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需社会共治□余志勇（北川）
被称为“最严控烟令”的《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1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该办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及部分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全面禁烟。（11月3日新华网）
提及“最严”二字，在民众的思绪中应该并不陌生，什么史上最严交通法规、史上最严新环保法、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史上最严新广告法、最严“限宴令”等等如是。或许，该办法之所以被称为“最严”，是因该办法与此前一些地方已经出台的相关规定相比，除了对吸烟当事人施以处罚外，还对相关场所一方管理者规定了劝阻义务，并对违反者给予更重处罚。的确，“严”在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赞！但能否以行动来实现美好的愿景，如何落到实处，才是其看点所在。
钱能解决的问题，未必是大问题。规定提出，对控制吸烟场所经营者、管理者未履行规定义务的，由控制吸烟监督管理部门对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实则，这一“严”字有“末端”效应之感。笔者不妨大胆一猜，单靠对经营者、管理者严格，是否就真能凸显管控之效，监管者能否管得过来，如果没有像党员干部、教师、医生等有着较大示范效应的群体带头禁烟，这个厉行罚款，恐怕也非“最严控烟令”这个“严”字的本意所在。
“己不正，焉能正人。”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不得在禁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在其他有禁烟标志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要把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公共办公场所禁止吸烟。诚然，在控烟令实施后，领导干部在办公场所的吸烟问题得到了一定抑制，但在一些地方，通知基本上还是一个倡导性的东西，在检查、监督方面缺少配套细则，加上很多领导干部的吸烟习惯，一定程度上也限制或阻碍了无烟法规的落实。
守法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的确，如果有人抽烟没人管，慢慢的，法规的权威性、神圣性就没有了。为此，控烟需要依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体系，同时注重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既可以利用逐渐普及的监控系统倒追责任，加大处罚力度；鼓励、奖励社会对控烟的积极参与；在处理举报上做到“有呼有应”，进而共同营造出良好的治理氛围。同时，不妨将“控烟”作为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和升职的考量指标，制定配套细则，完善相关处罚措施，让“禁烟”标识不再虚置，让公共场所“禁烟”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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