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李霞 从散文集《彼岸霞影》说起
□王晓阳（绵阳）
很多年前，就知道李霞在行走四方了，每每碰到她回来，在简单问候之余，常常顺口说一句：“把这些写下来很有意思。”李霞也顺口答应一声“要得”。不曾想这本书说出来就出来了，摆在我们面前了。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霞是不是读了万卷书，我不敢断定，但她行了万里路，是肯定的了。这本厚重的《彼岸霞影》就是明证。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她告诉我们，10年她走了四大洲、40多个国家，行程30万公里。
由此，说李霞是一个“行者”是有充足理由的了。记得《水浒传》里有个好汉叫武松，外号称“行者”。但，武松的行走区域和里程显然是无法与李霞相比的了。行走的目的自然也是大大的不同。武松的行走一方面可能是行侠仗义，之所以说“可能”，他也有滥杀无辜的时候；另一方面武松更多是在讨生活、在逃难。李霞的行走显然不同，她是在经历，在观察，在思考，是在领悟自然人文风情，是在参悟人生大道。她的行走，是对记者生涯的延伸，是对人生道路的加长，是超越时空的飞翔，是诗与远方的结合。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行走。旅游达人们都知道，行走并不都是愉快的事情，它辛苦，它累人，有时还可能遇到危险。据李霞私下讲，她在行走中确实也有几次面临生与死的险境，所幸吉人天相。所以，有句俗话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
但是，我以为，有两类人必须要行走。一类是记者。因为只有在行走中才能发现新闻，过去称部分记者为“打街记者”，意思就是记者要在街上走，在街上看，在街上听，在街上寻找新闻。同时，新闻发生了，哪个地方出车祸了，哪个地方发生火灾了，记者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再厉害的大牌记者也不可能从头到尾都坐在家中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中外古今著名记者无不是行走出来的。比如范长江，1935年5月，他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途经四川，达到甘肃、青海、山西、内蒙等地采访，历时10个月，沿途写下许多著名的通讯，后来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成为新闻经典。又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1936年6月，他到陕甘宁边区访问，采访了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写出了新闻名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第二类必须行走的就是作家。在中国古代就有行走的传统，比如唐代有一个诗人群体叫“边塞诗人”，著名的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王翰等人。他们除了在家里读万卷书外，还常常行万里路，行走到路途遥远、条件艰苦甚至非常危险的边关、军旅中去，去体验英勇悲壮的军旅生活和雄奇壮丽的边疆自然风光，写出了大量慷慨悲壮、磅礴浪漫的边塞诗。比如，王昌龄写出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王之涣写出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王翰写出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我想，如果他们只是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是不可能写出这样诗句的。可能只能写出南唐词人们写的《花间词》，只能描写奢华却颓废的宫廷生活，只能抒发真实却小众的个人愁绪。
就连王维那么一个讲究空灵、喜欢坐禅参佛的诗人（号称“诗佛”），平时大多写的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类的诗句，一旦行走了边关，行走到了塞上，就写出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那样壮美诗句。《红楼梦》中的丫鬟香菱学诗时还与林黛玉讨论此句的优劣。
如果一个人具备这两种经历，再加上异于常人的见识、笔力与勤奋，就可能产生伟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不少人就是先当记者后成为大作家，或者又是著名记者又是著名作家。比如美国的海明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不顾父母反对，到欧洲当战地记者，写出了《永别了，武器》《太阳照样升起》等名作，他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先获得的是美国新闻奖——普利策奖，第二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就是写出《百年孤独》《零乱时期的爱情》等名作的那位大神，先后当过多家报刊记者，而且成名后终身热爱尊重新闻职业，认为记者生涯对他成为作家非常有帮助。比如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更是长期当记者，她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等代表作大多就是纪实作品，具备新闻作品的诸多特点。
李霞既是一个记者，又是一个行者，《彼岸霞影》就是记者和行者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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