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以为质
与“仁、礼、君子”等相比，“义”在《论语》中出现不算多，只有24次。但“义”的重要性却不可否认，甚至不亚于“仁、礼、君子”，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是个人道德修身的价值取向。我们常说“义无反顾”“舍身就义”“义不容辞”“礼义廉耻”，等等。有人把“义”看作德之首，如果说一个人不讲义气、不仁义，就是在私德上有重大问题，就会为人不耻。“义”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核心价值观。
◎王晓阳（绵阳）
一
什么是“义”？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直接解释，我们先看《说文解字》的解释。“义”，繁体写作“義”，从羊从我。羊是祭品，我是武器，本义为军队威武的出征仪式，引申为公正合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义之本训为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从羊者，与善、美同意。”也就是说，“义”在字源上与善、美同意，逐渐演进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准则，即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
但到底什么是公正合宜，公正合宜以什么为标准，却又比较模糊。不像儒家其他伦理道德范畴“仁、礼、智、信”等那么具有相对明确而具体的内容，比如，仁是爱人，礼是礼仪、规矩，智是知识、智慧，信是言而有信、信守承诺。
在《论语》中，孔子常常把“义”与君子联系起来，认为“义”是君子人格的标志，是君子的本质规定。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提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在这里，孔子讲了君子的四个标准：“义、礼、孙、信”，意思是，君子以义作为本质，按礼的规定行事，用谦逊的态度说话，用诚信取得成功。其中，“义”是根本，其他“礼、孙、信”三个方面是手段。这说明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优秀道德品质的集合体，其中义是首要的、本质的，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然后是态度，非常谦逊，不自满，不骄傲；最后是诚信，对人对事，处之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他人。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将“义”置于君子为人非常重要的位置，提出“君子义以为上”。
“义”是一个人特别是君子行为处事的标准。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按朱熹的解释：“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也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东西，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即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对待天下事物，而是看其是否正当合理，如果正当合理就顺从，就去做，如果不正当合理，就反对，就不去做。
在孔子看来，“义”还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如果说君子是孔子崇尚的人格，那么，小人则是孔子反对的人格。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意思是，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相处的，亲近他们，就会没大没小，就会无礼，疏远他们，就会报怨。这段话一直有争论，也受到现代很多人的批判，认为孔子有轻视妇女和基层民众的思想。
二
在《论语》中，孔子还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义”与“利”“义”与“勇”等关系的问题。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是《论语》中比较费解的章节。其中的关键是对“君子”与“小人”、“义”与“利”的理解。经过宋明理学后，在某些学者心中，“君子”与“小人”“义”与“利”成为一对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观念，道德高尚的是“君子”，道德低下的是“小人”，“利”是人欲，必须“灭”掉，才能保存天理(礼义)。
但在孔子时代或者在他之后较长的时期，“君子”与“小人”并没有那么对立，有时是指人的位置的不同，“君子”指国君和官吏，“小人”指普通老百姓。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孔子这句话：因为“君子”知道“义”，面对利益时知道该不该取，以“义”为标准决定取舍；而“小人”可能不知道“义”，只懂得利益。
“君子”“小人”在这里并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小人”们地位低下，条件较差，常常迫于生计，取利也无可厚非，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去讲“义”吧。《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清代学者焦循在《雕菰楼集》讲：“儒者知义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后可义，君子以利天下为义。”也就是说，儒者知义而不谈利，这只可以对自己要求，不可能要求天下普通人也这么做。普通人只有满足了利才可能知义，君子以天下作为大义。
在孔子那里，“义”与“利”也不是那么对立的，他虽然“罕言”利，但并不讳言利，只是反对见利忘义。南宋永嘉学派叶适等人提出“义利并举”，是对宋儒程朱学派的纠正，实在是难能可贵，正是这一脉思想，影响并产生了二十世纪后叶的“温州模式”。
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在回答子路提问“君子尚勇乎？”时讲到“义”与“勇”的关系。孔子说：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孔子认为，君子以义作为最高尚的品德，如果君子只是有勇而无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只是有勇而无义就会偷盗。
由此可以看出，“勇”不是乱为，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是简单的不怕死，而是一种战胜自己、克服私心的勇气。同时，“勇”的前提还必须符合“仁、义、礼、智”，才算是真正的“勇”，否则就是“乱”。就像我们现在一些官员，“不作为”固然值得批评，但“乱作为”也要制止，“乱作为”有时候比“不作为”后果更严重。“作为”必须符合发展实际，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人民利益，不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为了自己的政绩。
