信。这四项内容是有层次的，由浅入深。学习古籍、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但仅有书本知识还不够，还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孔子带领他的学生周游列国，一方面是为了向各国统治者进行游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此外，有了书本知识和实践活动仍不够，还要养成忠、信的德行，即对待别人的忠心和与人交际的诚信。我们可以把“文、行、忠、信”概括成两个方面，即道德修养和知识培养，四教中“行、忠、信”属于德，占四分之三，“文”属于知识，只占四分之一，说明孔子的教学把德育放在首位，把智育放在次要位置。
在《论语·述而》的其他章节中，孔子对他的教学大纲又作了另外的表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是，孔子教学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藉，悠游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这里说明，孔子培养学生，就是以仁、德为纲领，以六艺为基本，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最后一句“游于艺”的“游”字很有意思，前三种“道”“德”“仁”都是说的严肃的事情，要“志”，要“据”，要“依”，说到“艺”时，却是要“游”。“游”，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为“玩物适情之谓”，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注为“游憩”，也就是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有如鱼之在水，十分自由愉快。同时，也说明孔门的学习并不是枯燥乏味的。可惜，后来关于“艺”的教育就越来越少了，大家看不起“艺”，科举考试也没有这些内容了，就是不少喜欢学习的人也只是一门心思只读书，不懂“艺”，不知美，不会美，不欣赏美。
三
在《论语》中孔子还讲了德与言、德与怨的关系。
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说：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意思是，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名言，有名言的人不一定有道德。有仁德的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这里解释的是言论与道德、勇敢与仁德之间的关系。孔子认为，“德”比“言”重要，“仁”在“勇”的前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提出的“三不朽”也是立德为先，立功其次，立言居后。
孔子认为，有道德的人说的话都是出自内心的心得体会，出自多年的心性修养和德行锤炼，所以他们说的很多话对一般人都是有用的名言。而不少滔滔雄辩、好为大言者，不注意德行修养，徒逞口舌之快，这样的人目的是讨好大众，尽管口才很好，甚至可能也有不少金句，但不一定有德行。
有德就有怨，德与怨到底如何相处？老子提出“报怨以德”，佛教提倡“舍身饲虎”，基督要求“爱敌如友”“右脸被打，送上左脸”。在《论语·宪问》中，孔子也对此进行了讨论，针对“以德报怨”的意见，孔子既反对怨怨相报，也反对以德报怨，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用正直公平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以直报怨”是儒家一个重要思想，其意思是，虽然与他人有私怨，但以公平之道报之，不因为有怨而更恨他，也不因为有怨反而对他更好，这就是直道。以怨报怨固然不好，成了冤冤相报，怨恨难消；以德报怨也不好，如果以德报怨，那又拿什么去报德呢？总不可能以怨报德吧，而且这种报属于迁就屈从，不讲原则，反而容易助长错误。如果以德报怨、以德报德，那别人的怨与德于我就没有区别了。钱穆也反对以德报怨，认为，“此非大伪，即是至忍”，不是太虚伪，就是太坚韧。
在《论语》中，孔子还讲了几种败坏德的因素。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
“巧言乱德。”
意思是，花言巧语败坏人的道德。“巧言”一直为孔子所反对，在《论语·学而》中，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有仁德。
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
孔子所说的“乡愿”，是指那些唯唯诺诺、含含糊糊、左右逢源、不讲原则、没有是非观念的好好先生。这种人往往貌似忠厚，名誉好，人缘好，但就是没有原则，是假君子、伪君子、真小人。如果人人都成了“乡愿”，没有是非对错之分，没有善恶之分，恶的习惯、恶的势力就会不断累积增长，人类就很危险。所以，孔子把“乡愿”称为于残害德的贼寇。
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还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道听途说”指的是没有根据的话，说的人没有根据，听了然后到处乱说的人就更不可能有根据。以讹传讹，谁都不负责。这样的传言往往会造成可怕的影响，甚至给团体和个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孔子认为，道听途说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是“德之弃”，是背弃道德。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仅是道听途说，而且四处打听别人的隐私，然后到处传说，以此为乐，实为卑鄙小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过剩，谣言满天飞，更应防止道听途说。
德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覆盖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一般人来说，言行要全面符合德也是很难的，但一定要守住大德。在《论语·子张》中，孔子学生子夏说：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意思是，在大节上不能违背原则，在小节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这里提出了大节、小节的问题，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他应当坚守大义，而细枝末节不必拘泥。
子夏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可行的，但后世有的儒家学者却持不同意见，认为小节也不能亏。清代大儒李颙的《四书反身录》认为，“大德固不可逾闲，小德亦岂可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细行不谨，终累大德。”实际上，李颙的说法很难做到，大节小节都做好，固然很好，但完全做到却几乎不可能。把一个几乎不能做到或者很少有人做到的作为一个标准，实际上没有多大价值，既然做不到，立一个标准在那里，只有作伪。
（本文观点参照作者新著《论语读记》，发表时因篇幅所限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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