孔子对单纯的“勇”是不赞成的，所以最爱表现“勇”的学生子路经常受到他的批评。孔子在这里，把“勇”“义”联系起来看，必须以“义”为标准，在《论语》其他地方，他还把“勇”与“礼”“学”联系起来，“勇”还要受“礼”“学”的限制，在《泰伯》中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在《阳货》中孔子说“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恶勇而无礼者”。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提出：
“见义不为，无勇也。”
意思是，见到应该做的正义事情，却不做，就是怯懦。“义”和“勇”都是儒家有关塑造高尚人格的规范。符合于仁、礼要求的，就是义。“勇”，就是果敢、勇敢。但是，“勇”的前提必须符合“仁、义、礼、智”，才算是真正的“勇”，否则就是“乱”。“见义不为”是从否定的角度在说，从肯定的角度上说，就是“见义勇为”，这也是后世的一个常用成语，意思是，只要符合“义”的事情，就要勇敢去做，也就是常说的“义无反顾”。
三
“义”也是处理君与臣、君与民关系的准则。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官从政大概是君子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学而优则仕”，孔子鼓励君子为官从政，承担社会责任，努力为大众服务。同时，孔子认为，入仕为官必须遵循义的原则，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提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据《论语·微子》记载，孔子说这个话是在周游列国、四处碰壁的时期。落单的子路遇到一个老人（实际上是隐士），老人指责孔子师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认为，世道混浊，不应该入世做官，应该像他们一样避世做隐士。孔子让子路回去对老人的儿子转述他的话：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意思是，不做官是不义的。长幼间的关系既然不能废弃，君臣间的关系又怎么能废弃呢？想要自身清白，隐居避世，却破坏了根本的君臣伦理关系。君子做官，只是为了实行道义。至于道义行不通，早就知道了。
孔子虽然尊敬这些洁身自好的隐者，但他认为，隐居山林是不对的，抛弃了君臣之伦。自己虽然知其不可为，但仍要坚持为之，坚守君臣之义，不计较成败得失。从这点上讲，孔子的境界要比隐者高，如果天下人都去做隐者，国家社会那些事情谁去做？天下糜烂，需要有识者有志者去收拾，儒家的可贵精神就在这里。康有为在《论语注》中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他说，君子之所以坚持努力奔走，因为有不忍之心，行救民之义，正如亲戚有病，虽然知道治不好了，但仍然奔走求医求药努力救治。从康有为举的例子可以得出结论：既然，父母生病，作为子女不可以不管，国家社会有病，君子又焉能置身事外？
在《论语·先进》中，鲁国季子然与孔子讨论子路、冉求是否算是“大臣”，孔子说：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孔子提出，所谓大臣，是以道义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宁肯辞职不干。他虽然认为子路、冉求还不算大臣，只能算是有才干的“具臣”（办事大臣），但他还是肯定了子路、冉求有做臣子的大义，有自己的底线，即绝不会同意杀父亲、杀君主的事，不会赞同犯上作乱。而那些不守君臣之义的奸臣、佞臣只知道阿谀奉承，没有任何道德原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四
“义”不只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
孔子自己也是躬身实践，坚持守义。他在《论语·述而》中说：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不是不追求富贵，只是不追求通过“不义”也即不正当手段而得到的富贵，认为那种富贵正如天上的浮云一般，不实在，不长久。在用不正当手段追求富贵与贫穷之间，他选择后者，所以才能安贫乐道，才能在吃粗粮、喝冷水的穷困环境中安然处之，自得其乐。
行“义”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在富贵与“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义。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的君子，一生在意的是对高尚的“道”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只要感悟了道，人生就了无遗憾，是故“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当然，不是说吃粗粮、喝冷水、以胳膊当枕头本身就是快乐，而是内心自有快乐的来源。正因为有精神追求的快乐，所以，物质条件的欠缺就不以为意了。如果物质追求就是目的，在这种条件下肯定是没有快乐的。孔子的“乐”早就在《论语》开篇《学而》中就说了：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成为后世不少清正廉洁之士的座右铭。但有时候往往也成为一个书法作品摆设在客厅、书房里，真正实践的并不多。反之，追求名利者如过江之鲫，真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孔子的这句名言成为一些人的遮羞布、障眼法。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慨叹“未见好仁者”，反问“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同样，能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孔子也“未见其人也”。说明“义”和“仁”“礼”等道德标准一样，真正躬身践行者并不多。唯其如此，孔子才大力提倡、呼吁。
在君子中，“义”虽不显，但后来似乎有些下移，江湖上、社会上倒是大兴起“义”来，成为江湖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讲义气的人被人佩服、敬仰，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义薄云天”的人往往为人称道，比如三国时代的关羽，就是“义”的化身。然而，缺乏君子等社会精英阶层的实践、示范，“义”的品格逐渐低下，国家之大义淡出，有时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小圈子规则、只图恩怨情仇的盲目狭窄之小“义”，甚至与国家法律、社会公德相冲突，这就大失“义”之原旨了。
（本文内容综合自作者新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的《论语读记》，发表时因篇幅所限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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